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母亲宠坏了他──她教我怎样对这个可怕的人尽到自己的责任。她的话我都听了，因为我没有母亲，只有老阿婶和新阿婶，她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教育我要害怕。
这就是我婆婆教给我的：要保护我的丈夫，这样他才会保护我。
要怕他，把怕看作尊敬。要给他做一碗恰到好处的热汤，先用自己的小手指试过才能端上去。
“不要怕烫！”每当我觉得痛时她就喊道，“为自己的丈夫烫一下算得了什么？”
我相信她也是在说这种为丈夫受的痛才是真正的爱，这种爱是在夫妻之间慢慢培养起来的。我也在中国的和美国的电影中见过这种爱。一个女人总是不得不受苦，受累，哭泣，然后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爱。现在既然我和文福住在杭州的一个小庙里，我已经吃了很多苦，我就以为我的爱正在生长起来，以为我正在变成一个好妻子。
现在我不得不坦白地说说那种事。我觉得不应该跟你说那些事，男女方面的事。可我要是不告诉你，你就不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变，他为什么会变，所以我要告诉你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虽然也许我不能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也许说到难于启齿的部分我就不能再说下去了。这时，你就不得不自己想象一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再把它想象成坏十倍。
文福每天晚上都要我，但要的方式跟我们在他父母家住的时候不一样。那时我很怕难为情，他也很轻柔，总是用好话劝我，安慰我，我怕得厉害时，还没大声喊出来，他就停下来了。但在杭州，他说，是时候了，我该学学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老婆了。
我觉得我是要学一学，减轻我的害怕。当然，我还是很紧张，但我准备去学。
到那个庙里的小房间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
我穿了睡衣，文福光穿了条短裤。他吻我的鼻子、我的脸、我的肩膀，说我长得有多美，我使他有多快乐。然后他就附在我耳边，要我说肮脏的字眼，是有关女人身体部位的肮脏字眼──不是关于任何女人的部位，而是那些把身子出卖给外国水手的妓女的。我一听到这些字眼耳朵就生痛。我挪开身子。
“我不能说这些脏字眼。”我最后对他说。
“为什么？”他问我，然后又变得很温柔、很关心的样子。
“一个女人不能说这些。”我说着，找着理由。然后我笑了一下，想让他知道，这些事光是想一想就叫我够难为情的了。
突然，他的笑容消失了，他变了另一个人。他很快站起来，一脸怒气，难看极了。我真有点怕。我也站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想把他扳回来。
“说！”他突然喊道。他重复说了三四个脏字眼。“说！”他又一次喊道。
我摇摇头，哭起来了。然后他又变得温柔起来，给我擦去眼泪，说他是多么关心我，他抚摸我的背和脖子，直到我被安慰和快乐弄得浑身无力。他只是在讨我喜欢，我感到快乐。我多傻呀！然后他拉我起来，脱掉我的睡衣。我全身赤裸了，他握着我的双手，真诚地望着我。
“说。”他用平静的口气说。一听到这话，我就倒在地上。但还没等我扑倒，他就拉我起来，把我像一袋米似的拖到门口。他打开门，然后把我推到庙里的走廊上，每个路过那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赤裸的样子。
我怎么办？我不能喊。要不然就会有人惊醒，出来张望，看到我。所以我只能小声地透过门缝，求他，“开门！开门！”他一声不响，一点没反应。过了几分钟，我终于求饶了，“我说。”
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现在你该想象得出了，你该把这事想象得更坏一些。
有时，他叫我脱掉衣服，双手双膝着地跪在地上，好像我在求他来一次“粘在一起”的欢乐，好像我想他想得那么厉害，愿为这种恩赐付出一切代价。而他假装拒绝，说他已经厌烦了，或者说我不够漂亮，要不然就是那天我没做好妻子。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恳求，我的牙齿格格发抖，直到我真的求他让我离开这冰冷的地面。有时候，他让我赤裸着身子站在房间里，在夜半的寒气中瑟瑟发抖。他说出身体的某个部位，我就得说出相应的一个脏字眼，然后用自己的手指点到自己身体的那个部位，──这儿、那儿、任何部位──他就在一旁看着，笑着。
每天早上他还经常抱怨，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说我没有激情，不像他认识的另外女人。当他说到这个女人、那个女人，说她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情愿的时候，我从肉体到头脑都受到了伤害。但我没有生气，我不知道我应该生气。这就是中国，一个女人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我很不高兴，我知道我丈夫对我还是不满意，我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来向他证明，我是一个好妻子。
