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冯四杀掉狗后的第三天，邻村一户人家造房，他被包工头喊去打小工。冯四还没走到村口，就看见有几条狗在活蹦乱跳。他特意凑上前端详，发现脖子上都没挂牌，心头便存下了疑惑。
吃午饭的时候，他逮着主人问：“你们村还允许养狗？”
“狗有什么不允许养的？”
“听说镇里有规定养狗要缴挂牌费了，你们村还不知道？”
“根本没影儿的事！”
冯四说：“可能你还不知道，镇里早下了规定了。”
主人笑了：“我不知道谁知道呀，我是镇里的宣传委员，镇里下了规定我会不知道？”
冯四就哑了，心想看来村长是糊弄了自己。
这天的整个下午，甚至于后来很长时间，冯四都想不通村长干嘛不许他家养狗。因为无论从哪一点讲，他家养狗对村长家都是有利而无一弊！
当天晚上，冯四因为想不通这件事，把底儿透给了老婆，想让她帮着分析。老婆才懒得分析呢，一听就来气，嘴里嚷嚷着：“他这么糊弄咱家是什么意思？他以为自己是村长，就高人一等，就他家能养狗，咱家不能养？”
嚷着嚷着，气不打一处来，吵着要到村长家去质问。冯四慌了，连忙拽住她，劝慰道：“咱家养狗本来就为村长家，现在村长不让咱家养了，咱们养着也没意思了。”
老婆还是不服，冯四又说：“现在咱家的狗也杀了，你去吵，狗又不会活过来，而且反而跟村长弄僵了关系。村长再怎么着，也是一个官呀！咱家再怎么着，也不能跟官斗呀！”
经冯四这样一说，老婆清楚了其中的利害，胆子怯了一半。虽然她嘴里依旧骂骂咧咧着，但再也没有勇气冲出去。再后来，她开始后怕，当时万一真去骂了，那还怎么收场？冯四说得不错，村长再怎么着，也是一个官，自古民不跟官斗。
这以后，冯四和老婆心照不宣，绝口不提杀狗的事，那情景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过。
九
冯四家的狗杀是杀了，但是功不可没。村长家的白白到底还是生了。虽然只生了一条狗崽，村长家照样欢天喜地。村长想，有一条就够了，能向支书有个交代就行了。
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对于送支书狗这个问题，村长这两年来不是没考虑过。起先，他打算买一条来送支书，转而一想不行，万一支书知道狗是买来的，就明显在他面前露了拍马的倾向，那样支书会以为自己怕他，以后就不拿他这个村长当回事。后来，村长想告诉支书狗没生崽，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他暗忖一条狗毕竟是小事，这样小题大做好像很掉价。
现在，白白终于生了。狗崽生下不几天，村长就匆匆地送了过去。支书见村长送狗来，感到有些意外。虽然当初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但村长一直没将狗崽送给自己，他确实对村长很有意见。一条狗说破了是小事，但想开来事情不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意味着村长眼里有没有他这个支书。因为村长始终没将狗送来，支书就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为此没少在镇领导前戳他的短处。
村长将狗送到后，抱歉地对支书说：“你上次提到要狗，都怪咱家的狗不争气，到现在才产下这条狗崽。”
听村长这么一说，支书知道自己错怪了他，回想自己多次在背里做手脚，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他激动而愧疚地说：“哪里，哪里。你特意将狗送过来，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那一刻，支书冰释了前嫌，村长了却了心事，他俩愉快地交谈着，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融洽，好像一对以心相交的朋友。
这以后，村里人就看到村里又有了两条狗。一条是村长家的白白，挂牌的；另一条是书记家的，没挂牌。
书记家的那条狗因为满身花点，书记的老婆给它取名阿花。当然，此阿花非彼阿花，此阿花只是彼阿花的种。
由于有着这层血缘关系，此阿花长大后跟彼阿花长得极为相似，以至于每次冯四路过书记家看到它，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家的阿花。那个时候，冯四就会感到莫名的难受。
小而温暖的死
孔亚雷
孔亚雷：男，１９７５年出生于安徽枞阳，１９９７年毕业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曾从事过金融、媒体等多种职业，现任杭州市文联《西湖》杂志小说编辑。曾在《十月》、《山花》、《青年文学》、《江南》等期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若干，作品曾被《十月》增刊《小说新干线精萃》和《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跟往常一样，我早上九点起床，一边听收音机里的调频音乐，一边烧水泡咖啡，烤面包片。猫始终在脚边绕来绕去。于是趁间隙给猫添换清水，喂了猫粮。天色阴沉，恰如开着的没有信号的电视屏幕。
现在是十月份，我开始这样的生活已经有三个月了。吃完早餐，我点燃支烟，哗啦哗啦翻动新到的晨报。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全部像倒入没有底的杯子的水一样。
我发了一会呆，然后起身拿起无绳电话，在沙发坐下，按动号码。
“……是我。”我说。
