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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她长得多丑啊！”他开玩笑说，“头圆得像和尚，身子胖得像头猪。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丑东西？又那么懒。醒醒，你这个小菩萨。”从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他心情很好，居然想讨好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就用因酒醉而摇晃的双手把她抱起来。孩子晃着小手，哭起来了。他把她放在胳膊上抛上去又抛下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轻一点，轻一点。”我对他说，可他不听。他把她举起来又放下，好像她是一架小飞机似的。他给她唱一支很响亮的祝酒歌。她还是哭个不停。
我伸出手去，他把她放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了文福的脸，他脸上高兴的笑意不见了，他在生气，好像这孩子侮辱了他，好像这个生下才一天的孩子已经会挑选要谁来宠她似的。我心想，什么样的人会责备一个婴儿呢？什么样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甚至放在自己孩子前面呢？
这时护士进来了，递给我一些药。文福马上跟她说他想吃东西：
一碗牛排面，要热的。他订了这东西，要快，就像一个顾客进了饭店。他告诉她肉的分量要足，他去饭店的时候老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她来一瓶好酒，不要本地产的白酒，要最好的。
他还没说完，护士就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给陪客提供食物，只为病人提供。”
文福一时竟呆住了。然后他就用他的拳头猛敲墙壁。“亏你还有两只眼睛！”他指着自己那只因车祸而睁不开的眼睛，冲护士大吼道，“没见我是战斗英雄吗？”
我想告诉护士，他不是英雄！他的眼睛不是在战斗中弄瞎的，恰恰相反。但护士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跟文福说别胡闹了。实际上我没说“胡闹”这个词，我从来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对我丈夫说话，所以我说的或许是“她们够忙的了”。
文福见我为她们说话，气生得更大了。他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嗓子提得很高。我求他冷静一下。“看在孩子分上，”我说，“孩子刚生下，不应该听到这种话。”可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文福这才停止他的吼叫。他两眼盯着女儿，对她的重新哭喊很生气。然后他就走了。
好了，我想，他走了。不到五分钟，护士逃进了我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这男的是你丈夫吗？怎么像疯子似的？”
然后她告诉我，文福下楼后进了医院的厨房。他把厨师全推出了厨房。他拿起一把大菜刀，就是你用来斩骨头的那种，然后──哇！
对准桌子、墙壁、椅子乱砍乱斩。他把盆盆碗碗全都踢翻，他闻了每只锅子，把里面的东西全臭骂了一通，把他们正在做的菜肴全倒掉了。最后，当刀刃卷口了，他还威胁所有在门口张望的厨师和帮手：“谁要说出去，我就回来把谁的脑瓜劈成两半。”
我听到这里，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想不出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
我只能请护士原谅我给医院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保证再多付一百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我保证以后亲自向厨房全体工作人员道歉。
护士走后，我寻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总是把丈夫和儿子放在首位，还要我把粘在公公胡子上的残渣剩饭弄干净后才能吃饭；纵容她的儿子越来越凶，就像奇怪的食欲越来越大，老是渴望填饱他的权力胃口。
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责备另一个女人。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来不会责备男人，或男人控制的社会；也不会责备孔夫子，那个造成这种社会的可怕的男人。只能责备另一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干是我哭了，我的孩子也和我一起哭了。我把她放在胸口，她不吃。我轻轻摇摇她，没有用。我给她哼歌儿，她不听。她哭啊哭，哭了好久，直到没力气哭出来。她的哭声发自内部，发自她的胃。我知道她是受了惊吓。一个母亲很快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是饿了还是累了，是尿湿了还是有病痛。我的孩子是吓着了。
于是我就做了我以为是对的事情，我对她撒了谎。
“你将来会过上多好的日子呀，”我喃喃地在她耳边说，“那个大叫大嚷的男人是谁？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不是你父亲，当然不是。
你父亲是一个绅士。你的亲生父亲马上就要来看你了，最好别哭了。”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怡苦，“苦尽甘来”，两个反义词，意思好的在头里，消除了后一个不好的意思。我用这种方式，希望我女儿历尽艰辛后，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打这孩子一出生，我就爱上了她。她的耳朵跟莫愁一模一样。但怡苦一睁开眼睛就找我。她光吃我的奶，不要吃她的奶妈少奶奶的奶，所以我就把少奶奶辞退了。你瞧，怡苦知道我是她母亲。我把她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笑呀闹呀。她也很聪明──三个月不到她就已经懂得把她的小手合起来，摸我的头发，从来不乱抓。
