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但她现在必须嫁人，离开我们。她最大，她年纪刚好，比她丈夫小五岁。以后呀，你也可以到她的新家去看望她。”
我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竭力想象文福做我的丈夫会是什么样的。我看到我自己跑到路口去等他。花生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他现在是和我亲嘴，不是和花生亲嘴。他笑着，做着鬼脸。他告诉我，我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玫瑰红的，像我身上穿的衣服那样。他给我一封情书，我好像已经感到我的心在跳，准备把信打开来。
我看花生，还是撅着嘴，一言不发，她在鼻子里出气。哼！哼！
就像一条龙尾巴撅起来了。她不知道像我一样把感情隐藏起来。干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把自己的真情隐藏得那么久，那么好，直到现在还不承认。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对花生让文福亲嘴这事生气呢──现在我明白了，我想要他来亲我。
不，这不是爱情！我说的不是那种爱情。这是一种傻乎乎的希望，这是一种学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的希望。
你不信？海伦舅妈给你讲过这段往事吗？是的，她想讲的，我不让她讲。我知道要是她告诉了你，她会把一切都搞糟的。她会告诉你，“你母亲坠入了情网，真浪漫啊。”
可你知道她的为人。某件事明明是假的，她却以为是真的，某件事明明是真的，她却认为是假的，就像她脑袋里的那颗瘤一样──她根本就没什么瘤。我跟她这么说了，可她不信，她以为我这么说只是出于好意。“我干吗要出于好意呢？”我问她。“因为我快要死了。”她说。跟她这种人你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所以我要亲口告诉你这个故事，而不要让海伦来告诉你。你得相信我，因为我是你母亲。我不爱文福，从一开头就不爱。当然，我很高兴，但这只是因为我觉得结婚是一个新机会。也许我有点糊涂，错把高兴当爱情了。
宣布亲事后的那几天，我一直低着头，做出一副顺从的样子，留心听两位婶婶的开导。她们告诉我，文家怎么怎么好啦，我怎么怎么运气啦。老阿婶说，尽管我母亲名声不好，我的公婆还是同意我去文家做媳妇。她们告诉我，文家在海外生意做得很红火，文福能帮助我父亲和叔叔把我们家的丝绸和棉花全卖到外国去，他已经答应了。她们说，文福的母亲很能干，是个裁缝，又是个风景画家，还烧得一手好菜，家里的事全是她一手张罗的。她能教我许多东西。房子嘛，当然不如我们啦，不过还不错，有一大群佣人，甚至还有一辆汽车！
我越听越信。我想象著文福用汽车把我接走，我很高兴终于要和我的旧生活告别了。我梦想着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那里没有一个人会发牢骚。我想象我未来的婆婆对我好得不得了，简直令人没法相信，她只会表扬我，从来不会责备我。我想象着我自己还不觉得渴，佣人们已经在为我倒茶水了。我脑海中跑过了许许多多孩子，模样全差不多，扯着我的裙子，一个接着一个，逗我发笑。当婶婶们告诉我说我要嫁给文福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个算命女人跟花生说过的话。
现在好事都要落到我头上来了，我当然为花生感到难过。但她开始指责我，说我背叛了她。在婚礼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还是不得不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一进房间，她就往地上吐口水。半夜里，她踢我的腿，把我推一边去，掀掉我的被子，咕哝说我比那些叮死牲口的蛆虫还要坏。
“你听听你妈怎么说的，”我说，“我最大，我得先出嫁，我得听话。你要是想改变这个决定，自己跟你妈去说。”
当时我要是仔细思量一番，就会明白：我的婶婶们根本就没考虑我最大、花生最小的问题。花生是全家的宝贝，他们给花生安排的一切都要比别人好：衣服最好，表扬最多，零花钱最多，求运气时做的法术最多，生病时抓的药最多。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并没有虐待我，他们只是对花生更好。所以，我干吗那么傻呀？我早就该明白──既然她们要把我嫁到文福家，那么说不定就不是什么好事。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使我觉得所有这些好事全都会泡汤。我的婶婶们跟我说，她们要把我带到上海去看我父亲，我的婚事要征得他的同意。她们给我看了他的来信，告诉我们必须去一趟，就这些，连一句祝贺的话也没有。那时，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这封信是托熟人送来的，而不是通过正式的邮局寄来的，所以我把信掂在手上觉得事情很严肃。
你用心想想我当时的感觉如何。打我父亲把我送到这岛上来以后，我差不多有十二年没见到他了。我们到上海去的时候，我的婶婶们从来不带我去看我父亲。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信，也从来不到崇明岛或到我的寄宿学校来看我。所以我不知道他见到我时会生气呢，还是会高兴；我也不知道我见到他时该害怕呢，还是该高兴。
