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我所想到的，一个聪明的女人。
我又问她，“你结过婚吗？”
“结过，当时上大学二年级，年纪轻轻，一块过了七年。”她又说，“加加看，离婚也有七年了。”
“你二十五岁。”
“你怎么得出二十五岁？”
“难道是四十二岁？”她说：“向右转，我这边。”
“谢谢。”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驾车经历，很快我们就到达野猪岭——却是伸进海湾的一个半岛。有些位于拿骚角的东北部，有时也叫小猪岭。
我注意过这一带地名主要有三个来源——取自当地美国人、英国定居者和房地产经纪人的名字，后者的地图上常有他们自己造的好听的地名，用来代替像野猪岭这样令人发笑的称呼。
我们又路过一个叫卡斯特研究所的小型天文台，威利夫人曾跟我提过。我还了解过这家天文台和它对面的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的大致情况。
我问爱玛：“戈登夫妇对天文学感兴趣吗？”
“我不清楚。”
“你知道他们从威利夫人处买过一亩地吗？”
“知道，”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不是个好交易。”
“为什么他们要那块地？”
“我不知道……我一直没搞懂。”
“弗雷德里克了解这个情况吗？”
“知道。”她把话题转到周围环境说，“那边是怀特斯通家族最早的房屋，建于一六八五年。”
“还是你家的？”
“不是，但我打算把它买回来。”她又说，“弗雷德里克本可以帮我忙，可是……后来我意识到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富裕。”
我没做评论。
拿骚角、野猪岭等类似的地方大多是村舍，还有一些较新的周末度假屋，其中许多用灰瓦盖得古色古香。爱玛说有些田野从殖民地时代起是公共草地，而且到处是树林。我问道：“印第安人友好吗？”
“现在没有印第安人。”
“全走了？”
“全走了。”
“除了康涅狄格州的一部分人在这儿和拉斯维加斯开办了最大的赌场。”
她说：“我有一点土著美国人的血缘。”
“真的？”
“真的。许多旧家族都这样，但他们并不张扬。有些人来找我实际上想从档案里勾掉那些亲戚。”
“不可思议，”我知道有个政治正确的评论方法，可每次我尝试它时，结果都告吹。我是说，这东西每周都在变化，只有一条我用起来没有问题，“种族主义者。”
“由种族引起的，没有必要说成种族主义者。不管怎样，我不介意谁知道我有印第安血缘，我外曾祖母曾是科翘哥族人。”
“嗯，你肤色很好。”
“谢谢。”
这时我们朝那间有着白色护墙板的高大建筑开去，周围是几亩林地。事实上记得我孩提时曾见过这地方一两次。至今脑海里还存有这些童年记忆，如同夏季的静物画，又有点像从取景器中看雪崩一样。我对怀特斯通说：“我想还是个小孩时曾和家里人来这吃过饭。”
“很可能，有二百年了，你多大？”
我没理会她接着问道：“食物怎么样？”
“因人而异。”她答道，“环境不错，偏离大路，没人会看见我们，不会招来非议。”
“想得周到。”我把车开进砂砾车道，停下来，又啪地一下打开车门，发动机还没有熄。这时一阵小铃声响起，车的图式系统又显示出车门的半开状态。我说：“嗨，你关掉了那个声音。”
“我们不想要你前妻的声音厌烦你。”
我们下了车走向酒店。她挽起我的手臂，这令我感到惊讶。
她问我：“你什么时候下班？”
“现在。”
18
午餐真是令人愉快至极。餐馆里几乎没什么人，再加上它新近才装修过，所以你可以让想像力尽情驰骋，让时光倒流到1784年，疯狂的安东尼·韦思重重地跺着脚，要人给他上格洛格烈酒，或诸如此类的事。
食物基本上都是美国风昧的，很实惠，一点也不花哨，很适合我的大胃口。而爱玛·怀特斯通也是个实在的美国姑娘，一点也不滑头，这也很合我的口味。
我们不谈论这起谋杀案，也不谈托宾，或是任何令人不快的话题。她的确精通史学，而且她的言谈都让我着迷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从爱玛的嘴里吐出来的历史才能令人愉快地接受。
她谈到了一六四0年带着一群信徒来到此地的令人尊敬的杨斯，此时我想，他们是否搭了新伦敦的轮渡，当我这么说出来的时候，爱玛给了我一个大白眼。后来她继续提到三百年以前曾航行到这片水域的奇德上校和其他不那么为人细的海盗，她还提及因灯塔著名的霍顿家族，并告诉我这家饭店就是一个霍顿家族的人开的。然后，她告诉我关于独立战争将领弗兰西斯·马里安，即沼地狐的故事，她还说东马里安就是由此命名的。我却争辩说，在英国可能也有个镇叫做马里安。但我可没她那么懂行。她又说了一些安德黑尔斯、塔特黑尔斯的家族铁事，甚至还谈了一点关于怀特斯通家族的事，她说她的家族是“五月花”号移民的后代。而且她还告诉我一些如阿比加、乔里、伊察彼德、巴拿巴斯的姓氏，更别提如乔史瓦、塞缪尔、伊萨克之类的姓了，而后者居然不是犹太姓。
