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样，你的婚姻也比我的强，”花生说，“我的婚姻最糟糕！”
“你不知道，”我说，“你无法想象那么可恶、那么自私、那么凶恶的一个丈夫……”
花生打断了我，“我丈夫是个雌婆雄。”
花生说到这儿，我还不相信她。我不知道你们英语是怎么说的，但在上海话里，雌婆雄的意思就是那种“不像公鸡也不像母鸡的一种鸡”，所有公的和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生的蛋变成一只小鸡。老阿婶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说我们一个远房亲戚生下一个雌婆雄，有两个器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老阿婶说那孩子的母亲不知把他当儿子养，还是当女儿养好。后来她不用费心思了，因为孩子死了。老阿婶认为是当母亲的杀死的，因为她要是把雌婆雄当儿子养大的话，他是决不可能生孩子的。
“你丈夫怎么会是雌婆雄呢？”我问花生，“我记得你信里说，他和死去的前妻生了五个儿子。”
“每年他家里人到一个小村子去买一个刚生下来的小孩。你要是看见就好了──没一个孩子像的。一个皮肤很黑，一个很白，一个长得胖乎乎的，活泼可爱，另一个又瘦又安分。明眼人一见就知道是买来的。”
“但喵喵怎么能把你许配给这么一个人呢？”
“她也不知道。做母亲的一直把这孩子当儿子养。结婚好几个月后，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碰我，我还以为他对我不满意呢。”
“那你后来看到了两个器官？”
“我看到他和另一个男的躺在我们床上！他身上雌的方面勾引了一个雄的。我跑到他母亲那儿，告诉她我看到了什么。你知道她怎么着？她打了我一个耳光，叫我不要再提起有关她儿子的这种谎“要是你没看到两个器官，”我说，“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一个雌婆雄呢？”
花生叹了口气。“就是因为我告诉他母亲她儿子是个雌婆雄，她就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好像不让我相信就能改变这个事实似的。”
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是按照花生跟我说的那样原原本本告诉你的。所以我不能说，她丈夫是否真像她说的那样。也许她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要是一个男人一直不结婚，人家就会在背后说，“说不准他是个雌婆雄。”他们不会用这个词来说一个独身女人的。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但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说了。
不管怎么说，花生说她成了守活寡的。“一年后，他母亲硬要我出去躲了五个月，”她说，“一个人也不能见。最后，他母亲就把一个新生下来的儿子抱出来给人看。我不得不假装这孩子是我自己生的。我跟你说，我对这孩子一点也没有兴趣。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对我所有的漂亮衣服也没了兴趣。一切全是空的。我这辈子就像有一天我从书里读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虚假的世界中，社会就像在烂木头上刷了一层油漆。”
哎呀！她说这话的时候，口气活脱脱像个革命党。可她还是我所认识的我们一起长大的花生：骄傲自大，我行我素，喜欢借用别人发明出来的时髦话。
“那你最后是怎么离开的？”我问。
“你还记得我们学校那个叫小俞的姑娘吗？”
我点点头，“当然记得，不就是那个捣蛋鬼吗，老是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把大家的鞋调个包的。第二天早上全乱套了！每个姑娘的鞋不是左脚大右脚小，就是两只全是左的，或两只全是右的。弄得我们为了换过来，上课老是迟到。真是个坏姑娘。”
“是她帮我离的婚。”花生说。
“小俞？”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花生说，“那是在我和那只阉鸡生活了四年后，他母亲老是找我的茬。我那时想，要毁了你的生活多容易呀，如果没有机会重新开始的话。”
“我也有同感，”我说，“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花生接着说：“我想起了年轻时候，我梦想过的那些东西。”
“你所有的希望，你的天真。”我加了一句。
“让我说完，”花生说，“不管怎么说，我心里有了这想法，我就决定到学校走一趟，看看我们以前的老师。我就去了，你还记得嬷嬷吗，就是鼻孔一只大，一只小的？”
我点点头，“她总是很严厉的。”
“那时嬷嬷已升为督导了。她想领我看学校收到了多少捐款。她领我去看了新建的图书馆，有新的圣婴耶稣窗的小教堂。
