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父亲的钱财，留下已经不够挥霍了。文福响应政府的号召，把家里所有的金子和证券都拿去换新纸币了。新纸币好像每星期都要比上一个星期贬值一半。
我们真运气啊。你父亲用的是美元。但即使没钱，我们也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开心。
这张照片是同一天拍的。我加印了一张，放大了，寄给胡兰。她和家国还住在哈尔滨。我写信给她：“猜猜我们碰到谁了？猜猜我们和谁住一起？有个说英语，叫我雯妮的人。猜猜吧，下封信再告诉你，看你猜得对不对。”
你瞧，这张照片里，淡若和房东太太家的狗玩得正欢呢。那狗不是很像一只羊吗？毛发蓬蓬松松的，耳朵小小的。长大后，它变坏了，连我的拖鞋都要咬。懊，我真生气！房东太太把她自己的拖鞋拿来和我换。可她是有脚气病的呀，所以我不想穿，哪怕出于客气也不想穿。
当然，我觉得她还是蛮不错的。我记得有一天，屋子里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的时候，她跟我讲了她的身世。这时我才知道她嫁了个美籍华人。她丈夫抛弃了她，也抛弃了那只狗。他回美国去了，又娶了一个。他也懒得和这第一个妻子离婚，但还是给她寄钱。所以她也不在乎。
“这是命。”她说，我觉得她已经麻木了，只好用这种非常背时的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可她接着又告诉我，“你得当心点。不要落到我的地步。”所以你明白了吧。
下面这张照片好像是在春天拍的。瞧后面的树上都开花了。我剪了个短发，很时髦。呵，我记得这张照片。我看上去很快活，只因你父亲说了句，“笑一笑。”
实际上，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已经用了两根金条，雇了一个好律师，是南京路上一个有名的律师，以聪明干练著称。
他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说我已经离婚，因为文福在昆明用枪顶住我的头，逼我写下“我丈夫要和我离婚”。广告登出的那天，有两个大汉来到律师的办公室，把里面的东西全都砸碎，把我的离婚书也撕了。律师很怕，也很生气。他问我，“你丈夫是不是黑帮里的人物？”打那以后，他就不敢再帮我了。
我开始想，说不定我丈夫真的入了黑帮。杜阿姨也这么想，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要问她已经晚了。
这张照片很有趣。瞧我系着围裙。我在我们的新居里，是在潮州路上一套两室的公寓里。你父亲和我已经登记为夫妻关系。上面是这样写的，“吉米·路易先生和夫人”。但我还是用了我自己的真名的印章，“江雯丽”，这是我的合法名字。
你父亲在早上上班前给我拍了这张照片。后来我就带淡若上电影院去了。我们差不多每天去，因为我不想整天待在家里，怕文福找到我们。
实际上，在这张照片里，我根本没做什么饭，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你父亲很喜欢拍些自然的照片，不要一本正经的。“宝贝啊，”你父亲对我说──他总喜欢用美国式的亲热称呼叫我，“宝贝啊，笑一笑，但不要看镜头。”所以你瞧，这张照片很自然。
这里又有一张我和淡若的合影，还有一张，还有一张。看看有多少？瞧他看上去多高兴啊？他的脸有些模糊，因为你父亲按快门的时候，他动了一下。你无法让一个六岁的孩子保持安静，他手里拿一块石头正想往池塘里扔呢。
这张照片我们是在一个庙里面的花园中拍的。这一张我们是在一个放满了卡通人物那样的小动物的公园里拍的。这一张我们是靠在湖边的一棵树上拍的，你看不见湖，但我记得湖就在那儿。
我还记得我们拍完这些照片后，就把淡若送到北方──哈尔滨去了，让他和家国、胡兰和杜阿姨待一起。这是因为房东太太告诉我们，有两个男人来过，找我和淡若。我想和他一起走，吉米随后也去。
但我决定再待几个星期，因为我又找了个律师，他收了我最后一根金条。他说我的离婚快要办成了，但办离婚手续时我得待在上海。于是我就待着。我告诉淡若我马上就来。当然，他相信我。我也相信这件事我做对了，我救了他。
那天半夜里，趁淡若睡着，我们和房东太太把他抱到火车站。她答应把淡若带到北方，她在那儿有个堂兄弟。但刚上火车，淡若就醒了。他大叫起来，“我妈妈在哪儿？我改变主意了！我现在不想去了！”他大哭起来，哭得好伤心啊。
我冲上去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你妈为难。”可他还是哭个不停，他的小心脏都要碎了，我的心也要碎了。我责备他，“别哭了，别哭了。我一有空马上就过来，和你在一起。”
当然，我是好好跟他说的，但我还是很后悔。我抱抱他，我该表扬他哭着不愿离开我，我本不该让他走。
可是瞧，这张照片，还有这张，还有这张，他都很快活。你可以看出来，哪怕照片有点模糊。大多数时间，我是让他快活的。
这里有一张我和杜阿姨的合影，是她到上海来看我后的几星期照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心里就很难过。因为我记得她到的那天，她在走廊上耐心地等了好久，直到我们回家。
