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外边，从历史角度来看，一九五九年并不轰轰烈烈。在一月和七月，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先后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在四月份，北边的圣劳伦斯海道通航。五月里，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向世界保证，他的国家将与各阿拉伯邻国寻求和平。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两只猴子被美国陆军发射的航天飞行器送上三百英里的高空后活了下来。人们指望：有朝一日人类也可以在太空飞行。
外边有一件事吸引了西莉亚的注意：美国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从十二月份开始，在其主席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主持下，开了一系列的听证会。这位有竞选总统野心的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在头几次调查犯罪活动的听证会上已受到广泛的注意，却还渴望更引人注目一些。新近几次听证会上，他攻击的目标是制药行业。
大多数制药行业的领导人对凯弗维尔嗤之以鼻，认为他讨厌，但成不了气候。他们认为，制药业在华盛顿的院外活动集团是强大的；没有估计到会造成长期的影响。西莉亚并不这么看，尽管她只跟安德鲁谈过她的看法。
一九五九年末，西莉亚终于重新当了新药推销员，还是在新泽西州推销药品。由于同圣比德医院常有联系，她找到一个退休的老护士，让她每天来家照看莉萨。西莉亚做了一件很符合她性格的事：为了考验这老太太的能耐，她和安德鲁离开莫里斯城一次，把一切都托付给那老护士。效果良好。
西莉亚的母亲米尔德里德，偶尔从费城来看望他们；当每天来的老护士离开时，她很乐于暂时代管一下，和外孙女亲近亲近。
米尔德里德和安德鲁相处得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莉亚也越来越觉得母亲可亲，两人之间的亲密感是早先很少体会的。可能一个原因是西莉亚的妹妹珍妮特已远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因为她丈夫是一家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忙于海外的工作。
有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西莉亚和安德鲁得以再度投入他们各自的事业，从中获得欢乐。
在安德鲁的事业上，有一点美中不足之处。到底他的担心是否至关重大，安德鲁自己也不清楚。这事同诺亚·汤森有关。
在几次完全不相同的场合，安德鲁年长的搭档表现出可认为是情绪很不稳定的迹象。事后安德鲁回忆起来，或许用异常行为来描述更为确切。使安德鲁迷惑不解的是：无论是情绪不稳定还是异常行为，同安德鲁经常看到的这位年高德劭医生的性格不符。
就安德鲁所知，有这么三次事件。
一天，诺亚正在他的诊室里同安德鲁谈话，有电话找他而打断了他的话，他很不耐烦。他粗鲁地回绝了电话以后，使劲从墙上拉下电话线，把电话机猛地一扔，打在房间那头的病历柜上，电话机摔烂了。诺亚继续与安德鲁谈话，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第二天，诺亚的办公桌上另放了一部电话机；旧电话机的命运谁也不提。
大约六个星期以后，安德鲁坐在诺亚的车里，诺亚驾驶着。忽然，安德鲁吓得要命地发现，加速器已被踩到了底，他们的车子以全速在莫里斯城的大街上横冲直撞，拐弯时一溜而过，遇上红灯也不停。安德鲁大声警告，诺亚就像没听见。非常幸运，总算没出事故。他们飞快地开进了圣比德医院的停车场，汽车打着滑停下时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安德鲁向诺亚表示不满，诺亚只是耸耸肩膀。下一次安德鲁观察诺亚驾车，发现他速度适中，小心谨慎，注意安全。
第三次事件又和上述情景大不相同，但更令人不安。这次事件牵涉到在他们俩诊所里挂号的帕森斯太太。她在诺亚这里干了不少年头，比安德鲁要早得多。维奥莱特·帕森斯已有六十五六岁，做事确实不那么利索了，偶尔也有点健忘。但在要紧事情上难得有这种情形。她对病人好，病人也都喜欢她；她和安德鲁相处融洽；她对诺亚忠心耿耿，几乎达到崇拜的地步，对此，熟悉的人常常传为笑谈。
直到发生了一次支票事件。
在为诊所的用品开支票时，维奥莱特出了点错。发票上是四十五美元，她把数字弄反了，支票上写了五十四美元，并将支票留在诺亚的桌上等他签字。实际上，这点错毫无关系，因超出部分将成为下个月开销的已付款项。
但是诺亚气冲冲地闯进候诊处，手里拿着那张支票向维奥莱特大叫，“你这不要脸的笨蛋！你把我的钱乱扔，想要我破产吗？”