“然后她带我到学校后面的小公墓。还记得每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嬷嬷就把我们送到这墓地吗？她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们，让我们规矩些。这墓地新开了一条渠道，水从一个婴儿口中流出来。我对这个很欣赏，也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一块墓碑上有小俞的名字。我很震惊，就好像看到小俞已经变成了石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连声问嬷嬷。她说，‘哦，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她刚刚结婚一年，就突然死了，是一次车祸。’“嬷嬷没说是什么样的车祸。可我马上就有点怀疑。她干吗要葬在学校的公墓里？她的夫家应该把她葬在自己家坟地里才是。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嬷嬷说了。她说，‘她在这儿那么多年都很开心，所以她母亲就觉得她应该和其他开心的姐妹在一起。’“于是我心想，这是一个愿望，不是理由。我正为此事感到困惑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轻轻说，‘去弄清楚。’我马上向嬷嬷要小俞家的地址，以便到她们家去问候。我不知道干吗要这么做，我身不由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我。
“我离开学校马上往小俞家走去。这时我又大吃一惊，小俞不像学校里大多数姑娘一样，出身于有钱人家。她家原来在一幢老屋子的二层楼上，只有两个房间，比穷人好不了多少。所谓的家里人只有一个守寡的母亲。这可怜的母亲从她舅舅那儿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积攒起来给小俞交学费，留下一点给她作嫁妆用。所以你瞧，她一辈子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女儿身上了，谁料想女儿结婚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哎呀！”我喊出来了，“真是大惨了。”
“更惨的还在后面呢，”花生说，“她母亲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没人再提起她的女儿的名字。因为她女儿不是死于车祸，而是自杀的！”
“自杀！”
“她说是被她夫家逼得走投无路她才自杀的。我一听这话，全身都发抖了。就在那天早上我一直在想，要是我不能马上找到一条离开夫家的路，我也可以自杀嘛。”
“我也这样想过好多次了。”我轻轻对花生说。
“那做母亲的也责备自己，”花生说，“因为这场婚事是她给安排的──嫁的是她堂兄弟的朋友的一个外甥，家住苏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家告诉她，这未来的丈夫和他父亲一起做面条生意，可红火着哩。
“小俞的母亲从没见过这位外甥。举行婚礼的那天才第一次见到他。她说，他好像很紧张，人们不得不提醒他从哪儿进去，说什么话。他不合时宜地咧嘴哈哈大笑，弄得小俞的母亲还以为他喝醉了。他没醉。他是个痴呆，还要尿床。天上刮大风的时候，他还要哭。他还以为小俞是他的大姐姐呢。
“小俞回家告诉母亲，想请她帮忙了结这门亲事。她母亲说那样她的生活只会更糟。眼下至少婆家对她还不错，给她许多吃的东西。
尽管丈夫是痴呆，但她已经听说他还是会生孩子的，他在村里跟一位姑娘有过那事。所以母亲就告诉小俞，‘好好待着吧，忍一忍。’小俞就回夫家去了。她爬上院子的大树，在枝头打了个结，另一个套在自己脖子上，就上吊了。
“‘整整一年，’那做母亲的说，‘我只有一个念头，也想干同样的事。’小俞的母亲说到这儿就哭了，我也哭了。当她告诉我这个的时候，我脖子也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好像在说梦话似的：‘那么一个姑娘要结束婚姻就只能走这条路了。’
“小俞的母亲哭着说，‘不，不对。她是因为走投无路，无依无靠才走上这条绝路的。’
“那天下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倾听我的种种烦恼。我现在想起来，是小俞在我耳边说话，要我去找她母亲的。因为后来就是在那一年，小俞的母亲帮我逃脱了我的婚姻。”
“她怎么做得到呢？”我说。我以为我能从这个答案中听到几个字，对付我自己不幸的婚姻。
花生站起来说，“你干吗不问她自己？”
“什么？”
“问她，”花生说，“问小俞的母亲。她就在楼下，正在为这幢楼里所有逃婚的女人弄中饭呢。”
所以这时我才明白，整幢房子是地下室，住满了女人和孩子。你想象得出吗？我又害怕又兴奋。我兴奋的是和这幢屋子里的九个女人在一起，她们都曾有过可怕的婚姻，而现在不必再服从她们的丈夫和婆婆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小俞的母亲还在做饭。大家都叫她小俞妈。看看她的样子，你想不到这个正在煎鱼和炒苦瓜的小女人，竟会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但那时，大多数共产党人不再公开穿制服了。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是个共产党，不是疯了，就是死路一条。
其他女人都从不同的工作岗位回来吃中饭了。一个在做法语家庭教师，另一个在鞋厂做工，还有一个做扫帚在大街上卖。她们的家庭背景各不相同。实际上她们就和你在上海大街上碰到的任何人一样。
所以没人跟我说，“我是个共产党，你呢？”但你从她们谈论的事情上可以听出。比方，当我们坐下一起吃饭的时候，小俞妈就对我说了：“我希望吃苦瓜不会太为难你吧。我自己不经常吃，但吃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有东西吃够满足了。”她笑了，花生和另外几位女人也笑了。
她们全都喜欢吃苦瓜。不是喜欢它的味道，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