可只要文福一吼，她就哭，哭整整一夜，不肯停，我只好给她撒谎，“怡苦，乖乖，听话，你将来才会过上好日子。”我怎么知道，一个母亲这样做其实是在教她女儿胆子要小？
一天，大约是在怡苦出生半年后，小保姆来找我，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四岁，总是很听话，所以胡兰也找不出碴儿来骂她。我问她干吗要走，她借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保姆。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总是以自己作借口，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实际上是说自己很有价值。我猜想她干吗不高兴。就在几个月前，胡兰开始要这小保姆干些零活，结果零活成了重活。这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干的是两家的活，拿的是我付给她一个人的工钱。
我不想失去她，于是就对她说，“你干得很不错，从来不偷懒，该得到更多的工钱。”
她摇摇头，还是说自己一钱不值。我说，“我经常给你加工钱，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
这时我想，或许胡兰一直对她很凶，在我背后骂她，弄得这姑娘受不了了。哦，我真生气！“有人为难你吗？”我问这姑娘，“肯定是有人找你麻烦了，我说得对吗？别怕，告诉我吧。”
她哭起来了，点点头，不敢抬头望我。
“你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有人为难你了，是这样吗？”
她又点了点头，眼泪更多了。然后她就说出来了，“太太，他身体不好，病得很重，我知道，所以我不怪你丈夫。”
“怪？这话从何说起？”我说。时候虽说是夏天，可我全身一阵发冷。我要那姑娘快说。小保姆求我宽大，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承认是她的错。她说自己太没用，让他碰了自己。她哭着求我不要对我丈夫说。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把话从她口中一句句套出来，又怎么把这些话一句句连起来的。但那天下午我已经明白，正是在我住院的时候，我丈夫把他的手伸向了小保姆。她每次都挣扎，可每次都被他强奸了。当然，她没说“强奸”这个字，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字？她只知道怪她自己。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追问她：她说是她自己不小心弄出的脸上的肿块，我问是不是他企图再来一次时弄的。她早上老是说身体不舒服，──我问是不是在这事发生后。
这姑娘每承认一点，就哭着打自己的耳光。最后我叫她不要打了，我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事我会处理的。
她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你要怎么样，太太？”
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时我感到很累，就上楼进了怡苦的房间。我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我正在熟睡的女儿，睡得那么安详。
多可恶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恶的男人！去年车祸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接受！
然后我转念又想，这事如果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我站在反对自己丈夫的立场上，为小保姆说话，大家会怎么想？我想象胡兰在指责我，说我总把事情、把大家朝坏的方面想。我仿佛看到别人在指责我没管好这个家。我想象人人都在嘲笑我──男人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够味，就去追一个小保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然后我又想到了自己。他固然做了错事，或许是犯了一个罪，可不是什么大罪。许多男人都和女仆有过这类事。再说谁能相信一个小保姆呢？我丈夫会说她在撒谎，他当然会的。他会声称是那姑娘勾引他，一个大英雄的。或许他还会说她早已和许多飞行员睡过觉了。他可以编出一大套话来。
再说我指责我丈夫又能得到什么呢？只会被他狠狠打一顿，只会看到胡兰和家国的同情的目光，丢尽自己的脸。所以如果我想帮助那姑娘，又会怎么样？我能得到什么呢？只会引起我自己床上的麻烦。
那么的话失去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坐下来，想起了老阿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每当我因受冤枉挨骂而发牢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不要打老虎头上的跳蚤。”不要为了消除一个小麻烦而引出更大的麻烦。
于是我决定不动声色，装聋作哑，做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我让自己变得像胡兰和家国似的，他俩在文福打我耳光时，就一声不吭。
我给了小保姆三个月工钱，又给她写了封很好的推荐信。她走了，我不知道她上哪了，我想她对自己的平静离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