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２８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１９３１年３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３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题，说重了他们也许接受不了。暂且不说，大家冷冷再说。不谈军事指挥，不谈所谓“新三人团”，剩下的便是“身体怎样，注意休息”之类了。临分手时，毛泽东只奉送了一句：“上午王稼祥同志又找我了，他说以后在军事指挥上该多一点民主，我表示有同感。”
周恩来丢下几颗奎宁，什么也没有说便走了。
两天后，部队进入越城岭深处，一场大吵大闹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越城岭深处的风雨桥，苗族聚居的一个大村寨，几百户人家，总部和１、３军团军团部都驻在这里，是个吵架的好地方。起因是军委第２纵队奉命讨论两个干部的处分。军委第２纵队是由苏区政府机关和直属单位组成的，顶头上司就是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罗迈（李维汉）高低不同意处分那两个干部，他找到毛泽东，问毛泽东“为什么要处分那两个干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有处分两个干部的事，反问道：“哪两个干部？他们犯什么错误了？”罗迈愣了好久，说：“你不知道？一个是秘书科长，一个是管理科长，说他们从苏区突围时，没有组织好，带了些不该带的东西，拖拖拉拉，误了转移的时间，没有及时到达湘江，造成战斗的失利，是严重的……”毛泽东扬手道：“别讲了，我明白了……”罗迈哑然望着毛泽东，不知道毛泽东明白了什么，埋下头去说：“怎么能怪他们两个嘛，情况那么紧急，又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转移……”毛泽东又扬了扬手，问道：“是哪个通知你们要讨论他们的处分的？”罗迈说：“既然你都不知道，那就是他们直接通知的了。还说要写出文字材料，通报全军。”毛泽东说：“当然喽，要紧的就是通报全军。”罗迈说：“为什么？目前部队情绪这么不好，怨气这么大，再冤枉一些干部，内部的团结怎么办？”毛泽东“哧”地笑了一下，说：“你李维汉也是秀才气多了。他们也是想团结内部嘞。你也不想想，他们真是要处分那两个干部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也！”罗迈愣着，毛泽东脸色发青。前有“新三人团”的舆论，今有这么一种配合，毛泽东觉得不能再沉默。
“走，我们找周恩来同志去。”
原来，湘江大败以后，掉在自我维护泥沼中的博古和李德，这些天一直在诚惶诚恐地寻找维护自己的办法。他们见王稼祥和张闻天常同毛泽东接触，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毛、王、张。两个人一嘀咕，便嘀咕出个“新三人团”来。最先提出“新三人团”的是李德，博古赞同。但是，要博古现在就拿主意在中央领导层中拿掉“新三人团”，一来没那么大的胆量，二来有些不忍心。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他在莫斯科的同学，李德在提出“新三人团”的问题时也说：“把王稼祥、洛甫拉过来，别让他们受毛泽东的影响，莫斯科回来的人是应该好好团结的”。要是只拿掉毛泽东，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博古也觉得不好办。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基础比谁都坚实，在军团以上干部中也广有人缘，闹不好要弄出大乱子来。李德说：“那也得想办法‘约束’他一下才行。”博古同意“约束约束”，可有什么约束的办法呢？这天行军途中，博古同他的另一个布尔什维克凯丰（何克全）走在一起，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９军团代表的凯丰，说：“湘江战役后，部队情绪大，要考虑中央的威信，考虑‘最高三人团’的威信呀！”博古叹息道：“谁说不是呢。我正后悔，没有把毛泽东留在苏区是一个失策。”凯丰说：“我说的就是他！有迹象表明，他是有可能利用目前部队的不满情绪的。其实，哼，他自己就没有错误？没有责任？”博古问：“怎么说？”凯丰说：“李德同志不是说了，湘江一仗没打好，主要是拖累大，误了时间，没有按时赶到江边。毛泽东是管政府的，拖累大主要是政府机关的２纵队嘛！”博古大彻大悟，“对啊，这不是个好法子么！”两个人便叽叽咕咕，嘀咕出一个“处分两个干部”的办法来。耍点心眼，搞点诡计，这一点也许中国人胜过外国人。博古到宿营地给李德一说，李德开初还不大同意，“平白无故就处罚人？”经博古一番解说，日尔曼人才不得不佩服东方人的“精明”。拿到“三人团”上一碰头，周恩来也不同意：“带那么多东西上路，我们是知道的嘛！”博古说：“现在不是有些干部还在轻装问题上顶牛吗？不处分两个干部，解决不了问题。”周恩来忙里忙外，脑子里事多，没有深加考虑，也就同意了。
周恩来和博古几个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座阁楼里，当毛泽东和罗迈来到阁楼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正在座。毛泽东一见面便说：“恩来同志，２纵队有两个干部要受处分，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动找上门来，想起３天前的那次不能令人愉快的谈话。他打了个愣说：“泽东同志，请坐。这事我知道，我们中央几个同志碰过头。考虑到目前轻装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给两个干部一点小处分……”毛泽东一听周恩来又知道其事，心里的火气压不住了，说：“这是什么逻辑！？用处分干部的办法来解决部队轻装问题，这逻辑也太混乱了吧？”周恩来神色惶然，老毛近来一直“免开尊口”，为什么为这件事情这么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