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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儿出世后接母亲来京，告诉我春桃死了，脑袋瞬时一炸，心头惊骇。春桃哇春桃，你怎么会死呢？人说世上好人不长寿，因为他为世上需要他的每一个人，心思用过了，精血耗尽了，唯独不顾惜自己。我的春桃怕也是这样，听说死得好惨，究竟是怎么死的？母亲说她也不清楚，或许是不愿讲，终究不敢细问。我仰面朝天，真想大声呼唤：春桃……！却连噙在眼里的泪都隐忍未流。
文革风暴一波接一波。揭发批判走资派种种罪行，绯闻往往比政治思想路线上的“罪行”还要令人愤恨、鄙夷和唾弃。派性斗争中文攻武卫，谁要是跟非婚姻女性哪怕是热恋中发生过性关系，即便没有把肚子搞大，大字报捅出去，那就成了一堆臭狗屎，比反革命还要坏，比走资派还要臭；算是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戴高帽子游街还其次，内查外调核实，你就是脱胎换骨，档案里白纸黑字记一笔，像魔鬼幽灵，到哪里都跟随你，悬在头顶上一把刀，只要顶头上司不高兴，手一松，一生都将完蛋。天大的恩下放“五七干校”，白天参加生产劳动，风里雨里，日晒雨淋，夜里大会小会，学政治，斗私批修，向党交心，自批自斗，互相揭发，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在触及灵魂的年月里，坚决要把春桃忘掉，却总觉得她的阴魂驱之不散，随影同行，像悬浮在头顶上的一片乌云，我总走不出阴影，难得见一回艳阳天；于其说想把她忘却，不如说夹紧“狐狸尾巴”，整日提心吊胆，胆颤心惊，深怕被人揭穿，一闪念间，倒生一丝卑鄙的庆幸：她死了好，一了百了。
世人常叹红颜薄命，究其源盖出于男人。
是我造的孽啊！我算什么男人？欺骗，逃避，自私，不负责任，懦夫一个，害了春桃，弃了儿子；冠冕堂皇地站在讲台上，堂而皇之拿着教鞭，自身却是一堆不耻于人类的臭狗屎。教书育人，我哪有资格育人？据传，那位大四学长遣送回家，迫于生计，从临时工做起，挖土，挑煤，卸车，搬运，烧锅炉，刷油漆……与遣返右派、劳改释放犯、无业游民、无城市户口的黑人等等之类身份低贱者为伍，干的差不多都是累活脏活，辗转到市农垦办的机械建材加工厂画图设计，也不过是合同制临时工。心无歉疚，坦坦荡荡，虽身受生活煎熬，换得妻儿一家小日子过得坦然、安稳而甜蜜。改革开放伊始，学校平反，补发毕业证，工作转正当了副厂长。亲朋好友庆贺他时来运转，然则当官从政非他平生所愿，并不以为喜。春江水暖鸭先知。昔日位卑人贱者纷纷跳入汹涌而来的浪潮中试水，做起小买卖，有的很快成了万元户。久经历炼的他，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毅然甩掉铁饭碗，下海经商，从经营油漆、建筑器材到组织施工队，成了当地有名的包工头，资产几十万。有个老右原是省建筑设计院的，平反后分在市建筑公司，看准建筑行业有个大发展，也想一展抱负，邀集几个昔日要好的难兄难弟，撺掇他成立建筑公司，积累了一点资本，便利用老关系，挺进深圳打天下，七天一层楼，以速度、质量、信誉和设计新颖称雄，一时间叱咤整个特区，蜚声建筑业界。如今他集股投资房地产，以控股人当了企业老总，构筑起自己的产业根基，儿孙满堂，富甲一方，捐资赈灾，助学扶贫，在学校传为美谈。我堂堂正正毕业了又何如？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整天与泥巴打交道，跟学长做临时工差别几何？改革开放才真正教了几天书，所谓成就，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编著出版一本教科书，却谈不上辟径创新之作，聊以自慰的也就是参与一项国内重大工程的勘测、设计与论证。且不谈学长创造的产业和财富，过人胆识和家庭幸福更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人生之宝，又岂能与之同日而语？相形之下，我无以自容。我恨自己，唾骂自己是无耻小人。读完春桃日记，我愧疚，痛悔，丧失了鄂东人特有的骨气。我何以为人，竟厚颜无耻地活在人世。我应当重新学会做人！
我要赎罪！共产党员应该比沙俄贵族聂赫留朵夫公爵强！
首先我该向春桃谢罪！我必须去向春桃家人请罪！
春桃究竟是怎么死的？儿子兆军呢？那个彭书记是个真正的男人，他为什么不赴约？哪是春桃的最后一线希望啊！后来怎么样呢？那个彭兆钧同学跟彭书记……藏匿着我解不开的谜。
我有一肚子疑问，必须下乡去见三表兄。
告几天假。20多年来，我从未为个人私事请过假，院系领导很客气，了解我这个人，无重要事情是不会轻易告假的，欣然同意。又跟几位同事打好招呼。回家同大内讲，有个学术会议要参加，大概十来天，明天一早就走，票已定好了。她感到突然，我说是紧急会议，也是今天上班才决定的。她言之到后一定来个电话，我说那是自然，赶快敷衍。
