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又软了下来。他蓦然想到，子珍的这种想法我本来就有嘛，也正是这样做的嘛，他找到了一种自我平息的办法，他说：“子珍啦，你是多心了。关于那首诗，你是以贺解毛了。‘刺破青天锷未残’，可以是指个人的坎坷和不屈，也可以是指战争的失利和不屈；‘赖以拄其间’，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我们的党，对不对？你的细言相励，是对的，是同我的想法一致的。我何尝不知道大敌当前该怎样做。湘江失利以后，几位老先生要我说话，我是考虑再三才说的；在越城岭，有人就造出个‘新三人团’来，而且以我为首，我就坚决不理，一理对他们显然是不利的，但宁可失之于彼，不可失之于此，如王稼祥所说，要点民主就算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我还是这个方针，求得意见能通过就行，我要恩来同志主持会议，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总之，你说得对，主要是反‘围剿’的军事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再马虎了，其他的，多少年以后再说都行。你看这样行吗？”
“润之！”要不是在山林野外，又是暮色苍茫，贺子珍真想投进“我的男人”的怀抱……
毛泽东和贺子珍回到半山坡上的住地，才走到门口，只见几个警卫员在门口的小路上来回走动，毛泽东不觉心头一惊，出什么事了？他正要问话，陈昌奉从屋里走出来：“毛委员，来客人了。”毛泽东以为又是几个军团长来串门了，便拉着贺子珍迅步朝屋里走，一进屋，却是博古一个人独自坐在堂屋里。“他怎么来了？”毛泽东不禁愕然。打从在中央苏区，博古从来没有主动上过毛泽东的门。博古为人内向，不苟言笑，又是一付高度近视的眼镜，平时的内心情绪就很难叫人洞察到。毛泽东估摸不到来者的来意，权当来者是客，便轻轻地作了个笑脸：“博古同志，有什么指示呀？”
毛泽东和博古之间，关系极为复杂，感情的鸿沟如渊如薮。一个看不起一个，一个不信任一个，一个怨恨一个，一个提防着一个。毛泽东最不满意博古的，是一到苏区便下车伊始，把全部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接连打败仗以后还执迷不悟。在他看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根本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博古在国际的影响下，也看不起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原始粗俗的，是一些历史碎片的组合，根本称不上马列主义，中国革命要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是胜利遥遥无期，就是胜利了也难说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然而，人终究是有脑子的。博古对毛泽东，有看不起的一面，也有畏怯的一面。毛泽东比他大十四五岁，带兵打仗已经１０来年，在苏区确实创造过大好的局面；他头脑机敏，说古道今，语言尖刻。当着毛泽东的面，他有时真还觉得自己不怎么行。他的这种怯人三分的心情，经过最近的几次争吵，是越发发展了。今天的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锐不可当，把他搞得理屈词穷。散会时，他久久地坐在那把木头椅上不曾离去，苦苦地琢磨着他同毛泽东之间还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届时，周恩来和王稼祥走了过来。周恩来说：“博古同志，找毛泽东同志谈谈吧，红军需要毛泽东，党的团结需要毛泽东。”王稼祥说：“你要我们莫斯科回来的人搞好团结，为什么就只是这么个团结法，就不能团结团结毛泽东呢？团结他，就团结了许多！”
博古是来找毛泽东“要”团结的。
“泽东同志，想不到吧？”博古不冷不热地说。
毛泽东说：“上午还在一起开会了嘛。”
贺子珍对博古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一边倒水一边说：“开会是开会，个别聊聊是个别聊聊嘛。对吧博古同志？”
博古说：“恩来同志要我来看看你们。”
毛泽东说：“多谢了。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博古说：“请允许我再次表白一句，那个所谓‘新三人团’的问题，的确是我跟李德闲聊的一句开心话，外国人性格开朗，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对与不对，少有斟酌的，请你别再往心里去。关于军事指挥问题，我同恩来同志讲了，希望你今后多提出你的意见。至于你的军中职务问题，将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会考虑的。其实，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大政方针，不论军队、政府，你有什么话都是可以说的。只是，我有一点希望，你的有些意见，若是在会前便有了，最好能事前通个气，给我一点方便。当然，临时在会上形成的意见也是可以说的，过去的一段也好，将来也好，在中央的会议上，我们之间，即使出现分歧，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你我还是懂得的。你在通道的那次聚会上说得好啊，我们要团结。大敌当前，我们要团结。如何？”
毛泽东说：“不是大敌当前，你说得不对。”
博古又紧张了：“噢？”
毛泽东说：“大敌不当前，当前非大敌。大敌在我们的后头，在我们的右边，是不是？”
博古“嘿嘿”乐了。
毛泽东听出了博古的来意，他是打着“团结”的旗号，“安民告示”来了：你毛泽东只许说话，可不许搞别的。毛泽东心里上来了一股火，莫非不团结在我毛泽东么？他真想发作一下，想起刚才山坡上贺子珍的话，他又克制住了，便来了个文字游戏。