“嗯。”她在银行工作，话筒里有自动点钞机的点钞声。听来竟如某种雨声。
“今晚到我这儿吃饭如何？”
“对不起——”
“有事？”猫从什么角落钻出来，跳上沙发，在我身边径自躺下。
“事倒没有，”她压低声音，“但那个来了。”
“哪个？”
“那个嘛。”
是月经。我明白过来。我这人反应经常慢一拍。
“哦……不过，那个跟吃饭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吗？”她反问道。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点钞机雨声结束，随之响起沉甸甸的钞票捆扎声。
她满意地叹口气，“来就是了。菜我去买。”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对了，有件事。”我说。
“什么事？”
“昨晚我好像看到她了。”
“她？”
“她。”
话筒好像瞬间冰冻起来一般。她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们共同认识的熟人只有一个。她一阵沉默，她在思考，同时回忆。这世上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沉默。
“你是说她……”停顿片刻，她接着说，“在哪儿看到的？”
“怎么说好呢……电话里一下子讲不清楚。”我用大拇指摸猫的脖子。
“那……晚上见面再说吧。”她说，“现在忙得很。”
“也好。”她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但未能顺利出口。我们互道再见，挂断电话。我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后我觉得自己似乎老了一点。
我七月份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八月份辞去了在报社的工作。从九月份开始在一家民办夜校教英语。这一切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顺次发生。现在隔一天上一次课，工资低得可怜。但一个人活下去没问题。白天则在家写作。写长篇小说。
她是我夜校上课的学生，在一家商业银行做营业员。但其实在夜校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是报社的一个女同事介绍的。她们是好朋友——至于好到什么程度我不太清楚。三个人一起吃过几次夜宵。后来我和她单独约会了几次。又一起睡了几次。很显然，我们都彼此喜欢对方，但未来究竟怎样，俩人都心中没数。
“为什么离婚？”有一次她问我。
“因为辞职。”简明扼要。
“为什么辞职？”
“因为想写东西。”
“报社不就是写东西吗？”
“想写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叫不一样？”她好奇心算重的。
“具体说就是写小说。只写小说。”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写小说有趣？”
“没有想的那么有趣。”
我给她看过自己发表在刊物上的几篇短篇小说。她认真地靠在我肩上看了，看完没有说任何感想。我也没问。
昨天晚上上课她没来。她去参加一个高中女同学的生日聚会去了。因为拖了一会儿堂，九点半上完课，末班车的时间已经过了。夜校上课的地方离我住的地方有五站路。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我决定散步回去。秋天城市的夜晚散发出古代银币般的清凉气息。路过一座不大的街心公园时，我停下脚步，在长椅上坐下抽烟。我想在这美妙的夜色里多呆一会儿。我已经离婚，没有人在家里等我，我也不用等任何人。我一边抽烟一边发呆。路灯光下的街道看上去俨然某出古希腊戏剧的舞台。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就在我抽完烟，准备起身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她正在穿越马路。从走路的姿态看，她很像是以前我在报社的一个同事——就是介绍我跟银行女孩认识的那个女同事。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过去确认一下并打招呼时，响起了锋利的刹车声。她被撞得几乎飘了起来。
很快就有一群人围上去。有人在高声打电话求救。我被突如其来的变故震住了。一股凉意从脚底升起，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僵在长椅上无法动弹。那到底是不是她呢？只要跑几步过去瞧一眼就能知道。但我没过去。过去了也无济于事，我想。是她也好，不是她也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自己的进程。
我在那儿坐了不知道多久。警车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又都走了。人群瞬间散去。一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终归，我从长椅上艰难地站起来，招手叫了辆出租车。我脑中一片空白。回到家，我照例给猫喂了猫粮，然后淋浴。淋浴后走进厨房，倒了杯矿泉水，吃了两片安眠药。
“说不定是你看错了，”她站在水槽前洗碗，把洗好的碗碟递给我擦干，“她不像是过马路会被车撞到的那种人。也许只是有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