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儿子大叫，“完美的登陆！”然后歇斯底里地笑起来。那和尚和尼姑还是不动声色地管自己念经。但我母亲大为恼怒，“太糟了！”她喃喃自语着，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白种人，长一头稀稀拉拉的金发，穿一套黑西装，肯定是殡仪馆里的人。看得出我母亲正在责备他，因为她指着那条撕裂的横幅。房间里人们的议论声响成一片，那些老太太还在装腔作势地哭着，捶打着；和尚和尼姑还是管自己念经。
那金发男子很快走到前面，我母亲紧跟在后面，他向杜姨婆鞠了三个躬，然后移动她的棺材，棺材下面装有滑轮，很轻松地朝前滑动了。然后那男子又鞠了一个躬，庄重地把杜姨婆胸口上的横幅拉了下来，夹在两臂中，好像它是法衣似的。当他把横幅重新贴上去的时候，我母亲还是怒气冲冲，“这个角落，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你怎么能让她的运气这样掉下来呢！”
那男子干完后，把棺材推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又向遗体鞠了三个躬，向余怒未消转回来的我母亲鞠了一个躬，然后飞快地退下了。
我不知道他的鞠躬是真诚地表现了对死者的尊敬呢，还只是为了他的主顾──中国的悼念者，才不得不依样画葫芦？
弗兰克开始给每人分发点燃的香。我看看周围，想弄明白拿它怎么办。大家一个个都站起来，跟着和尚尼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绕着棺材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些傻乎乎的，参加了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思的仪式。这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去禅宗中心的情景，当时只有我一个有着一副亚洲相貌，也只有我一个对转圈感到不耐烦，老是在想和尚什么时候来，讲经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不知道在我到之前，所有其他的人已经安静地等了二十分钟，正进入冥想状态呢。
我母亲现在正在向杜姨婆鞠躬，她把香插入香炉中，然后口中轻轻念叨“唉！唉！”另外的人也照做不误，有人哭了，那几个越南老太婆大声哀号起来。现在轮到我鞠躬了。我感到有点内疚，这种内疚感我以前也有过──当我父亲给我行洗礼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能得到拯救，当我端起圣餐的时候，我不相信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血，当我和其他人一起祈求出现奇迹治好我父亲的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突然，我喉头发出一阵哽咽，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慌忙想控制住，但一切都崩溃了，我的心破碎了，悲愤之情倾泻而出，我无法阻止它。
我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透过眼泪朝我微笑。她知道这种悲伤不是为杜姨婆，而是为我父亲而发的。因为为了这声哭泣，她等了很久很久，从我父亲的葬礼那天算起，足足等了二十五年。
我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我和我母亲、弟弟坐在客厅里，等待再过半个钟头就要开始举行的祈祷仪式。我母亲正在责备我，因为我拒绝走到棺材旁去看我父亲的遗体。
“塞缪尔已经说过再见了，塞缪尔正在哭。”她说。
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
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解决。在我父亲眼中，我是完美无缺的，是他的“珍珠”，而我和我母亲总是口角不断。
我的母亲擤了一下鼻子，“什么样的女儿呀，在自己父亲面前连哭都哭不出来？”
“躺在这儿的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我沉着脸说。
我母亲一听到这话马上跳了起来，给了我一个耳光。“太可恶了！”她喊道。我惊呆了，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好呀！你哭不出来，我叫你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
“哭！哭！”她疯一般地号叫起来。但我还是坐在那儿像一块石头。
最后，我母亲意识到她干了什么，咬了一下手背，用中文咕吹了几句，然后牵着我弟弟的手，撇下我走了。
于是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怒气冲冲，同时又有一种得胜之感，尽管不知道我到底战胜了什么。也许因为我不知道，我发觉自己正向棺材走去。我喘着粗气对自己说，我是对的，错的是她。我打定主意不哭，而从未想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面无血色，瘦弱不堪。他并没有平静地和上帝安息在一起，他的脸是严厉的，好像仍在弥留之际作痛苦的挣扎。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竭力想往后退，想不哭出来，以至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冲出房间，来到外面，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
