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点，免得被风吹倒了。”可她们从不对我说这种话。她们只有在想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我，不是骂我吃得太快了，就是骂我吃得太慢了。另外还有另眼相看的地方，我和花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时候，叔叔总要悄悄地给她一个小礼物──糖果啦、零钱啦、孔雀毛啦，而对我呢，他只会拍拍我的头，说声“雯雯，回来了”就完事了。我亲爸的弟弟，想不出更多的话来说。
当然，我很伤心，哪怕现在回想往事，我还很伤心。但我又怎么能抱怨呢？我只有强颜欢笑。我是一个名声不好的母亲生下来的，他们收留了我。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待我已经够好了。他们没有待我凶一些的意思，一点也没有。说不定这就是我感到伤心的原因──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他们忘了，我没有母亲，一个能告诉我真正的感觉、真正的需要，能指引我满足期望的人。在这个家庭中，我学会了什么也不指望，却又满怀渴望。
有一年，一切全变了。那年过小年夜时我十八岁，而过大年夜时每人都要大一岁，所以按阳历或许是1937年，不管怎么说，是在抗战爆发前。
新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唉，我们没有灶神，不像你杜姨婆那样。我们虽说是乡下人，但又不是那么老派的乡下人，当然，说不定佣人们有一个那样的神，我记不得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另外求好运的方法，有些只是开开玩笑的，有些可是认真的。那一天，我又梦见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比什么好呢，我记不清了。我不想梦见赢了一百万，不像你炒股那样，我心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来点什么变化。也许我只是想不那么孤独一些，所以你瞧，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碰上了文福。
我们庆祝新年不像你今天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游行啦，放焰火啦，给孩子们压岁钱啦，一个劲地玩，玩，玩。那是一个思考的日子。
根据我们那儿的习惯，新年到来的时候，家里不能留下一丝旧年的灰尘，不能欠下一笔旧年的债务，连续三天每个人的嘴里不能吐出一个不好的字眼。正因为此我喜欢新年，不管怎么样，老阿婶也不能骂人。但是三天前可就不一样了，到处都听得到叫骂声。
新年前最后一个寒冷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花生和我已经能听到老阿婶命令佣人的声音：扫扫这儿，扫扫那儿，不要那样，要这样！
花生和我睡一张床，当然，我们的被窝是分开的。哪像你现在在美国，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毯子和床单，而是把什么东西都堆在身上。
我们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团，就像两个蚕茧，可暖和啦。
那天早上，花生把她的被子拉过去蒙在头上，想再睡一觉，但这时我们听见新阿婶在喊，“花生，你这个懒丫头，你在哪儿？”
你可明白，她干吗只叫花生，而不叫我？她对我可没那么好，让我睡大觉。她是想让她女儿早点起来整理屋子，以便花生有朝一日知道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太太。新阿婶才不会想到我也应该学学这些本领呢。但我都看仔细了，没人教我怎么干，我也能学着做。
我知道怎么把棉被抽出来，怎么拍打，才能把被套洗干净，不留下一点污迹。桌子腿要用油上下来回擦拭，木头才会光亮如新，不会油腻腻的。每件东西都得从墙边拖出来──箱柜啦，大衣橱啦──这样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灰尘、蜘蛛网和老鼠拖来的脏东西。我也听到了怎么责备佣人，新阿婶老这么说：“你说都弄干净了，怎么还那么脏？”
然后我就去看老阿婶在灶房间干什么，她正在吩咐厨师切更多的肉和菜，然后她检查所有她提供的原料。她掂掂花生油瓶、酱油瓶和醋瓶的分量，一个个嗅过来。她数数养在木盆里的鱼、关在笼子里的鸡鸭。她用筷子戳戳拌有枣泥的糯米糕，看看蒸的时间够不够。她责备厨师的帮手让肉汁汤里漂的猪油太多了，责备另一个切鱿鱼的方法不对：“傻丫头！鱿鱼炒起来要卷成一团才会有运气，你怎么切得像一条条的布条，要背运的。”
我为了我的未来学着这一切。咳，你长大后，我竭力教你学做这一切。可你从来不听，你说，“太没意思了。太麻烦了。我宁可去吃麦克唐纳的汉堡包。”是的，你是这么说的。你可明白我干吗那么想学？打我年轻时起，我就已经知道一切东西都必须看上去漂亮，尝起来可口，要好得名副其实。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满足你的口味，让你以后回味无穷。
