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近日《中国青年报》，看到二则消息，一则消息是《会干活不如会学习》。
消息说，IBM公司一年会收到大约7000多份求职书，但能入选的只占1％。入选者不是会干活的，而是情商高的和再学习能力强的。
日本NEC中国公司虽然要求求职者有与应聘职位相关的专业背景，但是即使应聘者的专业背景与应聘职位没有紧密联系也没关系，只要他肯努力学习，有成为专家的愿望就足够了。
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则宁愿要一张“白纸”，求职者可以没有到日本留学、工作的经历，甚至不会讲日语，但要会学习。
另一则消息则透露了一个信息：自2000年始，高学历失业率呈增长趋势。原因是，一些捧着硕士、博士帽的高学历“人才”，只追求学历而不追求学识，有了高学历，没有高素质，没有真本事。
据作者调查分析：由于“考博”越来越充满功利主义色彩，已经使得一些“高学历”拥有者面临信任危机，他们首先被认为是“高分低能”者，是“没有本事找工作才接着上学”，是“死啃书本”的“应试工具”。虽然高学历也许能成为首次就业的“敲门砖”，但是如果没有真本事，很快就会走进失业者的队伍。
市场经济使社会大变脸，论文凭，讲出身的时代正在悄悄发生着改变，衡量人才的标尺是你能否创造“效益”，是再学习的能力，是情商，而不是文凭。无论文凭多高，是驴子、是马还得拉出来遛遛。
洋博士做了小学校长
作者：吴苾雯
海外回来的洋博士，做了里弄小学的校长。
1997年5月，当陈孝大辞去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在上海普陀区一条里弄的墙上张贴培佳实验学校的招生广告时，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刚从海外回来、学教育学的博士，为什么放着大学的书不教，要去里弄里办小学。
有的人甚至说：“这人有病呀。”
4年后的一天，当我在上海市普陀区一条逼仄的里弄寻找陈孝大和他的学校时，里弄里的一位大妈热心地告诉我：“陈博士的学校已经搬走了，已经盖了楼房，还办了初中，现在已经改名叫培佳双语实验学校了。”
按大妈说的地址，我向宜川路一带找去。
那是初夏的一天，天气有点闷热，昏睡了一冬一春的蝉儿开始飞出来赶热闹，扯着尖细的嗓子蹲在树上鸣叫。刚走到宜川路路口，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雨点落在脸上很凉很爽。
拐过弯走不多远，便看见了一幢很别致的楼房，墙是粉红色的，顶是流线型的，蹲在一片灰色的居民楼中，显得很特别、很夺目。接着，我便看见了挂在门口的培佳实验学校的校牌。
陈孝大那天穿一件浅兰色衬衣，没有打领带，脚上是一双半新不旧的休闲鞋，一副很随意的样子。
他说学校就要放暑假了，这两天他正忙着招聘教师的事，从下学期开始学校要增设高中班，教师是从全国各地招聘，还准备在海外招聘部分外籍教师。
陈孝大的经历很简单，简单得只用“教育”两个字就能概括，16岁之前受教育，然后进大学学教育，再然后就是干教育。拿陈孝大自己的话说，30多岁的人生中，他就没离开过“教育”这个圈子。
1989年，陈孝大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当年即赴瑞典留学，师从斯德哥尔摩大学世界著名教育学家胡森，再次攻读博士学位。有人不解，已经是博士了，干嘛还要去读博士？以为他是为了要做个洋博士。
陈孝大说他当时之所以要出去，是因为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他想看看别人是怎么办教育的。他说自从6岁走进校门，他学习的、他感受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中国特色的教育场景和话语。他一直觉得，这种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最人性的。他必须走出去看看。也许，只有在世界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真正领略教育的真谛和内含。也许只有走出去，与自己的母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清醒、更理智地回望中国教育。
斯德哥尔摩大学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因为有赫赫有名的教育学家胡森，因为在教育学领域突出的研究成就，她一直备受世界瞩目。这里有国际最前沿的教育学信息、教育学思想、教育学理念。
在美丽幽静的校园里，陈孝大潜心于世界教育的研究，当万千世界一一展开后，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就象一朵朵魅力无穷的奇葩，不断在他眼前摇曳。
他说那是经常能让他兴奋不已的几年，但也是经常让他备感痛苦的几年。因为置身在世界教育的前沿，置身在百花绽放的教育园地，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痛疮，发现了自己思想的硬壳，他发现自己的身后仍拖着一道长长的阴影。而这一些都是从母体带来的。
陈孝大说那几年，他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治疗自己的痛疮，剥下自己思想的硬壳，摆脱身后的阴影。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求学的几年，是他吸收知识、扩大眼界的几年，也是他不断反省和反思的几年。
在斯德哥尔摩，陈孝大没有将自己关在书斋里，他经常去当地一些中小学调研、观摩。他发现，在那里，学校教给学生的不是记忆知识的能力，而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唱主角的是学生而不是老师，学生可以毫无约束地发表自己的奇谈怪论，老师只是指导学生读书，启发学生思考的引路人。
