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发号施令：
“快，把家堂轴子扔到锅里！”
就有几个民兵，把一些家堂轴子，扔到锅里。锅小轴子长，七长八短，支棱起来，成了一个坟堆的形状。
“往上泼油！”我父亲说。
就有—个民兵，用勺子舀着煤油，往轴子上泼。
我父亲皮发红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点燃，把燃烧着的火柴棍儿，扔到锅上，幽默地说：
“有灵的升天，无灵的冒烟！”
轰然一声，暗红的火苗腾起，足有半米高。锅里的煤油也被引燃，火苗更高，与大队部的房顶齐平。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院子里那几棵大杨树上细弱的枝条给热流冲击，颤抖着，并且发出寨塞搴奉的声响。几个风僵的蝉，从树上掉下来。灼热的火焰把周围的人群逼得连连倒退，一直退到了墙根上。前排的人，把夹在胳膊弯子里的毛主席像松散开，拿在手里，扇着扑到面前的黑烟。我父亲皮发红指点着那些人，怒吼：
“你们，怎么敢把宝像那样？！”
那些人顿时觉悟，慌忙把手中的宝像卷拢，依旧夹在胳膊弯子里。
黑烟里有一股浓重的油漆味儿，还有一股焚烧多年旧物时发出的那种特有的灰尘味儿。我父亲皮发红往后退了两步，把头上的帽子往后推推，但马上又往下拉拉。烈火烤得他焦躁不安，仿佛一只心烦意乱的猿猴。那些民兵们，纷纷后退。在我父亲皮发红的叱骂下，民兵们只好跑上前，从大堆里抱起几卷家堂轴子，往前疾跑几步，身体尽量地往后仰着，将家堂轴子扔到火堆里，然后连蹦带跳地后撤。撤到后边，就捂着嘴巴咳嗽。那些家堂轴子，在大火中爆裂着，弯曲着，许许多多穿袍戴帽的人物，在火光中一闪现，马上就消逝了。各家各户的祖先，也包括我家的祖先，在烈焰中化成了灰烬。为了加快燃烧的速度，我父亲皮发红又给民兵们下达了命令，让他们把那些尚未扔到火里的家堂轴子抖开，将轴子上下两端的那两根木棍扯下来。许多人家的轴子，是用了白纱做衬、刷了桐油防腐的，往下撕扯，并不容易。我父亲就让民兵，从最靠近大队部的人家里，拿来了两把镰刀，往下砍削，于是就发出真正的裂帛之声。那些庄严的画面，展现在观者面前，践踏在民兵们脚下。我父亲这个革命者，似乎是为了坚定那些民兵们的信心，排除他们心中的犯罪感觉，还不时地上前，用他那两只穿着大皮靴子的脚，轮番踢踏着那些画面，嘴巴里还恶狠狠地喊叫着：
“这些封建主义！这些牛鬼蛇神！这些封建主义！这些牛鬼蛇神……”
我父亲每踏一脚，我的心就紧缩一下。我父亲每骂一句，我的罪恶感就加重一分。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些骄傲和自豪的感觉，羼杂其中。因为，我们绵羊屯大队，二百零一户人家，一千一百零八口人，只有一个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里，只有一个主任，那就是我父亲皮发红。
我父亲皮发红，原先是个酒鬼、懒鬼、邋遢鬼，在我娘的骂声中度日，即便是给他一双新鞋，用不了三天，鞋后帮就被踩倒，趿拉在脚下。革命初起，我父亲皮发红扯旗造反，把原先的干部统统打倒，登上了主任的宝座。我父亲当了主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形象，做了一套蓝色的军便服，胸前佩戴上一个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买了一双土黄色的翻毛大皮靴，高勒的，无法踩倒鞋后帮。革命前他走起路来踢踢踏踏，大老远就能听到。革命后他走起路来咯咯噔噔，依然是大老远就能听到，但声音和气势大不相同。我父亲皮发红这种人，是天生的革命分子，他在革命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让村子里许多见过世面的老人感叹不止。皮发红革命成功后，立即就给我家带来了好处。那时候物资紧张，许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公社里分配给每个村子一张自行车票，被他购买，崭新的大金鹿牌自行车，镀镍的部件闪闪发光，能照出我的影子，自然也能照出我父亲和我娘的影子。买车的钱没有，先从大队借上。供销社分配给村子里两块条绒布，我爹给我娘留下一块，做了一条裤子，没钱，也先从大队里借上。我娘对此还有顾虑，对我父亲说：这样干，群众不会反映吗？我父亲说：革命，总要有点好处，没有好处，谁还革命？毛主席早就说了，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土兵也要骑马，哪里有那么多马？就算每人能平均一匹马，那官长也要骑匹好的……
在烈火烤灼中，我回忆着我父亲革命后发生的事情，心中感到安慰了许多。我想我父亲皮发红要做的事情，总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主任。我偷眼看着众人的表情，在缭乱的烟火中，众人的脸，都有些鬼鬼祟祟。只有我父亲皮发红和那些民兵的脸，是那样的激情洋溢，红光闪闪。我父亲皮发红和民兵们红光闪闪的脸上，流出汗水，只有在他们脸上流出汗水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脸上，蒙上了一层灰尘。所有的家堂轴子都扔进了火焰中，锅底下的木柴也被引燃了，火势凶猛，生铁锅随时都可能熔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子的高手，也不可能从火中抢救出一幅完整的家堂轴子了。革命其实已经胜利。我父亲皮发红发令，让众人散开。众人还若有所待似地不离开。我父亲冷笑一声，先走了。看热闹的人，这才渐渐走散。