我见一位老太太慢慢站起来了。“小人……”她说。我真是又惊又喜啊。是杜阿姨──从哈尔滨来的！我冲上去迎接她，怪她也不事先写封信，好让我们去车站接。然后我看看她的脸，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眼里噙着泪水。你一看到这张脸，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
我想把她推开，口里喊着，“回去！回去！”吉米伸出手拦住我，不让我赶她走。当她告诉我为什么要来时，我吼道，“你怎么能这么说？怎么能开这种玩笑？怎么能对一个母亲说她的儿子死了？他没死。我救了他！我把他送到哈尔滨去了！”
但她没怪我。她跑那么远的路，知道我会恨她。她告诉我日本人养了成千上万只带病毒的老鼠。战后，他们没有杀死那些老鼠，他们让它们跑了。过了一年多，大祸临头了──成千上万的人得病了，没机会逃脱，然后就死于老鼠和跳蚤身上带来的急性传染病。可怜的小淡若，才一天工夫就死了。
咳，更糟的还在后头，家国也死了。
我想跑到哈尔滨再去抱一下我可怜的儿子，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搞错。毕竟，他从来不哭。他不大容易醒来。他们不知道淡若是这样的，他是那么相信我。
但杜阿姨说，他们想也不想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就在淡若和家国死的那天把他们埋了。她说他们不得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淡若的衣服，他的玩具，一切的一切全烧了，怕跳蚤还躲在里面，所以你瞧，连一件希望和回忆的东西都没留下来，他就永远地去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向杜阿姨问起胡兰，“她在哪儿？为什么她不和你一起来？”
杜阿姨说胡兰在哈尔滨，在照料坟墓。她每天去供食品，告诉家国和淡若，她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长得胖胖的。“她一定要这么做，”杜阿姨说，“她说，她过后到上海来这里和我会面。她没有理由再待在哈尔滨了。至少她现在神志清醒了。但他们刚死的那会儿──真可怕呀，她整整两天哭不出来，人就像疯了似的，老是不停地念叨，‘他们怎么会死呢？战争已经结束了呀。’整整两天，她不停地说这句话。然后她忙着收拾房间，用松节油擦墙壁和地板。干完这个后，她就坐下来给你写信，尽量用缓和的口气告诉你谈若死了。
“可她脑子僵了，写了一句‘你的宝贝儿子’就不知道怎么写下去了，她就去问家国。可她找不到他，她就喊他。我见她站在房间里大声喊他，气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家国！家国！’她拼命喊，‘不要现在就死呀！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我怎么知道写“你的宝贝儿子”呀？’”
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这张照片里我瘦得皮包骨头。瞧我穿的毛线衣都从肩上耷拉下来了。你看不出来，这件背心是深红色的，胸前和口袋上还用真的金线绣了花。你父亲要我穿上它拍照。这是我满二十九岁时他给我买的，所以是在1947年春天。以前我从来没收到过生日礼物。按理说我该高兴才是，但我还是为淡若而伤心，我还是在责备自己。所以你父亲也没要我笑。我没笑，这张照片是自然的。
现在你看这儿没我的照片了。因为打那以后，有人见我进了理发店，我出来时，两个警察把我抓进了监狱。
没人告诉我为什么要抓我。他们把我带进了有着厚实的木门和高墙的女监。他们把我一带进里面，我就病了。那里面的味道可真难闻啊，就像你把鼻子伸进了厕所！一个女看守把我领进一条长长的黑洞洞的走廊，经过一排木制的长桌和长椅。通道的尽头全是牢房，一间接着一间，每间关五个女人，那些人走在大街上你连看都不敢看，每张脸上都写着一个悲惨的故事。他们就把我关进这种地方，和四个女的住在同一间臭烘烘的牢房里。
我以为这些女人知道我是被错抓进来的。她们都用好奇而可怜的目光打量我，一点也没同情的表示。四双眼睛一下子全盯住我的旗袍，这种服装一般是太太穿的夏装。她们还盯住我刚刚从美容院里做好的亮晶晶的鬈发。住在这里面的大多数女人都穿着肮脏的长裤和上衣，她们的脸很粗，头发油腻腻的。
过了一会，一个女人用粗嗓门说道，“嗨，小妹妹，坐下，坐下，待在这儿来做几天客啊？”大家全都笑起来了，但不是出于恶意。
我想她们以为开个小玩笑能使我感到舒服些吧。然后另一个女人从她坐着的木凳子上跳起来，说，“坐这儿吧。”当她拉上裤子的时候，大家又笑起来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她坐的不是什么凳子，而是房间角落里的一个马桶。这马桶用处不少，一点没什么遮拦，你无法冲洗厕所，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