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告诉我女儿我的心口已经不痛了，然后讲了我要她马上来一趟的原因。
她脸上还是露出十分担忧的神色，“也许我们得陪你去看看医生，确诊一下。”
“我已经确诊过了，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我不必再付给医生一大笔账单了。把你的外套脱了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
“先吃点汤面吧。瞧我做的啥？还是你小时候吃过的，萝卜泡菜上加几片做调味的猪肉。天冷的时候，你最喜欢吃啦！”我希望她会记得我的汤给她的温暖。她脱掉外套，坐下吃起来了。
“可那个痛处，究竟怎么样了？”她说着，满满一汤匙已经入了口。
“太烫了吗？”我问道。
“不太烫。”她回答。
“不够烫？”
“刚好，真的。”
我又给她加了点。我望着她喝我做的汤，然后我就讲给她听。
我心口痛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心头压着很多事情，等到要说出来已经太迟了。
我觉得这要怪我母亲，这种痛苦是她给我的，她没告诉我原因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是想解释的，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没法说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等她回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母亲？也没提起她离开我吧？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一点，说不定这就是我在你面前从来不提她的缘故。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想念她了，我很爱她。实际上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保存着她的头发，有三英寸长，我把它卷起来，藏在一只很小的铁盒子里。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我想她哪天回来，我就可以当作礼物还给她。后来我相信她确实去世了，但我还是没把头发扔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的遗体，我就可以把她和她的头发埋在一起，那样，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可以松开她的头发，还可以再让她思想的野马自由地奔驰。
我记忆中的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开发辫，让它散落下来，她让我摸她的头发。
还有什么呢？当然，她失踪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可能把跟她有关的一切全想起来。但有些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的头发很沉，她牵我的手很有力。她能把苹果皮削成很长很薄的一圈，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条黄色的扁平的蛇。还记得吗？我也学着用这种样子给你削苹果。
另外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我还有过她的一幅肖像，是在她失踪后弄到的。我记不得她那张嘴的样子，那么严肃，那么倔强；我记不清那双眼睛，那么悲伤，那么迷茫。我不承认画上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但我又愿意相信这画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这是我手头唯一和她有关的东西。
我经常把这幅画放在我的膝盖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端详它，可她的脸老是别过一边去，从不正眼瞧我。她看上去好像没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画这幅画之前或之后她在想些什么。她走以前，我还没法向她问这些问题：干吗她对我父亲说话者是那么凶，可脸上又始终堆满笑容？干吗每到晚上她都要跟她的镜子说话，好像镜子里的脸是另外一个人的？干吗她跟我说她不能再抱我了，以后我得学着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天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我十岁光景──那时，她已经失踪好些年了──我又把她的肖像打开来了，我发现她苍白的脸上生了个小污点，就拿来一块软布，蘸了水，给她洗脸。但她的脸反而更黑了，我使劲洗呀洗，不一会儿，我发现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她的半边脸全给我擦掉了！我失声痛哭，好像是我杀了她。打那以后，我就只能带着一种非常痛苦的感情看这幅画。你瞧，我甚至连称一幅画为母亲的机会都失去了。
