里却是最好的父母。其实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好和坏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都变得模糊了，容易混淆善良人们的判断力。
王学英常说：“我太爱儿子了，我希望别人有的他也能有，他能够过得更好！”在王学英的眼中，儿子毕波一直都是她的骄傲。“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而且有着极高的天赋，学习成绩也很好。能够出国深造，一直都是他最大的梦想。”如同每一位母亲一样，王学英眼中的儿子是天下最棒的。王学英希望儿子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钱的支持。
毕玉玺也特别溺爱他的儿子，每次提起儿子都一口一个“大波”，对儿子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不管合理不合理。毕玉玺捞来的银子除了部分用于个人享受和博得情人高兴外，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毕玉玺曾供述说，为了保证儿子在国外生活舒适，将来的日子也衣食无忧，在他心理失衡之际，就产生了趁机捞一把的想法。
由于心里深深地“爱”着儿子，毕玉玺和王学英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一次，某建筑公司的老板张桂军和毕玉玺吃饭时，听说毕玉玺儿子毕波要出国，于是张桂军就从他的存折上提出5万美金，送到毕玉玺的宿舍，毕玉玺在半推半就中接受了。
毕波出国后，2003年8月，张桂军和毕玉玺夫妇吃饭，王学英又夸自己的儿子很聪明，现在英国留学。众人自然跟着附和赞赏一番，王学英却叹了一口气，开始哭穷：“你们在国内，不知道在外面有多苦啊。我儿子从小在我身边，我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掉了，家务活从来没让他做过。现在出去了，在国外需要花钱的地方比在中国多，我儿子还要自己做饭。想起来都觉得心酸，是我们这些当爹妈的没出息，不能让他享福啊。”一番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
张桂军回单位后就与公司副经理商议，决定趁这个机会以资助毕波留学为名再次送钱给毕玉玺。第二天，张桂军把自己的存折，还有密码、他的身份证一并送给王学英，里面存有18万美金，王学英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但是后来不久王学英又把钱退了回来，原来毕玉玺觉得数额太大害怕出风险，让王学英退还给张桂军。但张桂军并没放弃，又向里面存了5万美金，再次送了过去，这次王学英没有再退回，之后又一次性地转到了儿子的账上。
当然，张桂军“仗义”的行为随后被王学英告知了毕玉玺，张桂军慷慨大方，并且以送存折的方式让“老毕”很放心，就这样张桂军从“老毕”手里赢得了6个工程标。
从此，心存着对儿子的“爱”，王学英在丈夫毕玉玺这把大伞的荫凉下，开始为所欲为地四处“掠财”。王学英经常会故意在公开场合表示，儿子毕波留学费用高昂，暗示他人送钱，而有求于毕玉玺的人自然心领神会。
毕玉玺则将他人孝敬的赃款通过美国花旗银行，由行贿人汇入毕波在英国开设的账户，毕波需要钱随时都可以提取。比如，一些行贿人在得知机场高速路需要建加油站等附属设施时，都想尽办法来承接这些项目。每次拿到好处费后，毕玉玺都会让副总代替自己出面签订合作协议。2000年，毕玉玺将他所在的首发公司有权购买的“路桥建设”原始股中的200万股转给某投资管理公司的余某。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毕玉玺分3次收受余某给予的17万美元。该赃款由毕玉玺委托港商苏某存入香港花旗银行其个人账户中，后汇至毕波在英国伦敦的学生账户中。
第二章 谁搞垮了毕玉玺（3）
2004年4月间，毕波明知其存入汇丰银行借记卡中的美元30万元属于某公司代理人为谋取利益而给父亲的贿赂，当时毕玉玺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毕波却在毕玉玺的授意下，将存有该款的汇丰银行借记卡转移至该公司处保存。案发后，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毕波通过电子网络将该笔赃款划入侦查机关指定的账户，上缴国库。
双双入狱，毕玉玺的手铐也有王学英的一半
2004年5月，毕玉玺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拘。毕玉玺东窗事发后，王学英在背地里也加紧活动。为了销毁证据，王学英联系亲属转移了大量的赃款赃物。甚至当检察机关讯问王学英时，这位“贪内助”还振振有词：“这事错在我，第一次就不坚决，他拿过来当时我说别了别了，当时就应该把东西给他，因为这不是你的就不应该要。我一开始也坚决不收，但人家都是朋友，又死皮赖脸地不愿意拿回去。所以就先存放在我这里，等人家用了，我们再还给人家。”
花甲之年的王学英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站在审判席上，以前都是她教导别人，对于一些教育人的大道理她是烂熟于心，倒背如流，现在她却成了这些话语的聆听者，成为了被告人。