博古竟没有察觉到毛泽东的不满，他乐完说：“泽东同志，你不只是经验比我丰富，学识也比我渊博。最近有什么诗作吗？”
毛泽东说：“好呀，我送你一首诗吧。”
说着，他随即拖过桌上一片纸，在上面写道：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
村。潇湘逢故人。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没有在纸上题名落款，那时还没有这个习惯。他把纸片推给博古：“诗想不起来了，是首词，辛稼轩的。”
博古拿起来看了，笑道：“我的古文底子虽差，但这一首我还是能读懂的。谢谢，儒冠多误身……”
毛泽东说：“嗨，你怎么只看到那一句啊，还有嘛，挥羽扇，整巾纶，少年鞍马尘。这都是赞诸葛亮的文句嘞。当然，你在这方面有些自知之明，不把自己看成是诸葛亮，也还是不错的。”
博古没再说什么，起身告辞走了。
第二天，如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同时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另外两项提案：一是刘伯承回总部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二是撤销８军团，并入５军团，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根据通过的两项提案，会议任命刘伯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
会议后，周恩来去向李德“汇报”实际上只是去通报会议情况及其结果时，他们间竟第一次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舌战”。李德没想到周恩来带给他的那份会议《决定》，只是让他知道一下，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中央和军委所有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审定批准，这次却是在他未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擅自”作出决定，并且发给了全军，这完全是无视他作为“国际顾问”的存在。
李德一边听着周恩来的“汇报”，一边看着伍修权用俄文赶译出的《决定》文本，他越听越看越生气，对周恩来大声吼道：
“你们的会议决定是错误的，这个文件是无效的，不能发出更不准实行。这是违反国际指示和中央方针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要为此承担责任……”
周恩来道：“李德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李德继续发火道：“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
周恩来也生了气，把桌子一拍说：“李德，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
李德道：“我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我代表国际……”
周恩来大声道：“不，你没有权利代表国际，更没有权利代表我们中央，你仅仅是个军事顾问，你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这是国际执委明确指示的，是你自己违背了国际指示，超越了职权，你要对此承担责任！”说完指着《决定》译稿郑重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的决议，任何人都只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你是军事顾问，也是共产党员，你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不能干扰执行，这是党的也是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你好好考虑吧！”
这次“交锋”以后，周恩来好多天没再同李德说什么，中央和军委的许多工作，也不再向李德请示报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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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回 “四川王”权重再抓权 王家烈越急越糊涂
话说蒋、刘“南京会商”以后，刘湘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上旬启程返回重庆。在南京港一登船，只见满船中央军的校级军官，还有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他心里禁不住一阵悚然：“我这是载誉归去，还是被押解回乡？”他把杨芳毓喊到一旁问：“这是怎么回事？”杨芳毓说：“这是加强我们参谋团的，同总司令一道进川。”杨芳毓已经是贺国光参谋团的副手，说话口气也变了。刘湘这才稍微放下心来。船离南京港，风大浪急，船体颠簸，刘湘心里也不平静起来。他对“南京会商”一方面是满意的，他被重新任命为省主席和川军总司令，又有一笔像样的军费，要东山再起，扭转同红４方面军作战一再失败造成的危急局面，他自信没有多大问题。他很感激蒋委员长在危难时刻又帮了他一把。另一方面，他还是有些惶恐不安。南京会商，终究是一场“大进大出”。开放门户这一条，他倒是想通了，“关死夔门，已非长策”。他最犯愁的是打破防区制，他深知防区制是各路军阀的命根子。他不知道该怎样向各路军阀作出交待，并付诸实现。要是为此再混战一场，岂不一切又是枉然？从南京到重庆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