在这第一个月里我还发现了我丈夫的另一件事，所有的飞行员都叫他文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明明知道我丈夫叫文福。哦，他还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叫文成。但那个哥哥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呀，──我知道是在1935年得肺病死的，家里经常提起他，是个很聪明、很孝顺的孩子，但老是生病，老是咯血。我以为是飞行员们搞错了，也许是因为文福老提起这个死去的哥哥，弄得他们现在都以为那就是文福的名字，我丈夫只是出于礼貌而没有纠正他们。
但是有一天我听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好奇怪呀──他说他名叫文成。后来我就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我听错了。他干吗说自己的名字是另一个？后来我又听他说过一次，他的名字叫文成。这一次他告诉我说，是部队把他的名字给写错了，他能叫整个部队纠正过来吗？他说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文福是他小时候用过的名字，只是个小名。
我接受了他的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可后来，当我翻检箱子时，掉出一些东西，我发现是一份毕业证书和一份申请加入空军的表格，它们是我丈夫的死去的哥哥文成的，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家航海商校。这下子我就明白了：凭我丈夫的那点聪明才智进空军还不够格，但冒名顶替他那死去的哥哥倒是绰绰有余。
打那以后我就觉得我丈夫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死人，一个活人；一个真人，一个假人。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看他怎么撒谎。撒谎撒得那么圆，那么心安理得，他就像那些鸟，掠过水面，不惊起一丝波纹。
所以你明白了，我尽量做个好妻子，尽量爱他不那么坏的一半。
也就在我们到杭州后的两星期左右，我认识了海伦。她也很年轻，大约十八岁，我听说也是新婚──不，她嫁的不是我的兄弟。不过这事过后再说。
在这以前我已经注意到她了，我们经常在大厅里，在庙周围一起散步，或一起下山到城里地摊上买些肉和蔬菜之类。所有住在庙里的女人都互相注意，因为我们总共才六个。大多数飞行员都还很年轻，简直还是孩子，只有几个人娶了媳妇。美国教练也没把他们的妻子或女友带来，但他们有时也带一个很难看的本地姑娘到他们的房间里。
我后来听说了，他们带的总是同一个姑娘，因为五个美国人都从她那里染上了同样的病，一种看不见的小虫子，大家都说这些虫子现在已经在浴室中繁殖开来了。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姑娘和她的虫子才使我认识了海伦。没有一个女的还想去用那个浴室，尽管和尚再三声明那里已经消过毒了。
我们早已听说这种虫子是杀不死的。一个女人一旦染上了这病，那她跟妓女就没什么两样了，因为那时她的大腿间就经常会发痒，唯一的解脱是要有一个男的在她的两腿间给她进一步搔痒。
我就想到要真的染上那病我可真是要求我丈夫了。当然，我也想起了在崇明岛的那会儿，我被蚊子叮的时候，我一边搔痒，一边还说“痒死了！”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忠的妻子，她想性事想得痒死了，就去当了妓女──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麻风病人，什么人都行。
在将要结婚的年轻女人中间，这已经成了常识。当然，我们也都相信这些。还有谁会告诉我们别的呢？你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傻吗？
于是我们──五个女人加上我自己──决定不再去那个浴室洗澡。有一个女的──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姑娘，碰到一点点小事就要发牢骚──找到了一个原来用于堆放从山上采下来的龙井茶的小房间，地上还摊着往年收下来的老茶叶，角落里还有一只炉子，原是用来烘干茶叶的。我们马上决定用这只炉子来生火，把房间弄热，使它比原先的浴室还要好。房间里原先就拉着一根晾衣绳，我们就在上面挂上被单把房间隔开来。
然后我们就轮流着，一个人烧水，两个人在屋子另一头的厨房和烘茶叶的房间之间来回跑，把一桶桶热水和煮过的布抬进去。另外三个就坐在被单后面的凳子上把布浸在脸盆里，洗她们的身子。水滴在地上，落到茶叶上，蒸气从放在地上的水桶里升起，空气中马上就飘满了龙井茶的香味。我们都尽情呼吸着，叹息着，让这充满香味的水珠滴在我们脸上。
所以我们就不去管那个浴室了。连那个自以为是的姑娘也大笑着说，她很高兴美国人染上了那种病。每天傍晚我都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干，我和一个名叫胡兰的把装满热水的桶从厨房里抬出来。
那就是海伦曾经用过的名字：胡兰。
所以你瞧，海伦根本不是我的嫂子，也不是你的亲舅妈。我怎么对你说呢，我是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才碰到她的？当时你还小，压根儿就不知道中国打过仗。你只知道二次大战是在夏威夷一个和你同名的地方，珍珠港爆发的。我想告诉你，可你老是纠正我，你说，“噢，妈，那是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