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过好几次了。”
“妈的。”听得出，这不是加泰隆尼亚语，拉乌尔又讲起了法语。在我认识的人中，这个男人骂人的语言种类是最多的。但他从不用英语骂人。至少不会当着我的面。
“也许她什么事儿也没有。”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我这么说只是因为这种时候人们都这么说。
拉乌尔还没挂电话。我又从劳伦包里拿出她的手机，输了黛安娜的手机号码。响了三下后，有人接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黛安娜，“喂？哪位？”
我几乎同时冲着两部电话在喊，“等一下，拉乌尔。有人接她的手机。”
“接着说，”他说。“接着说！此处说的是加泰隆尼亚语。”
黛安娜的手机那头有人说话了，“鲁尔是谁？”
这女人轻快的语调触动了我某根诊疗方面的神经。我本能地又回到心理诊疗师的角色，说得更确切些，是精神疾病急诊室里的诊疗师。我的声音平静下来，耳朵变得对未知事物极其敏感。从心理上来讲，我已经全身警备，随时准备全方位出击。
“我是格兰戈里医生，想找黛安娜·埃斯特维茨。您接了她的电话。”
“哦，她不在家。”那女人大笑。“没人在家。就这样，不是吗？不在家？这是我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没错。”
我原想可能是自己拨错了黛安娜的手机号，也可能是自己被电话串线给弄糊涂了。但当我听到吃角子老虎机发出熟悉的疯狂汽笛风琴声时，我知道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拨错号码。这女人正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手里拿着黛安娜的手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手里的手机是我一位朋友的。您介意我问您是怎么拿到的吗？是捡到的吗？”
“医生？是个医生的？鲁尔？鲁尔医生的？”
“是的。”由她去了，我也懒得向她解释谁是鲁尔，谁是拉乌尔。
“哦，”她说。“我猜他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又一阵大笑。她咯咯的笑声又尖又响，就像一只热带鸟在痛苦地嘶叫。要是你在电影院里看一部还不错的喜剧，你准不愿意坐她旁边。
“挺逗的。”我话语中尽量让她能听出来——无
论她做什么我都觉得很做作。“不过我是说真的。您到底是在哪儿找到我朋友手机的？这很重要的。她……向您道谢时，一定想知道的。”
“我在玩吃角子老虎机。两台机子——我总玩两台。我坐下来的时候，手机就在左边那台机子放东西的凹槽里。还是右边那台？我常把左、右弄混，特别是在我喝酒时。我一直喝到现在了。你这家伙是谁？”
我亮出了医生的招牌。“我是格兰戈里医生。”
“你也在外面玩高尔夫吗？”又一阵大笑。我只好把话筒从耳边移开六英寸远，这样笑声会没那么刺耳。
黛安娜出赌场时把手机弄丢了。这样一切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她出赌场后没按约定打给我；为什么我一次次打过去她都不接。
一切都很简单。“你在威尼斯酒店的赌场？”
“你想下注吗？”她大笑。“要不……我想下注。我想我已经在下注了。”
“怎么称呼您？”
“米歇尔。听说过沃鲁班卡伏特加吗？”
“是一种鸡尾酒，对吗？”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点，要引她到正题上来，而不是套死她。
“说得——好，这儿没人知道该怎么调。没一个人知道。我叫了一杯沃鲁班卡伏特加，他们却总给我龙舌兰日出鸡尾酒。你能想像到吗？我不喜欢红的那种，我喜欢黄的。用高脚玻璃杯盛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喝了几杯？”
“三杯……不——不，四杯，”她顿了顿。“不算这杯是四杯。哦，这杯也快光了。你知道要在吃角子老虎机上赢钱有多难吗？真的很难。即使你把赌注下到最大，就像我有时那样，我是说真的，我真的会那么做，就像……可
就算你赢了也是拿……呃，角子。这公平吗？”
“这么说，你现在是在威尼斯酒店玩吃角子老虎机？”
“没错。”
“米歇尔，周围有赌场工作人员吗？没准就在你身后？穿制服的，在换零钱的或者……在
送鸡尾酒的，或者跟这差不多的，有吗？有服务生吗？”
“哦，有，正好有一个——你怎么知道的？难道有摄像机对着我？我像不像电视节目里的那些人啊？”
“请你把我朋友的手机交给那位赌场的工作人员好吗？告诉他我想和他通话。”
“她。”
“她。好的。”
“给你，”她对某个人说，可能是赌场的工作人员，反正肯定不是我。“有个叫鲁尔还是格兰戈里还是叫别的什么的医生打高尔夫时掉了手机。拿着，给你了，继续聊，我可不要手机，我要更多的角子。”