打那以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就一直那么紧张。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我至今还不能肯定我们究竟为何要吵起来。我母亲不断提起我父亲，提起他的悲剧，但从来不提葬礼本身。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我母亲面前哭过，也没有提起过我对我父亲的感情。
相反，我竭力要把我对他的回忆隐藏起来──他的微笑，他穿过的外套，他站在讲坛上的风采等等。但那时我没想到我回忆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形象。实际上，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他病倒的那些时候。
“珍珠，”他从病床上无力地喊我，“要我帮你做回家作业吗？”我摇摇头。“珍珠，”他从沙发上叫我，“帮我坐起来。”可我假装没听见。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梦见我父亲。在我的梦中，他总是躲在一家有着上百个房间、上百张躺满病人的病床的医院里。我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寻找他的踪影，在这过程中，我肯定看到了每一张面孔，每一种病情，经受了每一种可能发生于肉体和心灵的恐惧。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父亲，我的信心动摇了。
这梦还有许多种变化。事实上，前不久我还做过一次，在这个梦里，我到医院去做体检，看看多发性硬化症是否有所发展。一位医生还没作解释，就把我推进一个住着特危病人的病房中，我大喊起来，“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必须作出解释！”我喊了又喊，喊了又喊，可是没人理睬。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他，他就坐在我前面一张肮脏的帆布床上，穿一身满是泥巴的睡衣。他是那么老，那么瘦，瘦得令人心寒。在那么多年的等待和被人漠视后，他的头发斑白了。我坐在他身边，轻声呼唤他，“爸爸？”他抬起那双孤独无力的搜索的眼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吃惊地哭了──然后他哭啊，哭啊，哭得那么高兴！──最后我高高兴兴地把他带回家来了。
杜姨婆的葬礼终于结束了。我们全都站在外面，海湾开始起风了，风钻进我们薄薄的外套，裙子也被吹得旋转起来。我的眼睛刺痛了，我感到浑身无力。
我母亲静静地站在我身旁，时不时地瞧我一眼。我明白她想和我谈谈刚才发生的事，不是为葬礼上的倒霉事，而是为我哭的问题。
“还好吧？”我母亲轻轻地问道。
“没事，”我回答道，竭力显出正常的样子，“菲力和孩子们该到了。”我母亲从毛线衣袖子中抽出一条手巾，一言不发地递给我，指指她自己的眼睛，提醒我睫毛油化开来了。
就在这时，宝宝过来了。“好家伙，这事真有点怪，”他说道，“可我想，老太太要的就是这种葬礼，她总是有点那个。”说着，他用手指敲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我母亲皱了皱眉头，“什么那个？”
宝宝嬉皮笑脸地说，“你明白，嗯，与众不同的，非同寻常的──一个好老太太！”他瞧瞧我，耸耸肩。然后，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态，“哇！咪咪已经在车上了，快开了，你们家去公墓吗？”
我摇摇头。我母亲吃惊地朝我看看。
宝宝走到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卡玛龙车边，咪咪溜了进去，以便他开车。“我别无选择。妈要我去当执绋人。”他伸伸手臂。“我的拿手好戏是吹号。”他拧开车上的收音机，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好了，很高兴能再见到你，珍珠。回头见，姨妈。”说着，小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这时我听见身后传来海伦舅妈的声音。“珍珠！珍珠！”她摇摇摆摆地走着，一面用手巾擦着眼睛。“你们去公墓吗？过后去我家，很棒的厨房，许多好吃的东西，你妈做的年糕，我做的鸡块。玛丽和杜也在那儿。你来吧。”
“我们去不了啦。明天要上班，得开很远路的车。”
“啊，你们这些孩子呀，”她说着，双手一摊，做了个好事落空的手势，“总是那么忙！好吧，有空马上去看我，不要等我邀请。你来，我们可以聊聊。”
“行啊。”我扯了个谎。
“雯妮啊！”海伦舅妈现在大声地喊起我母亲来，尽管她们相隔只有五尺远。“你跟我们一起去公墓吧，亨利正在倒车呢。”
“珍珠要送我回家。”我母亲答道。我站在那儿，竭力想弄清楚，她干吗每次都护着我。
海伦舅妈走到我母亲身边，一脸担心的样子。她用中文很快地问道：“不去了？是不是病了？”
我不能完全听懂中文，只能听个大意。好像我母亲在说，她不想别人为她操心，没什么事，只是这儿有些不舒服──她指指胸口──因为有些什么什么事一直让她心烦。她说的什么事好像就是横幅掉下来的事，打那事发生后，她的全身就一直痛。
海伦舅妈抚抚我母亲的背。她告诉我母亲说，等什么什么东西安静下来，不再在那个地方打转的时候，她会去看杜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