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说：“还是请我们的前任政治委员说吧。”“我说？我这一段说的话还少么？”毛泽东喝了一口热茶，见周恩来一直在盯着他，便站了起来。他有一种习惯，要是话多，就得站着说，一只手还得插到腰上去。他说：“好吧，我现在真成了诸葛亮了。挥羽扇，整纶巾。既然如此，不摇摇扇子，刘皇叔是会不高兴的。就说薛岳的这份电报，有意思得很嘞。他指点王家烈说，红军进贵州是要占领中心城市！贵州的中心城市是贵阳吧，他从哪里得出结论说我们要占贵阳？他薛岳把我们从江西赶出来，经湖南、广西，把我们赶到贵州，他能不知道现在的红军已经无能为力固守中心城市？他这是欺骗宣传，哄王家烈的！就说他真的是这么判断的，红军要占领中心城市，他为什么又要王家烈移兵防守贵阳东北方向，而不是固守城垣？这不是一哄再哄么？有趣的是，这是一个‘不得向友军宣泄’的电报。这明明是在说，你王家烈给我腾地方吧，我中央军来了！这当然不是薛岳一时头脑发热，这是蒋介石一向对地方势力鬼主意，老鬼主意！显然的，没有蒋介石的命令，薛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口气，王家烈好赖也是一省的首脑；从军事行动上讲，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他薛岳也不敢实施这么大的机动。因此，可以肯定，薛兵团此行西进，直接目的是贵阳，是针对王家烈的。他要搞掉异己，把贵州抓到手。对四川，蒋介石是先礼后兵，把刘湘找到南京去‘会商会商’，那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兵，也还不那么紧迫；对贵州，对不起了，兵临城下，直捣你的老巢！别看电报中‘绍武兄’叫得那么甜，鬼胎多的是。这就是中国式的反动营垒，何其庞大，却是勾心斗角，不可调和。所以呀，我看我们还是迈开大步向前走，就当是走一步险棋。险棋者，正如你之所言，直角也。怎么走法？你找我的缝缝钻，我找你的缝缝钻。两妯娌闹完架走娘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理谁。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作了个深呼吸，松弛了下来，说：“对，说得对。
一封电报泄露了他们的天机。”
刘伯承说：“右纵队！军团侦得的情况，同这份电报说的完全一致，薛岳把部队到达贵阳的时间都是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我很同意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分析和判断，继续前进，争取在他的先头部队的隙缝中穿过去。”
周恩来说：“好。这一来，我们就不应恋战，顶多小部队打打阻击，争取尽快进入黔北。”
毛泽东见周恩来认可他的分析和判断，心里很高兴，说：“恩来同志呀，我刚才说我是诸葛亮，是夸海口喽，你可别给我传了出去；要是传了出去，毛泽东自称诸葛亮，又要生出麻烦来。伯承同志是参谋，我算个参谋的参谋。”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是政治局委员，红军的老政委，就说是诸葛亮，也是不为过的。就这样吧，伯承同志，请你从速把泽东同志和我刚才说的意思通报朱德同志，并告各军团长，北进黔北的决心不能动摇。最要紧的是刚才泽东同志讲的，找缝子钻过去。”
刘伯承说：“我马上去给总司令汇报。”
果然，如同舞台上的两队舞蹈演员变换队形一般，中央红军从敌人的隙缝中钻了过去，越过了湘黔公路。一越过湘黔公路，两路纵队连克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数县，于１２月３１日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猴场地区。
中央红军从进入贵州以来，从黎平算起，长驱数百里，连克十几城，部队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军心大振，情绪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和李德的头脑又热起来了。转移行军中，博古和李德是经常走在一起的，宿营住房子，大都住在一间房子里，两个人又都精通俄语，嘀咕事情很方便。这天，部队一到猴场宿营地，李德看了看地图，便高兴地跳了起来，跟博吉说：“太好了，太好了！博古同志，不必去黔北了，完全不必去黔北了。大好机会，应该向东折向湘鄂西，同２、６军团会合。利用现成的根据地，是可以打些好仗的，可以推进整个中国革命的事业！”博古也动心了，说：“有道理，这里离２、６军团越来越近了，部队拉到川黔边，等于到了湘鄂西。”李德还说：“就是照毛泽东避实就虚的理论，我们也该去湘鄂西。薛岳兵团已西进贵阳，黔东北正好空虚。还有，中央红军即使到了川黔边，到时候还不是有个会合的问题？你们中国同志总是批评‘毕其功于一役’，我就不理解，毕其功于一役有什么不好，难道非得毕其功于两役，三役，四役？”伍修权在一旁听了直发笑。李德问：“你笑什么？”伍修权说：“一役不行，当然得两役，三役，乃至四役啦。”李德说：“那你说，这去黔北和去湘鄂西的问题，是一役好呢，还是分作两役好呢？”伍修权看了博古一眼，有话没敢说。博古说：“有话说嘛！”伍修权说：“去川黔边是黎平会议定了的呀。”博古说：“我们再开个会改过来嘛！本来，从黎平出发，我们就电告过２、６军团，要他们给予配合。其实，战争情况下，也不必事事都开会做决定，指挥员有权变更某些作战方案。”李德说：“对，我找朱德下命令，部队暂停过乌江。”
