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行员身边；还有淡若小时候的照片。
有时报纸把我说成一个既有魅力又有坏心眼的女人；有时报纸把我说成一个天真的女人，说我进监狱是冤枉的。杜阿姨告诉我，我成了上海年轻姑娘心目中的名人。一天她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两位姑娘在谈论我，她们说，真漂亮，真悲惨呀。
但领事馆的人可不管我漂亮不漂亮，悲惨不悲惨。过了一阵子，你父亲的工作也丢了。那儿的人告诉他，回家吧，别再惹麻烦了。他不能来看我，可又待不住。你猜他怎么着？他只好回旧金山老家去了。
当然，他给我来了许多信，寄到杜阿姨处，还寄来美元，以便她能在上海待下去照顾我。杜阿姨不管有没有钱总会照顾我的。但他这么做，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中国纸币太不稳定了。
所以，杜阿姨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三四封吉米的来信。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不管怎么样，他两年内一定要来看我。他怎么爱我呀，什么也阻挡不了他的爱情。他怎么样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祈祷，我快快回去和他团圆呀。我觉得他祈祷得那么多，快要变成一个信徒了。我想这就是他后来加入教会的原因。但我觉得他没告诉别人他的妻子入狱了，是她的另一个丈夫把她送进去的。那样说出去不好听。
监狱里的人对我很好。我觉得，看守和其他女犯人都相信我，我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为什么我不应该待在这儿。我觉得她们全都尊敬我，因为我也尊敬她们。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现在我也和她们一样了。一位姑娘说，“我要是有你这种性格，我就不会在这儿了。”另一位姑娘老帮我洗衣服。我没要她洗，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我也帮她们做事。我请杜阿姨带块木板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马桶里的臭味盖起来了。我找到了清洁房间的方法，把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了。有两位姑娘要我教她们读书写字，我就叫杜阿姨带些旧报纸和粉笔头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画笔划了。我们上完课后，就把这些报纸撕了，作卫生纸用。
我还叫她们行为举止、说话怎样得体，就像在昆明的时候，我教那位舞女敏姑娘一样。我跟你讲过她的事吗？咳，说起来真是太难受了。一天我在撕报纸的时候看到了她的照片，报上说，“金嗓子小姐弃世，芳龄三十三岁。”我惊讶地看着她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她起了个金嗓子的艺名，跟我向她建议的一模一样。我惊讶地得知了她的年龄。现在我又找到她了，可惜她死了。
她已经成了上海一个有名的夜总会的歌手。不是什么大名气，或许是小有名气。我想，因为她死得惨，他们才把她的照片登出来的。
这事发生在冬天，一个很冷的晚上。
她正沿着江边码头走着，穿一件漂亮的无袖舞裙，没穿外套。路上的行人全都盯着她，也许是码头工人和渔民。然后她就唱起歌来。
他们觉得她很怪，但唱到后来，他们出于礼貌都鼓起掌来。她鞠了个躬，挥挥手，退下了，好像在夜总会里谢幕似的。她微笑着说，谢谢，谢谢。然后她就跳过围堰，跳进冰冷的江水中。
报上说，她的心破碎了，这是某个认识她的人说的，但报上没说原因。我读着报，想到了自己。我曾以为她和我一样，只是比我更坚强。要真是这样，那我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几天。
实际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有的是时间想。我和其他妇女每天坐在工作椅上。我们一天工作八小时，不能请假。我nl做小火柴盒，剪呀，折呀，贴呀，翻来覆去都是老一套。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想到要有人做这些小盒子，把火柴装进去，也从来没想到这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是用一些人的痛苦换来的。这工作实在太乏味了！
于是我就考虑能不能用另外的办法来干这工作，在粘胶水前先把最上面的一层折好，要么就把它们全叠起来，让我的脑子没法闲下来。脑子一闲下来，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
我记得有一次收到吉米一封信。我把手头的活计放下，停了几分钟，这样我就可以把信念给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干活的妇女听。每当我收到一封航空信时，她们都很兴奋，因为她们连一般的信都没收到过。当然，那是因为她们不识字。
“‘亲爱的小夫人。’”我读下去。所有的姑娘都叹了口气。小夫人！然后，我又把通常的内容读给她们听。
