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可怕了。”我说。这时，我看到吉米·路易微笑着向我眨眨眼。我拍拍他的肩膀。他把我的头向后仰，笑了。干是我也笑了。这不是爱情，但已经有坠入爱河的危险。然后吉米·路易带着我轻轻地转到一边。我看到了可怕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
就是那位疯狂的女教师，她穿着蓝衣服，一支眉毛半支已经涂过了，眼睛半开半张。她正在和一个美国飞行员跳贴面舞。那个飞行员把她转到另一个飞行员身边。于是他们两个都笑起来了，然后又把她转给另外人。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胡兰告诉我的故事就在眼前活生生地表演着，而从那女人迷茫的眼睛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因为她就在那儿，一个羞辱自己的中国丈夫的女人，现在比她吐在他身上的脏话好不了多少。而我在这里，也比她好不了多少。我让一个美国人把我丈夫当傻帽。现在又光着脚和这个美国人跳舞，让他随心所欲地把我带到这儿，又带到那儿。
所以我为自己来跳舞觉得很不安，我告诉吉米我是一个活得很累的已婚女人。我让他一个人站在舞池里，我以为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文福，可已经太晚了。
我们一回到家，文福马上就冲我发起火来。他不是因为吉米·路易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而发火的：多年以后他才知道犹大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他发火是因为我和一个美国人跳舞。有个飞行员对文福开玩笑说，也许这些美国佬不光征服了日本人，也征服了女人。
所以我对他发火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在我们上楼的时候，他就用了一切难听的话来骂我，还是我们结婚以来他用过的那老一套：“婊子！狐狸精！叛徒！”他嘴里冒出一股酒气。我没反抗，但我也没一点怕的意思。让他骂好了。
突然，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摔倒在地板上。“你想当婊子！”
他喊道，“我成全你！”他走到桌边，打开抽屉，从里面拉出一些东西，丢下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
“现在我要休掉你，”他说，“写下来。‘我丈夫要休掉我。’”
我抬起头来，看到他正用手枪指着我，狞笑着。“没用了，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他说，“你要是不写，我就杀了你。”
他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以为我怕了。我没有。他以为他在强迫我离婚。不必强迫。相反，我觉得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我很快就写了。
我的血在加速流动，我的思想流得更快。我感到我马上就自由了，我很快写下我们两人的名字。我写好日期，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留了三个空白地方，让他和另外两位证人签字。我把这张纸看了两遍，然后把纸递给他。我尽量保持愤怒的口气，把快乐藏在心底。“你签吧。”我说完，指指纸的下方。
他读了纸，然后用非常仇恨的目光看看我。他用力地签了字，几乎把纸都捅破了。然后他把纸扔到地上。我捡起这张对我来说十分宝贵的纸。
“你瞧，你已经离婚了，”他用一种古怪的声音说，“一钱不值了。你没有丈夫，没有家庭，没有儿子。”
我抬起头，惊呆了。我没想过这对淡若意味着什么。我真傻呀！
我只想到我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无论是失去还是保护，都只考虑到自己。我永远不能离开他。我不能做出我母亲对我做过的事情。
他对我挥舞着手枪。“好了，现在求我不要休掉你吧。”他说，“求我亲手撕掉这张休书吧。”他说着，把枪顶在我的头上，他的嘴又丑陋又野蛮，像个疯子似的，但他的眼睛是清澈的。“求我！”他吼道，“跪下，求我！”
一下子我明白了，他是想要看我受苦。他想要随心所欲地支配我，使我再也没有力量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已经完全征服了我，要不他是决不会罢休的。
我的精神崩溃了，我的斗志垮掉了，我的口中只能发出大声的哭泣。于是我脸朝下趴在地板上，哀求他。
“响一点！”他喊道，“说你是一个奥婊子，说你对不起我。”
我照样说了。
“磕头，说你保证做个听话的老婆。”我磕头，照样说了。
他高兴地笑了，“说，你离开我这个丈夫就活不下去。”我说了这些讨厌的话。
文福笑得更开心了，“我喜欢这样，非常喜欢这样。”然后他安静下来了。他走上前来，从我手中夺过那张体书。我以为磨难结束了。他等我抬起头来。他的脸很难看。他摇摇头，看看我，又看看那张纸。
“太迟了，”他说，“我不能把婚姻还给你了，你还得离婚。”
然后他把那张纸扔在我的头上。“起来！”他喊道，“上床。”
“杀了我吧，要是你愿意。”我哀求说。