一场风波就这么挑起来了。李德找到朱德说：“部队不要过乌江了，该向东北折向湘鄂西。此事我同博古商量过，他同意的。”朱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愣了好一阵，只跟伍修权说：“不过乌江了？‘三人团’开会了？”伍修权说：“是他们两个人嘀咕的。”朱德又问：“黎平的决定不作数了？”伍修权说；“我也这么说呢。你快去找找周恩来同志吧。”李德见朱德只跟伍修权在对话，说：“他怎么样啊？他好像不大想执行？”伍修权只好跟朱德说：“他想知道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朱德说：“你告诉他，我是军委主席，这样大的变动，我得听中央的！”说着，他扭头走了。
朱德想，黎平会议后，李德不可能再那么享受特权，有什么事情，周恩来会直接给他说的。他连忙找到周恩来，问道：“部队不过乌江了，你知道吗？”周恩来一怔说：“谁说的？”朱德说：“德国的那个小老德说的，说博古也同意了。”周恩来这才想起来，昨天李德真还在他面前嘀咕过一句：“部队是不是还有必要在这里过乌江？”当时他没在意，以为李德说的是渡江位置问题。此刻周恩来有点火了，说：“不行，作这样的变动，就是‘三人团’议决了也不合适。去黔北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我找毛泽东。”周恩来转身便去找毛泽东。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好王稼祥和张闻天也在，他便转述了朱德说的李德和博古提出的问题，说：“部队正在做抢渡乌江的准备，你们的意见怎样？”王稼祥叹道：“我没说错吧？我说这个东西子，这样下去不行。”他没有明说“组织”问题，他怕刺激了周恩来。张闻天也阴阴阳阳地说：“看来，明天的元旦也过不好了。”毛泽东说：“恩来啊，才开会定下来的东西，就这么变了不好吧？”周恩来说：“只好再开一次会了？”王稼祥说：“开，开！要不这双脚对这张嘴有意见哩，说是我累着你倒闲着。”张闻天恼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老毛，你脑子好，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说：“要我说呀，”他点着自己的脑袋：“基本思路错了，就是比较难办，改起来挺费事的。我们最近这一段的形势不是还不错吗？恐怕是脑子里的那根虫又动起来了。别看李立三去苏联了，批评李立三的调子也挺高的，但那个李立三还在自己的脑子里：到湘鄂西去吧，贺龙办了酒席在等着我们喽，那里离长沙很近喽！要不，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别的理由找不到嘛。嘿，你别说，我还真想过一下子，要是到湘鄂西去，一个短时期里，可能比较去黔北要轻松一点。但是，同志们呐，长远考虑，不行。在那里，向北向西是长江，那里的长江我们过得去吗？向东向南，还是湖南、江西。所以，还是要作长期打算才行，苦一点也没法子。说来也真费思量啊，一个外国人，耐不住性子，倒也罢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是要把中国革命的日程表放长一点才好，是不是？不说了，开个会再谈谈吧。”
在猴场，１９３５年的元旦，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转移方向问题。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提议召开的，由博古主持。由于有黎平会议的基础，阵线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事前又跟王稼祥和张闻天打了招呼，说是看在部队正在积极作渡江准备的份上，不要提组织问题，争取开个短会。因此，尽管会议来得突然，却没有黎平会议上的那种大吵大闹。会议一开始，博古便陈述了他和李德关于改变去川黔边的决心的理由，接着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三言两语，除了何克全没吭声，没有一个赞同改变去黔北的决心的，都认为，“扩大会议的决议是不能随便改变的，目前的敌情也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原来的决心。”博古感到很恼火，说：“折向湘鄂西，怎么能说是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在黎平决定北进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同２、６军团会合的问题。现在不过是付诸实施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倒不能这么说，黎平决议的主要之点是去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我看，还是请泽东同志谈谈吧，他的意见也许能充分一点。”博古说：“请吧。”王稼祥又在一旁递了一句：“抓紧点，我还要过年哩。”
毛泽东说：“中国的事情挺复杂的，知其一好办，知其二就不那么好办，要知其三知其四，恐怕就更难了。为什么要念念不忘同２、６军团的会合呀？我们同２、６军团会合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发展自己，打几个好仗，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