接着说话的那人口音很重——是加勒比海还是牙买加口音？“女士，您需要什么？零钱吗？”
电话就这么断了。
“拉乌尔，你还在吗？”
“当然在。”
“黛安娜的手机没带在身边，被赌场里一个喝醉酒的女人捡到了，刚交给赌场工作人员。刚才电话断了。我过一会儿再打去试试。黛安娜准是掉了手机。”
“掉在威尼斯酒店了？”
“那女人是这么说的。”
拉乌尔说：“我打她房间电话。你别关手机，说不定她会打给你。”
“那当然。拉乌尔，我想没事的。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他已经挂了电话。
黛安娜只是掉了手机。拉乌尔打她酒店房间的电话时，会发现她正坐在大床上，大声斥责着某个酒店保安，抱怨他们失物招领的手续是如何如何的烦琐。我这样安慰着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心底里我并不相信这些。事情听上去再平常不过了——一个朋友只不过没遵守约定，没在一小时内回电话——但直觉告诉我，黛安娜出事了。
“你真得听听这事，”她这么说过的。黛安娜一定会想办法打给我。
我又打了一次黛安娜的手机。铃一下没响就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我简单说了几句，留了言：“嘿，黛安娜。我是艾伦，一直都在打电话找你。回我个电话。我有点担心了。拉乌尔也是。记得打给他。”
我猜是那位工作人员关了黛安娜的手机，而且把手机设置成关机后来电就自动转至语音信箱。
我走过大厅。劳伦和格雷斯已经在大床上睡熟了。劳伦紧贴着格雷斯，护着她。我帮她们盖好被子，轻轻关上灯，拿走了枕边的睡前读物，又在两人的额头上亲了亲，然后就回到厨房柜子那儿。过会儿，我还要把格雷斯抱回房间。
我的电话响了。才响半下，我就接了。
是拉乌尔。他说：“她一直没接电话。真他妈该死的。”
该我了。我只会一种语言。就一句，“妈的。”
27
“我又打过她手机了，”我说。“我想有人把它关了。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
“够了。我要直接打电话问酒店保安。”拉乌尔说。“让他们管管。”
“让他们管什么？”我轻轻问。“告诉他们你有一小时没联系上妻子了？然后呢？在拉斯韦加斯，那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你知道保安会说什么：她遇上了熟人，分神了。她遇上了陌生人，分神了；她去看演出，去俱乐部，去散步，找了台抢手的吃角子老虎机或更抢手的赌桌，去吃饭，去喝酒。这不就离开一小时了吗？没人会在意的。不要说一小时，一天，就算一星期也许都不会有人管。在拉斯韦加斯没人会在意这些。”
“他们不了解黛安娜。但是我了解，你也了解。这不像她。如果她说要打电话，就一定会找到电话机。她一定会打过来的。”
“问题就在这儿。他们不了解黛安娜。对他们来说，她只是个掉了手机的游客。芝麻点大的事儿。”
拉乌尔还是不死心，“我要找保安。”
“好吧。”我知道，换作是我，不管有没有用，我也会做点什么的。
“记下我酒店的房间电话。”他把电话号码报了出来，“一有她消息就打给我。我手机一直开着。”
我的舌尖抵着上腭，用力吹气，刚好让足够的气流穿过空隙，发出一声哨音，不响，但很刺耳。埃米莉，那条大佛兰德牧犬，立刻就有了动静。我听到它正从屋子另一头慢慢向我靠近。它拖着庞大的身躯从地毯移到木地板上，尖尖的爪子弄得地面吧嗒吧嗒作响。而那条迷你卷毛狗安维尔则一定会跟在后面。它跟过来倒不是被我的哨音所吸引，而是只要埃米莉觉得迷人的东西，它就觉得迷人。
两条被阉过的狗中，埃米莉是亚马逊亚马逊为女权至上社会，文中埃米莉是雌狗。君主，安维尔是宦臣。
我穿上夹克，把厨房里的无线电话和劳伦的手机分别塞进两个衣袋。两只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们跌跌撞撞出了前门。
埃米莉立刻穿过了通往阿德里安娜家的那条小路。在它看来，这就像去一个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串门一样。我小声告诉它，大家都还睡着；但很显然，它才不管这些哩。安维尔在土堆里撒了一长泡尿，然后朝同样的方向大步慢跑过去。
我的困境在拉乌尔看来很简单。他认为我掌握着某些能帮他找到妻子的信息。当然，和一位心理诊疗师结婚多年，他非常清楚自己想知道的东西是保密的。但现实中他当然管不了这么多。换了谁都会像他一样。
其实，我已经向他透露了一点：那些事至少跟汉娜·格兰特的不幸身亡是有那么点联系的。不过这只是让他更加坚持要我泄露机密，说出他想知道的。但同时，他并不知道汉娜的那个病人正是马洛里·米勒，在拉斯韦加斯的正是马洛里的母亲。他也不知道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