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芬，迈克尔！”她喊道，打了个响指，“过来，跟姨父姨妈问声好。”她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拉到身边，紧抱了一下。“来吧，怎么说？”他们不情愿地看看我们，嘴里咕哝了几句，勉强点了点头。
珍妮芬已经长得很丰满，眼圈用眉笔描过，显得又小又凶，她的发顶梳成一条条上翘的小辫子，其余部分软软地垂到后背，整个模样就像触了电似的。迈克尔的脸开始出现棱角，下巴上全是粉刺。他们不再可爱了。我不知道将来苔莎和克利奥是否也会变成这个模样，我是否也会以这种目光打量她们。
“瞧他们的模样，”玛丽带着歉意说，“珍妮芬圣诞节刚刚得到她的第一双丝袜和高跟鞋，她骄傲得很，不再是妈妈的小姑娘了。”
“噢，妈妈！”珍妮芬叫起来，随即挣脱了她母亲的手，溜进了人群。迈克儿也跟着走了。
“瞧，迈克尔长得差不多和他父亲一样高了。”玛丽说着，骄傲地看着她儿子离开，“他参加了大学三年级的田径代表队，教练说他是最棒的。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继承了高身材和运动天赋──肯定不是从我这儿，每当我去慢跑，回来总是一拐一拐的。”玛丽说着，放声大笑。然后，想起她刚刚说的话，忽然收起笑容，在人群中搜寻起来：“噢，杜的父母在那儿，我最好过去打声招呼。”
菲力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尽管我们什么也没说，但他知道我很恼火。“忘了吧。”他说。
“我会的，”我回了一句，“如果她能忘。她总是这样。”
菲力和我结婚时，是玛丽和杜给我们当的伴娘和伴郎，因为我俩本来就是他们介绍认识的。后来我怀了苔莎，他们成了我们最依赖的人。大约在七年前，当我抱怨成天感到浑身无力时，又是玛丽把我推进了健美班。后来，我感到右腿莫名其妙地衰弱，菲力建议我去找杜看看，当时他是一家运动医学中心的整形医生。
几个月后，杜告诉我毛病可能出在另外地方，我当即吓坏了，以为他说的是骨癌。他向我保证，他的意思只不过是说他技术不够，一个人查不出来。于是他把我送到他大学时代的一个老酒友，旧金山医学中心最好的神经科医生那儿。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检查──我自己说服自己，浑身乏力是抽烟引起的，而右腿衰弱是怀孩子时落下的坐骨神经痛──这位酒友告诉我，我患的是多发性硬化症。
玛丽听到这个消息歇斯底里地哭起来，随后又企图安慰我，但这似乎使事情变得更糟。有段时间，她经常带几个按照“刚刚找到的秘方”做的菜来看我，直到我叫她不要带为上。后来她又装出轻松的样子告诉我，杜的朋友向她保证，我的病情真的“相当轻”，说话的口气就像在谈论天气似的。她还说，我的病对我的寿命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到七十岁还能打高尔夫球，而且能打出标准杆数，只不过我得小心，以免体力和情绪过于紧张。
“所以呀，一切正常，”她兴致勃勃地说，“而且菲力会待你更好。此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不会打高尔夫球。”我只说了一句。
“我会教你的。”她高兴地说。
当然，玛丽只是出于好意。我得承认，我们的友谊出现裂痕主要是我的错。我从没直截了当同她讲过，她那过分关心的姿态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她当然不会知道，我不需要别人来安慰，我不想让人侍候。好意固然是补偿，但好意也提醒你，你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总是在改变，大家认为你得接受这一切，你得变得坚强些或勇敢些，更高兴些，更平静些。但我不想这样。我只是想跟大多数人一样生活──为我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操心，但不要为我是否能活着看到他们毕业而担心，为我体重减轻五磅而高兴，但不要为肌肉萎缩而担心。我要的是不可能的东西：我要的是忘记。
我最恼火的是杜和他的酒友跟玛丽谈论我的病情。既然他们可能告诉她那个，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告诉她这个：这种病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我可能拖上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也可能明天就突然恶化，走下坡路，每况愈下，结果我将在轮椅里度过余生，或者更糟。
我知道，玛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经常注意到，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残疾人时，玛丽就会偷偷地看看我。有一次，她想把车停到一个已经转为供残疾人停车用的车位时，她神经质地笑起来。“噢！”她马上把车倒回来，“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个。”
一开头，我和菲力都发誓，要尽可能一起过正常的生活。“尽可能正常”──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圣歌，只要我一不小心被地板上的玩具绊倒，我就会对苔莎大吼起来，事后又花十分钟时间向她道歉，接着又是一小时的辩论，正常人是否会绊倒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一次，为了忘记所有这一切，我们到海边去度假，但我满脑子想的还是病情。望着拍岸的海浪，我不禁大声问菲力，我是否有一天也会像海草那样衰弱，像螃蟹那样僵硬。
