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念头马上就消失了。淡若的尖叫声穿过整幢屋子。一个佣人把他带到我身边，说他摔了一跤，头朝下从楼梯上滚下来了。我正哄我的儿子，三妈跑来喊我，说我父亲的高烧退了，神志也清醒过来了。于是我赶紧跑到我父亲房间里去。过了一会儿，厨师跑进来了，她说她还是走了的好，实在受不了文太太的责骂。我站在房间里，听到文福正在大声吼叫，然后就是什么东西扔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下楼看见盛早饭的碗的碎片扔得满地都是，椅子上全是泼掉的面条。
我想哭。我的生活好像永远不会改变了。我永远要为别人担惊受怕，没有时间考虑我自己的问题。我肯定所有这些小打小闹说明，今天我是不可能离开这屋子的了。
但生活就是这么奇怪，它能让你这么想，也能叫你那么想。因为我正想放弃那天的计划，我的机会又来了。我上楼去照顾我父亲的时候，他正在读一张报纸，只因为我上去打断了他，他很生气。“他肯定在梦中和自己打架。”三妈说。
我下楼的时候，文福已经看赛马去了。那个生气的厨师呢？她已经把垃圾打扫干净，上街买晚上吃的小菜去了。小淡若从他的床上喊我，他想起床了。他已经忘了他头上的肿块，现在他想起了文福的母亲答应他，今天带他去看一个朋友，她有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孙子。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屋子了！但我看到现在要改变我的生活已经太迟了，已经快到十一点了。我竭力把心思集中在看花生上，重新见面会是多么高兴啊。我拿起老阿婶要我带给她的包裹。我在上面又加了五双袜。花生见到该会多么高兴啊。
当然，我心里还是不断在想茶室对面的那个小书店。我仿佛看到吉米·路易正在翻书，一面不耐烦地看着手表。我想租一辆出租车。
然后我想象吉米·路易又看了一下手表，然后离开了书店。我决定不忙着去赶肯定已经无人等的约会。于是我压下我的希望，等公共汽车。
等我赶到山阴路的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我强迫自己慢慢地平静地走过去。快走到书店门口的时候，我又强迫自己不抬头看。一直走吧，走吧。
我喘不过气来了。我对自己说，别犯傻了，他已经走了。还是走吧。
我竭力不向两边看，我的眼睛盯住路中间。别看，走吧。
我走过书店，没回头看。我闷着头走，走过一条马路。我停下来，叹了口大气。我的心口隐隐作痛，我意识到我已经让某些希望从这儿溜走了。我又叹了一口气。这次我很难过。然后又叹了一口气，是放心的叹气，但不是我的叹气。我转过头去。
我看到了他的脸！他满脸欣喜！
我们没说话。他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不放。我们两个站在路上，我们的眼睛被欢乐的眼泪打湿了。无需开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
现在我得打住了。因为我每次回想到这里，就忍不住要独自哭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事当初叫我那么高兴，现在又叫我那么伤心。也许最美好的回忆就是这样的。
第二十一章 小俞的母亲
花生住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于是我们一路走过去没说多少话。
“你干吗要等我？”我问，“我来得那么迟。”
“我以为肯定是你的鞋子又出毛病了，”他说，“我猜你跟昆明跳舞时那样又掉了鞋跟。”
我笑了，吉米也笑了。然后他又认真起来，“打那天起，我就爱上你了，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用没跟的鞋子还是赤着脚跳舞。你看上去很弱，但实际上又勇敢又坚强，无论谁也无法阻止你。”
真的，你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他认为我很坚强。我自己从来不这么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我。在他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这么相信我的。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
不管怎么说，我把我婚姻的痛苦全告诉了吉米·路易，我说我在抗战期间就想离开文福，只是因为淡若才没走成。
“可现在我想去问问我堂妹她是怎么干的。”我说，“我也想离婚。”
吉米·路易说：“你瞧你多坚强啊！”
我说：“这不是坚强。我是没力气跟他斗下去了。有时我真不知道，怎么还能和他过一天？”
吉米·路易说：“这就是你的坚强。”说着我们就到了花生住的宿舍前。吉米·路易说他在书店等我。
“我可能要待很久。”我说。
“两三个钟头，三四个钟头都没关系。”他说，“我会等的，我已经差不多等了五年了。”
你瞧他可真够浪漫的啊！我一找到他，就觉得很难再离开他了。
我进了一个小小的公用厨房，地板上躺着两个婴儿。我问一个正在做中饭的女人，江华珍是不是住在这屋里。“啊？”她问道，“你找谁呀？”我走近一步，冲着她嘶嘶响的油锅又大声说了一遍。她笑了，在衣服上擦擦手，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引到楼梯口。“从这上去，小妹妹，第三层，二号。最好先敲敲门，她已经有个客人了。”然后她回头做她的饭，笑着对自己说，“客人真多呀！”