保罗·史蒂文斯那像是用计算机程序设定的声音曾使我感到乏味之极，而眼前爱玛那高昂的声音简直要让我沉醉了，更别提她那迷人的灰绿色的眼睛了。不管怎样，他们导致的后果是相同的：都使我的大脑有些反映迟钝。我集中精神去听她讲，并努力去回想那些重要的话，而且还在想为什么当时我会心里一动。但是这也没用。不过，我现在就快要记起来了。
我说：“我觉得安东尼·韦思就在这儿。”
“是吗？说说看。”
“嗯，他就坐在靠窗的那张桌子上，而且他在时不时的偷眼看你。而且他也不怀好意地朝我看，他自言自语道：‘为什么他得到了我没有得到的东西？’”
她微笑了：“你疯了。”
“有吗？会吗？”
“如果你不再犯傻的话，我会教你古英语的。”
“谢谢你。”我尽量学着英语的语调讲话。不知不觉，已经是下午三点三十分了。一旁的侍者都有些不耐烦了。我不喜欢在办案途中分散精力去追逐女人。事实上，案发后的七十二个小时内是破案的关键。但是一个男人总会有些生理需求，再说我又正处在发情期。
我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乘船去兜兜风。”
“你有船？”
我其实没有船，这个谎我可能扯大了。但是我有地产，还有个船坞，我可以说船沉了。我告诉她：“我现在住在我叔叔那儿，一处农场海湾产业。”
“是海边农场。”
“对，我们走吧。”
我们离开了韦恩将军酒馆并开车往我的住所而去，那离霍格湾有二十分钟的行程。
当我们向西行驶在主干道上的时候，她告诉我：“这儿过去叫做皇家大道。独立战争以后改的名字。”
“改得好。”
“更好笑的是，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原先也叫皇家学院，也是在独立战争后改的名字。”
“如果再来一次革命，我还想改掉很多名字。”
“比如说？”
“首当其冲的是我那分套购置的公寓所在的西72街，我想把它叫做樱桃路。这听起来更悦耳。还有，我前妻的那只叫雪球的猫，我想把它更名为‘死猫’。”再来次革命吧，我还想改几个名字呢。”
她似乎要来打断我了：“你喜欢这儿吗？”
“我想是吧。我的意思是，这儿很美，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这种生活。”
她告诉我：“当地有很多怪人。”
“我不是怪人，我是个疯子。”
“这儿也有很多疯子。这儿不是与世隔绝的乡下地方。我认识几个拥有常青藤大学学位的农民，也有卡斯特学院毕业的天文学家，还有在法国学习归来的酿酒商，以及在普拉姆岛和布鲁克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们，还有来自斯托尼布鲁克大学的学院派艺术家、诗人、作家等等。”
“还有档案管理员。”
“没错。每当城里人认为我们是不诸世事的乡巴佬时，我就觉得很恼火。”
“我绝对没有这种意思。”
“我从你身上感觉到了一种城里人的世故，以及一种乡下人的魁力。你来对地方了。”
“谢谢你的评价。”
我想我大概已经通过了最重要的一次考验，她不会将我蹬掉了。
现在我们正穿行在农场和葡萄园之间，她说：“这儿的秋天很长，它老是赖着不肯定。现在果园里结满了果子，还没有摘。有时候，过感恩节时新英格兰都已经下雪了，而这里却仍是收获季节。”
说完她问我：“我是不是太啰嗦了？”
“不，你为我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谢谢。”
现在我已经站在了通向卧室的第一级台阶上了。
我们两人都保持了一种欢快的心情，当那些很敏锐的人们感觉到他们正要向床第之欢进军时通常都是这样。
不管怎样，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对着这座维多利亚式的大宅子，爱玛说了一旬：“一个化了妆的身材魁梧的女士。”
“在哪儿？”
“你这房子就是。人们都这样评价老维多利亚式房子。”
“对了，顺便告诉你，我婶婶以前就是匹克尼克历史协会的成员，她的名字是琼恩·波纳。”
“听起来很耳熟。”
“她认识玛格丽特·威利，”我又加了一句：“事实上，这儿是我的婶婶的出生地，这也是为什么她会劝说我的哈里叔叔买下这座消夏屋的原因。”
“她的娘家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