那天早上，老阿婶、新阿婶和我早早地洗了澡。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闪闪发亮的丝绸衫和外套。我们买了去上海的轮船的头等舱，两个钟头就到了上海港。我们刚下船，一辆长长的黑轿车和一个司机早已等在大门口，把我们带到九龙路我父亲的住宅内。一切就像一个幸福的童话故事。
但我们一踏上通向住宅的过道，我就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的服装太刺眼了，大招摇了，反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然后门开了，我站在我曾经住过，但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来的通向屋子的大门厅里。
这屋子比我们在河口村住的屋子要大十倍，也要好十倍。或许，根本就没法做这样的比较。这里的所有东西你都想碰一碰，可你又不敢迈开步子，怕碰坏什么东西。我身边有两个华美的高架于，里面放着两尊小小的白雕塑，一尊塑的是一个猎人在追一头鹿，另一尊是两个穿英式服装的女子在走路。一声咳嗽，一声擤鼻，一句话听上去都太响了，肯定会把这些塑像震破。
我瞧瞧我的脚下，恨不得弯下腰去把新鞋上的灰尘擦干净。于是我就盯住白色的大理石地面。
忽然我记起来了，我母亲告诉过我，大理石上的花纹是河水从岩石上流过留下的痕迹。在我眼前的大理石地面上，各种不同色彩的光影令人眼花缭乱，我母亲曾说，就像同一条河中不同颜色的鱼的倒影。
于是我就抬头去找这光影的来源──原来一层楼梯口顶上那扇很大的玻璃窗，把花啦、树啦、草啦、天啦全都映在上面了。我看到了那个螺旋形上升的楼梯，竭力回想我的手触摸着那光滑的红木扶栏下来的感觉。
就在这时我看到我父亲正慢慢从楼梯上走下来，一步一顿，像神一样从天而降。
我想起了他的派头，他总是不慌不忙。我想起了以前我老有一种在等待，在害怕，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但是现在他正踏上最后一级楼梯，眼睛盯着我，脸上没有表情。
我可以肯定，我也正这样望着他，就像一个幽灵盯着另一个幽灵。哦，也许，他从我脸上看到了我母亲，他恨我。我鞠了个躬。
“女儿，”他突然说道，“你应该邀请我们的客人坐下来。”
我转身看看旁边，想知道他在跟房间里的另外什么人说话。但老阿婶捅捅我的胳膊，我不知不觉地指着我右手边的一个小客厅，说：
“请坐，请进来坐下。不必客气，坐吧。”好像我常在这个我从来没住过的房间里欢迎我的婶婶们。
我们全都安静地坐在了沙发上，沙发的羽绒靠垫深深地陷了下去，把我埋在下面了。老阿婶紧张地朝我父亲点点头：“您好吗，大哥？我想，身体还康健吧。”新阿婶重复同样的话：“您好吗？您好吗？”
我父亲笑了笑，缓缓地叉起两腿，然后说，“还可以，虽然不是顶好。你们都晓得骨头老起来是怎么回事。”
“嗨，说得是！”老阿婶忙不迭地接口说，“我也是这样，老犯胃疼，晚饭吃过就疼，还有这儿，我的肠──”
我父亲的眉毛一抬，大家马上又都不做声了。这时另外一个房间里的钟当当敲响了，我的婶婶们假装很高兴地听着，然后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她们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儿。我发现我父亲看上去比叔叔老得多，也瘦得多。他的脸更严肃，也显得更聪明。他戴了一副圆形的金边眼镜，中式背心外面罩了一套黑西装。他个子并不高，但很有气派，他缓缓地把头转向一个佣人，然后缓缓地挥手叫这个佣人上前。但他没吩咐佣人做什么，而是把头转向了我。
“女儿，你定吧，用中式小吃呢，还是英国饼干配茶？”我心里七上八下，感到就像两匹朝相反方向跑的马。哪一匹好呢？哪个回答才是正确的呢？
“简单点好了。”我最后轻轻地说。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当然，你总喜欢这样。”他又朝那个佣人挥了挥手，吩咐他拿点英国饼干、中国梨子和比利时巧克力来。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他当时的举止，他的风度是那么优雅，使我觉得非常陌生。但他好像知道我的心思，我要是真的开口说出我想要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喝茶的时间并不长，老阿婶边喝边把文家的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和他的女儿怎么相配啦，一个好亲家对他的生意如何有利啦。我两眼紧紧盯着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不时抬起眼睛瞟一眼，看看我父亲的反应。老阿婶说点真话，又加油添醋一番，大家都仔细听着。
文家的出口生意发展为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文福对海外生意的知识使得他能够和英国与美国最重要的公司总裁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文家的母亲嘛，听大婶婶的口气，能干得不得了，简直能够施展魔法让冬天的枯树一夜间长出绿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