那天还发生了什么事？哦，我想起来了，每个人都有事干，不光是佣人。我得把家里的衣服整理完。我已经理了一个星期了，修修补补，把那些会带来坏运的标志弄掉──松开的线脚啦、破掉的小洞啦、裂开的地方啦、丢掉的纽襻和扣子啦。那天早上，我得赶紧把这些活儿干完，才能和花生到市场去买东西。
前一天晚上，新阿婶给了不少钱，叫我们到市场专开的摊头去买新年礼物。我比花生大一岁，但小婶婶没把钱交到我手中，而是一五一十地数给她的女儿。当然，花生应该分一点钱给我，即使新阿婶没说，花生也应该这么做。可我料到花生会怎么着，她会很快把钱花光，满足她自己的欲望，要不她就会把钱紧紧地捏在手中，到头来弄得我只得不好意思地提醒她。
“你们俩，早点把事做完，就可以去了。”小婶婶说，“可别忘了，省着点，别乱花钱。”这就是说，我们得跟店主讨价还价。“别让你弟弟吃太多的糖。”这就是说，我们还得把十岁的小功和十一岁的小高也带去。
我把手上的活计带到外面，以为我能坐在屋子门口一条安静的长凳上，梦想我的秘密的愿望了。但是管家老顾已经站在草地上，正在指点几个雇来的临时工看哪些地方需要修补。他指指把我们的屋子围得像个大蒸笼一样的黑柳条编的篱笆，有个临时工摇摇头，把手伸进两星期前小功学骑他的新自行车时撞开的大窟窿。
然后，老顾又指指屋子的各个地方，说，“老东屋，要这么修。
新西屋，要那么修。”他说的是这屋子两头不同的建筑样式。
老东屋是大家饮食起居的地方，孩子在这儿出生，老人在这儿死去。它是一幢中式大平房，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四周是回廊和过道。所有的门窗都是朝里开的。最重要的房间都是朝东的：厨房在一头，叔叔的房间和客厅在另一头。
新西屋是后来建的，说不定是五十年前盖的，那时我们家赚了不少外国人的钱，刚刚富起来，靠卖丝换来天鹅绒、窗帘、毯子。新西屋名副其实，是一幢朝西的二层楼房，屋顶上有三支烟囱。老阿婶有次说过，它是仿照一座豪华的英国庄园盖的。但是多年来，大家都在这屋子前面乱搭乱造，把这屋子所有漂亮的部分都遮住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它跟一个老式农舍的后院别无二致了。
我就到了这儿，踏上新西屋的木头台阶，进了门廊，想在这里做我的针线活。大约在十年前叔叔又盖了这个门廊。那年夏天，老阿婶用纱窗把它从头到底都围了起来，以防蚊蝇飞入。但结果总有几个还是飞进来了，老阿婶就不时用她的拖鞋底追打，所以到处可见蚊蝇的残骸留在纱窗上，它们的翅膀就像碎玻璃纸一样在风中抖动。一切东西都是锈迹斑斑的，门廊上的门在风中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蟋蟀笼子里一样，这可不是我梦想我的前途的好地方。
于是我离开了门廊，最后来到了暖房，那是我小时候藏身的秘密地方。我朝里面瞧瞧，想知道是不是空的。我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下玻璃窗，好像它是一个醒来的孩子似的。那么多年来，这地方一直是空着的。
叔叔刚上这个岛，就在新西屋南面向阳的地方造了这个暖房。暖房看上去就像一只拉开后忘了关k的大抽屉。他吹牛说这就是英国绅士的“癖好”──种种玫瑰啦、兰花啦、华而不实的名贵花木啦。他老喜欢说“癖好”这个词，说只有英语中有这个词，中文里没有一个形容光费钱费时的事情的词。我不明白他干吗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要学外国人的样，好像外国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糟。叔叔每年总要找一种新的“癖好”，而老阿婶则总要冲着他大吼，把他的新“癖好”称之为“屁好”。
后来叔叔对暖房厌倦了，又把兴趣转移到养英国赛狗上来，为了使他这些宠物跑得更快些，他经常让它们饿着。当他养的狗都死光后，他又买来猎枪，打鸽子，是真的鸽子，因为泥做的鸽子很贵。此后，他又染上了后来使他生病的烟斗。然后又是买来一大堆用牛皮做封面的英文书，但他从来没有读过。然后是坐在门廊里做昆虫标本。
但是，暖房是第一个“癖好”。在他放弃它以后，暖房就成了一个堆放古怪杂物的地方。比方说，有一天新阿婶坐坏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就进了暖房。老阿婶抱怨叔叔收藏了那么多不认识的祖先的画像，那么多纪念性的卷轴，这些东西也进了暖房。每当有人觉得什么东西没地方好放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送进了暖房。我小时候老是坐在一大堆破椅子上，我还可以碰碰猎枪，想象它们会发出怎样的声音，我还假装与我不认识的先辈们一起喝过茶。每年都有一些没人要的东西扔到这儿来，现在全在我眼前。
有一天，那还是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画，画上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穿一身淡蓝色衣服，头发往后梳，目光正视前方，表情严肃得我不敢认她。“妈妈？”我叫了一声，因为我觉得她在望着我。我想象她从画中爬出来，像画上那样直看着我，问我，“雯雯宝贝，这是什么地方呀，有那么多小窗户？”于是我明白了，只有在这种别人扔东西的地方我们母女才能在一起。即使在我长大后，我仍然这么想。不管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