反思自己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陈孝大看到，中国的学校教育只是一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老师满堂灌知识，学生拼命记知识，考试时考查的是知识。这种被动的、单向输入的学习，往往会使学生丧失创造的能力。这种以记忆知识为目的教育，往往会使学生成为不会或不能主动思考的人。
1996年夏天，陈孝大回国了。他带回来的不仅仅只是一顶博士帽，他带回了世界最前沿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回国后，陈孝大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可是走上讲台没不久，他就深深地失望了。
那天，陈孝大给研究生讲课。走进教室他发现，课堂里很安静，学生都规规矩矩地坐着，面前摆放着已准备好的书和笔记本。
陈孝大没有打开教材，也没有翻开教案，甚至没有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字，他只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学生思考，并让他们三三两两地组成小组自由地讨论。
课堂顿时一片哗然。他们已经习惯于听老师讲课，已经习惯于记笔记，这种讨论会有什么收获？
有学生说：“老师，你就给我们讲课吧，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我们记下来就是了。”
陈孝大听了很吃惊，也很悲哀，为他的学生悲哀。他没想到，这些堪称优秀的学子仍象小学生、初中生那样习惯于听讲，习惯于记笔记，却不习惯独立思考。
那是一堂令人尴尬的课。一堂课上下来，他对学生不满意，学生对他也很不满意，学生以为这位留洋的博士老师会给他们讲许多精彩的观点，没想到他却抛出一个问题，让他们自己思考。
思考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陈孝大试图培养学生的思考习惯。
他尝试以启发式教学激活学生发现问题的灵感，以讨论式教学使灵感撞出思想的火花。但他却常常因此陷入尴尬：当他在思想的湖面扔下一个石头希望听到反响时，那湖面有时竟连一丝涟漪也难以泛起。
学生还是习惯那种从早上8点钟进课堂，一直听老师讲到十一点半钟下课的教学方式。他们会认真地听讲，并记下厚厚一摞笔记，却几乎从来不提问题，也从不讨论问题。他们似乎不习惯于提问题，他们很少问“为什么”，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到大学，他们是在老师问“是不是”，他们只需回答“是”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已在这种环境中渐渐丧失了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
但他们不是小学生，也不是中学生，他们是研究生啊，他们应该是站在人类这艘船上的了望者！一个没有了望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思想跛足、经济落后的民族。
陈孝大说，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十年、二十年并不可怕，如果教育落后十年、二十年，就有可能是民族的灾难。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告诫我们说：“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这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与其说是对过去灾难与教育之间此消彼涨的逐一盘点，不如说是对将来人类发展趋势高瞻远瞩的预言。
在那以后，类似这样的尴尬又一次次地发生。学生对他的议论也多起来。陈孝大很苦恼、很郁闷，他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立和无援。
陈孝大说那是一段苦恼而又无奈的日子。他不止一次在心里追问：教育的价值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花十几年时间接受学校教育，仅仅只是记忆了一堆知识，而没有学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有价值吗？
在陈孝大心里引起极大震动的还不止这些。他发现，在小学里会讲故事的是一二年级学生，他们能无拘无束地将一个个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可是到三年级以后，这些孩子反而不会讲故事了，他们竟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原因不言而喻。僵化的、死板的，缺乏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使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讲故事的能力。
在大学课堂上屡屡受挫的经历，也使陈孝大认识到，思考的习惯和思考的能力必须从幼儿时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和能力是受教育过程中的潜移默化，是无处不在的点点滴滴的渗透。当一个人已经养成了思考的惰性，已经养成了不爱思考的习惯后，要改变是很难的，正如摆脱不掉的、拖在自己身后的影子。
陈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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