三
我父亲走进了大队部广播室，大喇叭里响起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有点嘶哑，被火焰烤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他喝水的声音，咕咚咕咚的，好像饮牛一样。我父亲说，各家回去赶快把毛主席的宝像挂起来，傍晚时，他会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我父亲还说，各家都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上，尽管毛主席不会吃咱们的，但咱们的这颗忠心，要表示出来。
我溜到广播室里，看到我父亲皮发红坐在一把椅子上，让那个名叫翠竹的女人给他剃头。皮发红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围巾，围巾上落满了发渣子。这样一条围巾，只能是翠竹的。翠竹是大队里的赤脚医生，中西医皆通，不但能给人往屁股上打针，还能给人静脉注射。她不但能给人打针，还能给猪打针。革命前夕我们家养了一头猪，长到将近二百斤时，突然病了，发烧，咳嗽，不吃食。这样一头大猪，能卖一百多元钱，在那个年代里，一百多元，可是一笔大钱。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也不过值一百多元。大队里没有兽医，要想给猪治病，必须要跑二十多里路，到公社兽医站去请兽医。我父亲一改拖拉风格，飞跑着去请，但那些人架子奇大，不出诊，让我们把猪送去医治。那时我父亲还没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没有面子。如果把这样一头大猪绑起来，送到公社去，病不死，也就折腾死了。情急之中，我娘厚着脸皮，找到翠竹。吭吭哧哧地把情况说了一遍。翠竹背着药箱子，二话没说，到我家来，在猪的耳朵上，找到一根粗血管，一针见血，注射进去满满一管子抗菌消炎的药物，猪连哼都没哼。这猪，第二天就认食，第三天就完全好了。后来，这头猪长到二百五十多斤，卖到公社屠宰组，杀了个特等，每斤价值五角三分八，统共卖了一百三十多元。这件事，我父亲和我母亲经常念叨，感念翠竹的恩德。我父亲当了主任后，对翠竹格外照顾，每年给她加了五百工分，每月还给她补助五元钱。所以，她把自己的围巾围到我父亲脖子上，遮挡发渣子。看到我后，皮
发红把按在翠竹屁股上的手收回去，说：
“皮钱，你来得正好，让翠竹姑姑给你剃个新头。”
我一听剃头，抽身就走。我听到皮发红对翠竹说：
“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过年没有新衣裳穿，就剃一个新头。”
我回到家，看到娘正在包饺子。堂屋正北那张桌子上的杂物已经挪走，桌子上经年的灰尘也扫去了。娘说：
“皮钱，去找你爹，让他回家摆供，熬浆子，贴对联，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家。”
“我爹在广播室里剃头。”我说。
“谁给他剃头？”娘问。
“翠竹。”我说。
“翠竹？”娘怒冲冲地说，“你赶快去叫他，就说我犯病了。”
我上了大街，看到十几个孩子，靠在一堵墙壁前，在玩“挤出大儿讨饭吃”的游戏。游戏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大家贴着墙，站成一排，发声号，两边的死劲往中间挤。谁被挤出去，谁就是大儿子。但被挤出去的，马上又贴到队伍的最后边，死劲往里挤。挤到最后，总是乱成一团，几十个孩子，你压着我，我压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无论是谁家的家长，看到自家的孩子玩这个游戏，都会毫不客气地上前，拧着耳朵，把他从队伍中揪出来。因为这个游戏，最费衣裳。即便是暂时磨不破衣裳，也会弄一身泥土。仿佛一个在地上打过滚的驴。这样的游戏我喜欢。有这样的游戏玩，我还去找那个名叫皮发红的人干什么？我紧紧裤腰带，扑上去，背贴着墙壁，死劲往中间挤。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又一个。很快我就到了中央。孩子们齐声喊叫：
“挤啊挤，挤啊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我用脚跟蹬着地面，脊梁紧贴着墙，坚持着，不出去当大儿子。来自两边的力量，挤得我的骨头叭嘎叭嘎响。再不出去，只怕连尿都要被挤出来了。实在坚持不了了，我的意志一松懈，身体就出来了。这时，我看到皮发红和翠竹相跟着，沿着大街走过来。在我身后，有孩子说：
“看，皮发红和翠竹来了。”
孩子们更加兴奋，喊叫声震天动地：
“挤呀挤呀挤呀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皮发红和翠竹腋下夹着宝像，到了近前，停住。皮发红问我： “皮钱，你娘包完饺子没有？” “你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