同时，菲力也经常翻出他的旧教科书读起来，并且留意每一篇有关多发性硬化症的医学论文。然后他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医学训练尚不足以理解这种病因，这种病只是被描述为“病因未明的”、“变化很大的”、“不可预测的”和“无特殊疗法的”。他出席有关神经障碍的医学会议。有一次还带我去参加一个多发性硬化症互助会，但我们一看到轮椅就赶紧跑回来了。他给我做他所谓的“每周安全检查”，测定我的反应，检查我四肢的力量。我们甚至还搬到一个带游泳池的房子去住，这样我就每天都能够做肌肉训练。但我们谁也没提起这样一个事实，这屋子是平房，没几级扶梯，有一个宽阔的走廊，哪一天有必要的话，轮椅可以长驱直入。
我们用暗语说话，仿佛我们同属一个秘密教派，正在寻找一种治疗方式，或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症状类型，或是寻求解脱持续不断的忧虑的办法。最后，我们学会了不谈未来，既不提最坏的可能，也不提渺茫的希望。我们也不沉湎于过去，不去追究造成眼前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病毒感染，还是遗传因素。我们只关心此时此刻，克服生活中小小的一个烦恼，都使我们有胜利之感──训练苔莎坐便盆啦、纠正付款单的错误啦、找出汽车换档时嘎嘎作响的原因啦，所有这一切成了我们的日常事务，成了变动不居的生活中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
所以我实在不能责备菲力装作一切都正常的样子。我所需要的超过了他所能办到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他我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我总是从惊恐中醒来，恐怕在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几天，我老是为丢了一颗纽扣什么的小事而整天心神不定，老是觉得非把它找回来，我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有几天，仅仅是因为菲力漏买了购物清单上的一样小东西，我就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不体贴的男人。还有几天，我按颜色分门别类整理我的内衣抽屉，好像这样就能排遣烦恼似的。那些天真是糟透了。
感觉比较好的几天，我会记得我是幸运的──这幸运是用新的标准来衡量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只有过一次大的“发作”，也就是说，我现在很容易失去平衡，尤其是在我心情烦躁或忙乱的时候。但是我还会走路，还会倒垃圾。有时，我还真的能忘记几小时，甚至差不多一整天。当然，最糟的是只要我一想起来──常常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我就会觉得我是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介于生死之间。
这种微妙的平衡总是威胁到我去看我母亲时的精神状态，因为它总是使人想起一件最糟的事情：我得了这种可怕的病，而我母亲一直蒙在鼓里。
我本来是想告诉她的，有好几次我已经计划这么做了。在我第一次检查出病情时，我说：“妈，你知道我跟你讲过我的腿有点小毛病，还好，感谢上帝，结果不是癌，而是──”
没等我说完，她就跟我讲，她的一个顾客前不久刚刚得癌症去世，他受了多久的罪，他家订了多少个花圈。
“我老早就看出来了，他的脸上长了那种痣，”她说，“我跟他讲，去看医生吧。他说，没问题，是老年斑──不要紧的。他死的时候，鼻子和脸全烂光了！”然后她严肃地警告我：“所以你得小心哪。”
克利奥出生的时候，我和她都平安无事，我又想跟我母亲讲起我的病情。可她马上打断了我，怀念起我的父亲来，说他没能见到他的外孙女。然后她又没完没了地唠叨起来，说我父亲不该那样短命。
我父亲死于胃癌，当时我才十四岁。多年来，我母亲一直在寻找病因，好像一开头找到病因，她就能免除这场悲剧似的。
“他是一个多好的好人哪，”我母亲叹息道，“怎么会死呢？”
有时她把这归于上帝的意旨，只不过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她说，一定是我父亲做了牧师的缘故。“他倾听每一个人的怨言，”她说，“他把这些怨言全吞了下去，结果自。倒病了。唉！应该①给他换个工作。”
①原文用汉语拼音。──译注。
应该是我母亲的口头禅。应该也就意味着她本来应该改变命运的方向，应该阻止灾难的发生。对我来说，应该则意味着我母亲一辈子都生活在悔恨之中，永无安宁之日。
我母亲为我父亲的死因找得越多，她的悔恨也与日俱增。有一次，她把它归之于环境原因──为我们家厨房重装电线的电工当时已经得病。“他把病根装进我们家里了，”她宣称，“千真万确。我刚打听到那电工也是得癌症死的。当时应该换个人来装修。”
另外还有一种迷信，我后来把它看作她的九个厄运的说法。她说，她听人说过如果有八件坏事同时落到一个人头上，那么这个人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