我踏上黑洞洞的楼梯，每走一步，就越来越担心，不知道到上面到底会发现什么。要是花生已经成了一个街头女郎呢？那些失去丈夫和家庭的女人不都是这么干的吗？要不，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家庭的女人怎么活下去呢？
我走到二号门口停了下来。我听到屋里有声音，好像是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花生的，还是那么不耐烦，完了在发牢骚。我敲敲门，说话声停下来了。
“谁呀？”花生粗声粗气地冲外喊道。
“江雯丽！”我回喊道，“你江姐姐！”
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门忽然开了，花生把我拉进去，乒的一声关上了门。她拉拉我的头发，摸摸我的脸，嚷道：“瞧你！到底还是来了！干吗等那么久？”
她看上去还是老样子，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同样撅嘴的微笑，同样淘气的眼睛。我放心了。
但我再仔细瞧瞧，发觉她已经变了一个人，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会认不出她来。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很随便地分了一下。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差的纽扣衫，一点没什么样子，我甚至看不出她是胖了还是瘦了。她的脸上没搽粉霜，露出平常的肤色。你要是看见就好了。
这就是那个以自己的白皮肤为骄傲的姑娘，现在她黑得就像个广东人！
“嗨！见见我的朋友吴。”她说着，把我像陀螺似的转了个身。
我看到了一个戴副圆眼镜的年轻人，一头浓黑的头发，朝后梳着。他手里拿一枝画笔。房间里全是纸张，散落在地板上，挂在椅子上，摊在她的小床上。纸上说的都是同一回事，是关于一次学生集会，抗议新的土地改革的。所以这肯定是真的，花生是个共产党。
“这些已经干了，”她对那年轻人说道，“把它们拿走吧，剩下的我们晚上再来干。”她用命令的口气说，但那男的好像并不在乎。
他很快卷起那些标语，跟我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就把礼物拿给她，两份礼物都用纸包起来了。
她看上去有些烦恼，叹了一口气，收下了。我以为她要先收下，一个人的时候再打开来。这是一种客气的做法，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要是你不喜欢这礼物，也没人看到你脸上失望的表情。但她等不及了。
她先打开了老阿婶送的那份。原来是一面老式的小镜子，是银制的，背面和手柄上还雕了花。
“嗨，瞧瞧这个，”花生说着，皱起了眉头，“上次见到她时，她对我说，‘我以前认识的那位漂亮姑娘，她还在吗？’我告诉她我没镜子照，但不管是不是漂亮，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所以你瞧，她就给了我这个。哼，她以为这破东西能说服我回到我以前的生活去。”
花生朝镜子里望望。我觉得她还有以前的那种虚荣心。她拍拍自己的脸，张大眼睛，对着镜子笑笑。说真的，她还是有点漂亮的。她的皮肤很光洁，她的眼睛很大。虽然她的脸大圆了。当然这缺点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共产党。甚至她从小娇生惯养，对穷人缺乏同情，这一点也如此。她放下镜子，又转向第二个包裹。
“恐怕我的礼物也不合适。”我说。
她像孩子似的撕开了纸包。她拿起袜子，就咧开嘴大笑起来，笑了很久。
“我可以拿回去，”我不好意思地说，“来，给我吧。”
“不，不，”她喊道，紧紧地把袜子贴住身于，“这些东西可值钱哪。我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个好价钱。这礼物好。”她看看我，然后很坦白地说，一点也不难为情，“我没什么东西给你。这些天我没时间来弄这些客套。”
“当然，”我说，“你不知道我要来。你怎么能……”
“不，”她用严肃的口气打断了我，“我说了，哪怕我知道，哪怕我有钱，我也不会再用这些客套来烦自己了。这实在是太麻烦了──再说，有什么意思呢？”
我担心花生变坏了。她把袜子放在架子上。但当她转过头来时，她向我伸出双手，说，“堂姐”──糖姐，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互相叫的友好的称呼。
“堂姐，”她又叫了一声，紧紧握住我的手，“你能来我真是好开心呀。你瞧，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
那天下午，我们谈得很开心。我们坐在床上，彼此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对方，就像小时候那样，只不过这次我们不需要说悄悄话。我们坦然地谈着一切。九年前，我们为谁能找到最完美的婚姻而争个不休。现在九年过去了，我们争论的是谁的婚姻最糟。
“只要想一想，”我说，“你那时差点气疯了，因为文福娶的是我，而不是你。现在你知道你避免了多少后悔呀。”
“尽管这样，你的婚姻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