那么多年来，我竭力想记起她的脸、她说过的话、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万──一万是个大数目，总是带点夸张。但是我想念我母亲已经快七十年了，所以肯定是有一万次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多伤心啊！最伤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因为这个人始终在变。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一个人吗？说不定你失去的更多，说不定失去的更少，成千上万不同的事全搅在一起，有些是记忆中的，有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你不知道哪是哪，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但有些事是可以肯定的，就像我的腿，它们只能这样走路。瞧瞧我的腿，还是那么瘦，腿肚子上一点肌肉也没有！我母亲那么宠我，我都六岁了，她还抱着我满世界走。我自己一步也不肯挪，不是因为我病了或没力气走路，我老想以她一样的高度，用她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我记不太清楚小时候我们住在上海洋楼里的那些日子。那洋楼是什么样的，里面住了些什么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你要是从小自己走路，就会知道哪儿拐弯通往哪儿。每当我回忆起我小时候，我只记得我母亲的房间，我和她住同一间，还有那长长的楼梯，一直通向有水波纹图案地板的门廊。
在我记忆中，我还能看到那道一层层盘旋而下的楼梯，我母亲抱着我探出身子朝下张望。楼梯下面一层住的是我们的亲戚，我想，我父亲的另外几个老婆就住在最下面的一层，不过这只是我现在的猜想。我母亲告诉我要很安静，不要笑，也不要提问题。我屏住呼吸，尽量听话，虽然我很想大声喊出来，告诉她我不敢往下看那盘旋的楼梯。然后我们听到了佣人们的声音，她直起了腰。我们两个都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紧紧地拉住她，庆幸我俩都没有摔倒。
每当我想起楼梯，我就回忆起那房间，然后又回忆起另外一些事，越来越多，一直到她离开的那天为止。说不定，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对她的回忆和想象，现在全搅在了同一天里。
我们朝楼下望了望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时天色尚早，家里的其他人还在睡觉。我不记得我们干吗要起得这么早，也没法猜测。从天色判断，离女佣送早点的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
我母亲正在把一种红黑相间的牌子摊在地板上玩游戏，她说这是外国游戏，名叫CHIU KE，就是“监狱与手铐”。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游戏──她说的CHIU KE，肯定就是CHECKERS西洋跳棋。她把纸牌错落有致地放在地板上，解释给我听，不同的颜色代表为不同的军阀作战的人，都想竭力抓住对方，但她解释得多了以后，我那小脑袋反而给搞糊涂了。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怎么说糊涂这个词，所以我只能抱怨说，我饿了。
我可以在我母亲面前抱怨，也可以对她发命令。她待我不严厉，不像有些母亲那样。说不定她对我比我对你更温和些。是的，你想得到吗？无论什么，只要我想要，我总能够得到，从来没想过我还要用另外的东西作回报。你瞧，虽然我和我母亲只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从她那儿学到了这种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温情。
在我说我饿了的那天，我早已知道我母亲有一盒英国饼干，就藏在她高高的梳妆台的上头。她把饼干盒拿了下来，这是她最喜欢吃的饼干，也是我最喜欢的──吃起来不是太甜，也不是太软。我母亲有好多好东西，都是从不同的国家买来的。她喜欢英国的饼干，当然，她也喜欢英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汽车、法国的手套和鞋子、白俄的浓汤和忧伤的情歌、美国的爵士乐和汉密尔顿的手表。水果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另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中国的，要不就是“没有道理”。
我父亲开了好几家织布厂，有一次一位外国客户送给我母亲一瓶法国香水。她微笑着对那个男人说，她很荣幸地接受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送的这么雅致的礼物。如果你认识我母亲，你就会知道，她其实不喜欢那男人，这从她对那个人的称呼中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重要的大客户”。
后来，她就打开香水瓶，让我闻一下。她说它闻起来有股尿味，我也觉得有一点。“这些外国佬干吗要花大钱把这种臭东西往自己身上洒？”我母亲说，“干吗不经常洗洗澡？真是没道理好讲。”她把香水全倒在她房间的马桶里，然后把圆圆的水晶瓶给了我。瓶子是深蓝色的，我把它举起来高过窗台，摇一摇，光线就满屋子乱晃。
那天早上我就一面吃着英国饼干，一面玩法国香水瓶；我能听、到早上的声音，是我母亲教我怎样听的。她老是竖起耳朵倾听每一个声音，然后教我怎么辨别它的重要性。如果那声音重要，她的耳朵就会竖起来，如果不重要，她就回头干她正在干的事。我也照她的样子做。
我们听见佣人们上上下下在走廊里走动，嘴上小声咕咬着，端马桶，倒马桶。还听见有人在楼梯上拖箱子，另外有人在低声嚷着“怎么回事，发神经了？”屋外，有人把一大盆水从高高的窗口倒下来，顿时在后院溅得四处是水──哗！──那声音就像热油在煎炸一般。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终于听到了筷子敲在碗边上“叮叮叮”的声音，说明佣人们正在把早饭送到每个房间里去。
每天早上，我们通常听到的就是这些声音。但那天早上，我母亲好像对所有声音都很留意，她竖起了耳朵，我也同样。──但我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解开──她有没有听到她想听的声音，她心里感到的是失望，还是放心。
我还没吃完饭，我母亲就匆匆离开了房间；她去了很久，虽然也许只有几分钟，可你知道，对小孩子来说，一分钟和一小时没什么两样，他们都会变得不耐烦。你也是这样。
我觉得再也等不下去了，就打开了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