“我当然要杀你，”他说，“你要是不服从，我要把你连同这屋子里的另外男人一起杀了。上床。”
那天晚上，他用枪逼住我的头，强奸了我。还说，我已经失去了做妻子的名分，只能尽一个妓女的义务。他叫我干了一件又一件可怕的事。他要我喃喃地感谢他。他要我求他更多的惩罚。我一一照办了，直到失去知觉为止，我又哭又笑，感到整个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
第二天早上，文福上班后，我捡起那张丢在地板上的离婚书。我找出了自己的箱子。现在我得赶紧走。我只收拾了几件东西。我找出了我能找到的所有的现金，大约还有两百元钱。我去抱淡若。下楼的时候我碰到了胡兰和杜阿姨。从她们的脸上我猜出她们已经听到了昨晚的吵架。
“每个女人的丈夫都有坏脾气，”胡兰说，想尽力劝我，“你的情况并不特别。”
我给她们看了离婚书。
“这是什么？”胡兰问。
“我的离婚书。昨天晚上，我丈夫跟我离婚了。所以你瞧，现在我得走了。”
“唉！”杜阿姨喊起来了，“作孽呀，作孽呀！”
“谁是你们的证人？”胡兰问，看看纸，她把眼镜凑近了脸，“我没见到有盖章嘛。”
“没有证人，”我说，“昨晚上，我们来不及请证人。”
胡兰高兴地拍手了，“那就不能算离婚！他不能叫你走。现在坐下来，吃点早饭。静下来，别担心。不过是个误会嘛。今晚，他会很难受，他脸上会流下悔恨的眼泪，你瞧吧。”
“你什么也不懂！”我喊起来了，“是我要求离婚的。我干吗非要赖着不走！”我开始发抖了，“不光是因为他的脾气。他是个魔鬼，他比你想象的还要凶狠。”这时我有了个主意。“正好，你们两个可以给我做证人，”我很快地说着，“你们的印章在哪儿？要是你们帮我这个忙，我一辈子都欠你们的情。”
“我怎么能干这个！”胡兰说着，躲开了。
“她说得对，小人，”杜阿姨说，“你怎么能叫你的朋友做你悲剧的见证人呢？再想想吧。想想你的小儿子吧。”
“就是为我的儿子着想，所以我才要离。不管离不离，我们走走了。”
杜阿姨哭起来了，“哎呀！哎呀！你能上哪儿去呢？想想看，小人。缅甸公路，铁路──全都断了，四面八方都有危险，一个比一个糟，土匪、蚊子、小日本。”
“我宁可冒这种危险也不愿回到丈夫身边。”我说。
“没用了！”杜阿姨说，摊开双手，“我们劝不动她。她气得发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是非走不可了。”
这时胡兰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口气说，“既然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必须帮助她。没别的办法了，”她向我转过头来，“我不能做你离婚的证人。我敢肯定，家国也会反对。但我能帮你逃走，如果我们俩都守口如瓶的话。”
我扑上去抱住胡兰，就像孩子抱住自己的母亲那样。我感动得哭了，弄得她很不好意思。“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她说，“我们得想想，你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走。”她走到她的针钱筐边，把手伸进去，抽出一些钱，放在我的钱包里。杜阿姨叹了口气，然后进厨房找了些鱼干、蘑菇、干面、茶叶，然后把这些东西分别包在一张干净的纸里。
那天上午，她们帮我在湖边靠近市场的地方，找到了一间没人住的房子。这是一间破草房，就像我的处境一样糟糕。但我没有一句怨言，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已经够满足了。
胡兰说我会安全的。她说回去给我找辆卡车来把我带走。
下午我和淡若就在地上玩。我用筷子把床垫里的虫子赶出来。淡着追上它们，然后用碗底把虫子碾死。我们就这样玩着，一直玩到没有虫子，一直到我们把肮脏的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为止。干完后，我就为我们的胜利向他表示祝贺。我们吃了点东西。然后我们俩就睡着了，他的小身体安全地蜷缩在我身边。
我们被文福的粗嗓门吵醒了，“她在哪儿？”他像一头公牛般吼着，准备破门进来。我坐起来，躲在暗角落里。
“安静，不要发出声音。”我悄悄对淡若说。他真乖，他明白了。他信任我。他没哭，也没吵。他紧紧地抱住我，一声不响。
“她在哪儿？”我们听到他又在吼了。淡若把脸更深地埋进我怀里。
然后我听到了胡兰低声说，“可你答应要好好待她的。”
你瞧，胡兰就这样帮助文福找到了我。当然，后来她很后悔。她看到他的诺言一钱不值。他没有好好待我。我也不必告诉你后来发生了什么。
所以，许多年过去了，愤怒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你可以从我的口气里听出这一点。现在一提起他，我还怒从中来。要是你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那你就错了。最糟糕的事总在后面，一个接一个而来，没完没了。最糟糕的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何时是尽头。
过了一个月，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去找了医生，把孩子打掉了。两个月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