他多么爱我呀。大家都格格格地笑起来。
他怎样整天为我祈祷呀。她们又叹了口气。
他读书用功得头都要炸了。她们大笑起来。
在基督教青年会上乡村舞蹈课好有意思呀。我停下了，舞蹈课！
姑娘们一声不吭，回头干自己的活去了。我看看自己变粗的手指尖。我想象吉米正握住一位漂亮姑娘的纤手。他怎么能既爱我，又和别的姑娘跳舞呢？他怎么能一面闭上眼睛为我祈祷，一面又拍手又跺脚的？然后我又想，他说他在护照上写了“已婚”，或许是说他已经和别人，而不是和我结了婚呢？一下子，吉米在我脑海中跳起舞来，越跳越快──一、二、三，跳下教堂走廊，跳进一个新夫人的怀抱！
类似这样的念头爬进了我的脑袋，我被它们紧紧缠住了，不知怎么把它们赶走。我无能为力，只能等着瞧，等着瞧。我有时想，或许我是空等一场。但是随后我又赶走这个念头，回想起我和吉米度过的美好时光，他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
除了杜阿姨外，还有许多人来看我。老阿婶和新阿婶抽不出时间经常来看我。花生只来过一次，后来她和小俞的母亲马上就搬出了那屋子，失踪了。我父亲当然没有来，或许他连我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我听说他现在还在做梦，他的脑子跑到另外地方去了。他躺在床上，无论是睁眼还是闭眼，好像都无所谓了。
但有一天，三妈和五妈两个人一起来了，我很惊讶。但我随即就发现她们穿了一身白衣服，我就明白我父亲的太太们的来意了。
“死了？”我说。
三妈点点头，五妈别转脸去。然后她们就哭起来了。我也哭了，我想起了父亲给我金条的那一天。
“他死的时候神志很清楚，”五妈说，“他到死都是很坚强的。”
我点点头。这些都是一般的客套话。我感谢她们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但三妈说，“真的，他临死前好奇怪呀。他的神志那么清醒。”
“真是个奇迹呀。”五妈说。
“兴许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骗我们，”三妈说，“假装不会说话。你父亲真能忍呀。”
“我觉得这是个奇迹。”五妈说。
“事情是这样的，”三妈说，“五天前，我像平时一样，到他房间去，想给他喂点稀饭。结果他没吃多少。每天我都得撬开他的嘴，给他灌点东西下去。真的，他比娃娃还难侍候，不肯吃，还常常尿床。那天早上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吼道，‘观音娘娘啊，让他把嘴张开来吧！’突然，他的眼睛亮起来了，盯住我。我寻思，嗯，莫非他听见我说话了？我就对他说了，‘吃一点吧，吃，吃。’他看看我，开口了，用p就给我吃点像样的东西。’就这句话，冲口而出了！因为差不多快七年了，他没说过一句话──可现在，‘那就给我吃点像样的东西。’我赶紧迈动两条老腿下楼去。”
五妈点点头，“她跟我讲了这事，我还不信哩。我说，‘你也像他一样在做梦吧。’我就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
“我跟厨娘说了，”三妈说，“文太太听说了也想去看看。于是大家全上了楼，带了馒头，包子，一大碗面条，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一进他的房间──嗯！──他已经睡着了。”
“我又说她了，”五妈说，“‘你是在做梦。’这时我发现窗子开得大大的，大风从外面吹进来了。‘干吗开窗？’我说着，走到窗前。这时他醒来说话了，‘让它开着！’”
“我们的嘴巴全像窗户那样开大了，”三妈说，“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馒头，他吃了。厨娘给他一张大饼，他也吃了。于是文太太赶紧下楼去叫她丈夫和儿子来看。他们就上来了。”
“我们全看见了，”五妈说，“你父亲看看四周，见大家都站在那儿，就皱起了眉头。他说，‘这儿出什么事了？干吗这么寒酸相？
我的画呢，我的地毯呢？’”
“他就跟以前一模一样了，”三妈说，“非常自大，主意很多。
五妈点点头，“我告诉他，‘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全没了。没那么多钱来整这些东西了。’他说，‘怎么会没有钱的？’我说，‘现在不景气，到处都一样，不光是我们。钞票不值钱，床上的破布还更值钱些哩。’”
“他说，‘我不是在说钞票。金子！金子！你这猪猡！’”
三妈拍拍手，“然后你猜怎么着？文福马上说了‘什么金子，哪里有金子？’你父亲看看文福，好像他女婿长了个榆木脑袋似的。‘就在这里！’他说，‘当然在这屋子里。全是金条，跟你手指一样粗，跟你身子一样重。’
“‘哇！这屋子里没金条呀。’文福说。
“于是你父亲咧嘴笑了，‘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藏哪了。好多年前，我就把它藏起来了。’然后你父亲拍拍脑袋。‘让我想想看──在哪堵墙壁后面？在哪块地板下面？’”
“哎哟！”五妈说，“我们马上就明白你父亲要干什么了。这种举动我们以前见过好多次，可有心计哪。他是在一点一点地吊他的胃口，而文福就像一只上钩的猫跟在后面，乱嗅乱扑！当文福问‘在哪儿？在哪儿？’的时候，你父亲就挥挥手叫他走开。他说，‘现在我累了。过几个钟头再来，我告诉你。’说完你父亲就闭上眼睛，又回到梦中去了。”
“文福又能怎么着？”五妈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