2005年8月25日，当王学英涉嫌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级人民法院审判时，正处于取保候审阶段的儿子毕波也来到法庭外，在王学英被带进法庭时，毕波高声叫了一声：“妈——”这一声妈不知道毕波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喊出的。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站着王学英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母亲，在每每提及儿子的时候，王学英眼睛里都会闪出极其慈祥、母性的光。这种母性让人们很难把她和“贪内助”的特别称谓联系起来。王学英在庭审过程中哽咽着说：“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情很痛苦、很沉重，我受了一辈子教育，可是却不懂法，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影响和后果。我上有年近90的老父母，下有儿女、外孙，由于我们夫妻的缘故，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回到他们身边，再给我一个做女儿、母亲的机会……”
庭审后，记者采访王学英时问：“看到儿女了吗？想对他们说点什么？”王学英扭过头去好久不说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见了，我头晕得厉害，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本身就是搞教育的，这个要在平时我能够侃侃而谈，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最对不起的就是儿女了。我和老伴平时都忙，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给他们更多的爱，现在最受伤害的就是我的儿女。”
近年来，被查贪官背后的腐败家庭现象非常普遍，李嘉廷、王怀忠、马德等贪官的查处都伴随其配偶的获罪，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原书记马德在审判结束后，也对其妻子田雅芝说了一句话：我的手铐有你的一半。田雅芝因与其夫共同受贿370余万元，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据了解，在历年查处的腐败大案中，夫妻、父子、父女、翁婿同判刑的家庭腐败案例屡见不鲜。然而，与家庭共同受贿相比，当前一些腐败官员往往采取“老子当权，儿子捞钱”的方式将黑钱洗白，其犯罪行为更容易掩人耳目，社会影响更加恶劣。这种“衙内”现象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一种常见的腐败形式。
在我国封建社会，衙内是指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纨绔子弟，现在用衙内来形容这些腐败高官的子女，是非常贴切的。近两年查处的大案中，比较著名的是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其儿子开办公司牟利，前不久被“双规”的江苏省苏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权为其儿子经商提供便利等。
当前被查处的官员中，有的领导干部为给子女经商筹钱，直接挪用公款、贪污受贿。此外，贪官们另一种权力变现的方法是，利用职权授意需要“报恩”的个人或单位，“照顾”儿子的公司，或者在背后参与经营，儿子则可以打着老子的旗号，利用老子的职务影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时候，老子刚刚给别人批了一个项目，儿子随后就去揽工程。以老子的权力作后盾，许多官员的子女从事着一本万利的生意，在建筑、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热门领域总是战无不胜。
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这种模式在近年来被查处的官员中屡见不鲜。一些领导干部以儿子公司作为受贿的遮羞布，一旦案发，则大言不惭地推托说，儿子办公司是他的权利，儿子的事情我不知道。实际上，儿子办公司只是个道具而已，老子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由于这种腐败是在自己权力管辖之内，因此特别容易实施。它无须经济投资、技术准备，只需要亲属手中掌握的公权力。而且，因为利益完全由家族独占，所以腐败动机特别充足，他们会不惜手段、不顾后果，导致衙内式腐败极其普遍。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官员利益团体不可能真正做到自己监督自己。
死心塌地，下岗工人在副局长身上看到了曙光
2003年11月1日，北京五环路举行了盛大的全线贯通通车仪式。这条环绕北京98公里的快速公路极大地方便了首都市民的出行。然而也正是这条路，把时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毕玉玺从权力和贪欲的顶端拽了下来。2004年5月，毕玉玺涉嫌收受索取贿赂财物共计人民币1004万余元，私分国有资产300万元被“双规”。同年8月，毕玉玺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2004年5月至7月间，一个叫兰义的通州人受到了司法机关调查，毕玉玺受贿事实陆续浮出水面。
第二章 谁搞垮了毕玉玺（4）
兰义本是一个坐过牢的下岗工人，他有什么本事成为毕玉玺的贴身“私人管家”呢？原来，毕玉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