车未到七港，望见洪铺我就下车，翻过大坝，踏上那条几乎踩平了的旧堤，不见湾湾河水和岸边杨柳，问一放牛老人，他瞧我肩背大包手拎行李箱，好一阵子开口问我找谁，我说找张世雄，他哦哦的觉醒一般，说：“你是他佬表吧？”我点头说是，他“啊呀”一声，挥挥手偏过头说：“不错，往前走就是。”我急匆匆直接到三哥家。20多年，房屋依旧，跟他一样上了年纪，分外苍老。村里头只见妇女和老人小孩，年青人都外出打工去了。他大儿子60年代末参军，据说在中央警卫师服役，我不晓得详细地址，无法找，也没心思去找，不久下放。见到他时已近中午，他刚放牛回来，坐在门口歇息，一脸诧异，沧桑如我已陌生了的土地，栓在屋山头那棵小桑树上的老黄牛，也不时地昂头朝我们望望。一个小孩子在他身边，说是小孙子，老二的，夫妻二个跟他们几个堂兄弟一伙都在东莞打工，连春节也难得回来一趟。老大当了村支部副书记，媳妇是接生员，日子好过。那小孙子见了陌生人直往他背后躲，拉他出来叫表爷爷，越拉他越往后缩。我带了些北京名产和糖果之类，取出来塞些糖果给他，其余大包小包都交给三哥手上，他客套的说，头回托兆钧带许多东西，这来了就来了，还许多礼。表嫂到菜园子摘菜去了，回来见到我，惊讶得直“呀呀呀，哪阵风把你吹来的”。我左右解释，参加工作没二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臭老九一个，自身难保，经过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到改革开放奔“四化”，一介书生，穷得连想回家见父母都觉囊中羞涩，自愧无颜再见舅舅和姨母两大家人。又哪有脸见我的春桃呢？最后一句我张口没说出来，直让它咽进肚子里。
来了一屋子人看热闹，三哥分些糖果给小孩，大人们也叫他们尝尝北京的奶糖。都道我模样没大变，还是那精瘦的好看，后嫁过来的媳妇啧啧称是，有位穿着新潮的夸我说“年青时一定是个人见人爱的美男子”。不知什么时候那放牛的老人站在门口，插话茬儿说：“要是你听到洪书记表扬哪……怕是要抢新郎哟！”大家听了哈哈的笑不拢嘴，奶糖水流到嘴角。
我何德何能？不就是恁一点良心做了一点好事，二三十年了，农民们还记着，而我却早已把他们忘却……假如我家有土地和房产继承，坦率地讲，恐怕很难说会像聂赫留朵夫那样无偿分给农民耕种，一个有二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很可能不如一位沙俄专制时代觉醒了的贵族老爷。聂氏贵为公爵，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金钱和权势，上可通天告御状，下能通达他需要的任何目的地，望其项背，我自愧差三个数量级。单就道德情操而言，我也远远不如，他敢于直面自己，毫不讳言当面告诉检察长他玩弄了卡秋莎，害了她，是“罪魁祸首”；舍弃公爵小姐的婚姻，几乎是低声下气地乞求一个苦役犯饶恕，要同她结婚，赎罪……而我呢，不也是想来请求饶恕和赎罪的吗？却连公开讲出来都没勇气开口。话说回来，人民哺育了我，按说我理应懂得感恩；以我对家乡人的深刻了解，他们情愿付出，不怕吃亏，用姨母当年教训世华兄的话说：吃亏是福！因为你有，人家才占你的便宜。他们不要人感恩，也不要人恩典，除非万不得已是不愿接受别人施舍的。以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我即使有产业也不会东施效颦。在我看来，聂氏式的施舍同杀富济贫式的土地改革，性质上都是恩赐。透过小岗农民冒着杀头危险私分人民公社土地这一层，我看到中国农民独立的人格尊严，对生活的追求和对土地的渴望，“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从父辈那里传下来，根深蒂固！——企盼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在土地上自由劳作、自由支配劳动成果的宽松的政策环境。然而眼前所见的是，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宁愿远走他乡去打工也不愿种田，用三哥的话说，改革之初，农民深切盼望分田到户，那是因为有了田地能吃饱肚子，能养育一家老小，现在是一家老小“养育”不起几亩田地，（每年要交税费每亩计二三百元，多的达四五百元）――农民不堪转嫁到土地上的财政重负，其中主要是乡村党政干部挥霍、浪费或蚕食公款所造成的集体经济亏损的大窟笼。我接受的是公有制理论思想教育，骨子里始终对土地私有产权情有独钟，对人民公社种种弊端一直耿怀于心，尤其痛恨那些像旧社会的土霸王、地头蛇一样的干部；虽然摘了“人民公社”的牌子，但农村中的一些乡村干部依旧继承“人民公社”的衣缽，照样借搞“集体经济”吃“集体经济”，照样横行乡里，乱收税费，无偿剥夺农民。或许这就是我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内在根源。历次运动教训，梁漱溟为农民直谏招罪，彭德怀为农民请命遭诛，教我胆寒；文革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