安德鲁恰在这时走进诊所，几乎不相信他所听见的话。看来，维奥莱特也是这样。她站起身来，庄严地回答，“汤森大夫，从来没有人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我也不想再听这样的话。我这就走，不再回来了。”
安德鲁刚想插话，诺亚厉声说，“不用你管！”维奥莱特说，“谢谢你，乔丹大夫，但是我再也不会在这儿干了。”
第二天，安德鲁想和诺亚谈谈这件事，但这位长者只是大嚷，“她不尽职。我另雇了一个；她明天就来上班。”
如果这几件事不是这样毫无关联，或者一件接一件地紧挨着的话，安德鲁还要担心些。但他对自己这样解释：人越来越老时，工作方面以及日常生活的压力都会使绷紧的神经发作，使脾气古怪。归根结底，这也是人类的特征。安德鲁自己有时也觉得那种压力，但虽想发火，结果还是控制住了。看来，诺亚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尽管如此，这几件事仍使他烦恼。
西莉亚在事业方面的进展却顺利得多。
一九六○年二月的一天，西莉亚抛开她负责的推销业务到费尔丁·罗思总公司去办点事。萨姆·霍索恩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萨姆显得很轻松，招呼西莉亚很热情。看来国内销售部这副担子并没把他累垮，她感到，这是个好迹象。根据她自己的长远规划，这也是个可喜的迹象。但萨姆的头发显然越来越稀疏；再过一年，他四十岁生日时，他的头发可能全秃光了，不过他配上秃顶倒也合适。
“我想见你，是为了国内销售部开会的事，”他宣称。
西莉亚已经知道，费尔丁·罗思两年一次的销售工作会议，将于四月份在纽约的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饭店举行。会议对外不公开，参加者有公司所有的国内推销人员和国外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在三天会议期间，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首脑人物也都要出席。
“我也想去开会，”西莉亚说。“但愿你不是来告诉我那个会只许男人参加。”
“不但不是只许男人参加，而且头儿们要你在会上发言。”
“我愿意，”西莉亚说。
萨姆冷冰冰地说，“我料定你愿意的。现在，看看讲什么题目。我曾和伊莱·坎珀唐谈过，他和其他人都希望听你描绘一下你推销药品的经验体会——从女性的角度。建议你的讲题为：‘一个妇女看待新药推销的问题’。”
“我又不能照本宣科，”西莉亚说，“不过，就讲这题目吧。”
“你的讲话要一直很轻松，可能的话幽默一点儿，”萨姆继续说。“不要讲愁人的或严肃的事情。不要讲容易引起争论的事情。十到十五分钟就足够了。”
西莉亚沉思着说，“……我知道了。”
“如果你愿意，可以起个草送来，我看过后提点意见。”
“我会记住你这话的，”西莉亚说，她已经对如何发言有些想法了，根本不打算写出来给谁过目批准。
“你那地区的销售情况一直很好，”萨姆赞扬她。“坚持下去！”
“我也这样想，”她承认说，“但要是有些新药就更好了。顺便问一句，坎珀唐先生一年前提到的那药怎样了？那个叫酞胺哌啶酮的药？”
“我们不搞它了。把它退给格吕伦塔尔化学公司了。说了谢谢，但说的是，不要了，谢谢。”
“为什么？”
“根据我们研究人员的报告，”萨姆解释说，“这药不好。他们在你安排的那两家老人疗养院试验过。看来作为安眠药并不行。”
“这事儿就完了吗？”
“对费尔丁·罗思说来是这样。但我刚听说，梅里尔公司把酞胺哌啶酮接过去了。他们给这药改名为反应停，准备在这里和加拿大为它大干一场。”
他补了一句，“酞胺哌啶酮在欧洲取得很大成功，梅里尔公司这样做并不奇怪。”
“你的话听起来不大高兴，”西莉亚说。“你认为我们公司错了吗？”
萨姆耸耸肩。“可能吧。不过我们只能出售我们研究部批准的药品，而这药他们没有批准。”犹豫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还是告诉你吧，西莉亚，这里有少数人批评你，说你只让老人试用酞胺哌啶酮，而不是在更广的范围——像文森特·洛德原来要求的那样。”
“你也是批评者之一吗？”
“不是，如果你记得，当时我是同意你的建议的。”
“我记得。”西莉亚考虑一下之后问，“那批评要紧吗？”
“对你？”萨姆摇摇头。“我想没多大关系。”
随后的好些个晚上和周末，西莉亚在家里准备她销售会议上的发言稿。
在她和安德鲁共用的安静而舒适的书房里，她让身边摊满了纸张和笔记。
一个星期天，观察着她的安德鲁评论说，“你在编造什么玩艺儿，对吗？”
“是的，”她承认说，“我在写东西。”
“能告诉我吗？”
“以后告诉你，”西莉亚说。“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你就会尽力劝说我不要写了。”
安德鲁微微一笑，明智地不再过问。
七
“我知道你们中大多数人都结了婚，”西莉亚说，眼睛看着面前清一色的男人面孔，“因此你们知道我们妇女是怎么回事。我们往往模模糊糊、思想混乱，有时把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
“你可不是这样的，精明的姑娘，”靠近前排有人轻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