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听叶公超的英文课、吴达元的法文课，听英国现代派诗人燕卜荪“英文诗”，听沈从文“现代文学”……特别是终于见到了留下“温州的踪迹”的久仰的朱自清先生。聆听教诲，切磋诗艺，给他一生留下深刻的影响。以后写了《梅雨潭的新绿》纪念朱先生，“我到哪儿去寻找美丽的字眼，描绘这天下第二泉的福地洞天？”“福地洞天”的“女儿绿”从温州仙岩一直醉入南岳山中、蒙自湖畔，又一直醉进他生命的晚秋。他在“遗嘱诗”中，交代把一部分骨灰，埋在仙岩梅雨潭边！
１９４１年，联大毕业后，赵瑞蕻到重庆南中学教书。后受聘于中央大学外文系，执教之余，“开始了写作和翻译的第一个丰收期”（回忆录《离乱弦歌忆旧游》）。他是浪漫主义诗人，又是翻译家，也是教授。他是《红与黑》的中文首译者，作为教授，他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他的《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被公认为我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一部力作。他永远是朝气蓬勃的，八十高龄创作一百八十行的《八十放歌》，咏道：“已闯过了古稀那重险关，／正向着第九十级的危岩攀登！／我鼓起勇气跃上一重重，／顶着不时刮来的各种风……／最可贵的是永远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最憎恨黑暗的是最光明的歌！”
林斤澜说，他同温籍几个名家的交往，赵瑞蕻最少。很少通信，偶有赠书，见面也只有每次开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
１９９５年深秋，林斤澜率十来位北京作家访问温州之后，一天上午小雨，林斤澜对我说：“走，跟我去看看赵瑞蕻。”我说：“赵瑞蕻不是在南京大学吗？”他说：“在温州，见过一面，但是匆匆忙忙，是瓯海区政府招待会上，闹哄哄的。马骅说他在他姐姐家里，蝉街几号。”
去的是蝉街赵瑞蕻三姐的家。是一楼的房子，好像只有临街的一间，门外有法国梧桐的落叶（温州的梧桐都不大）。是他三姐开的门，记得一进门就是卧室。屋子里不见冰箱电视机，完全是七八十年代温州老人的房子，毫无生气。那天十点来钟了，赵瑞蕻还躺在床上，软疲疲的。清瘦，高额尖脸。小眼睛，高颧骨，颧骨外像是上了一层红漆。头发杂长而花白，非常引人注目。像是一个女人。我知道这位乡鸿，是文学名家，而且是杨宪益的妹夫，《呼啸山庄》的译者、散文家杨苡的丈夫。杨宪益、杨苡，他们跟钱锺书、巴金都有特殊的关系，可称是文化望族啊。有人说丈夫的才华不及妻子，两人是女才男貌。
可眼前蜗在床上的赵瑞蕻，却全无风流倜傥的神致，全无浪漫主义诗人的气息。——若干年后，我把这事对林斤澜说了。林斤澜说：“赵瑞蕻他是长得不错，那天他是有病，——温州出去的文人都不错，都经看。”
林斤澜进去了，他也不知道是谁。林斤澜说：“我是林斤澜。”赵瑞蕻像是触了电，说：“我感冒了。”立即要坐起来。林斤澜一只手按下赵瑞蕻的肩头，说：“就躺着，就躺着。”赵瑞蕻还是不肯，要起来，林斤澜还是坚决地说：“你躺着，你躺着。”结果是靠着床背，笑眯眯的。
赵瑞蕻说自己是怎么怎么来的，好像是到杭州有事，就不能不到温州。说话微微有些口吃。林斤澜也说，他也有青年人所谓“情结”，那就是“恋温情结”。赵瑞蕻问：“你夫人也在吗？”林斤澜说也在。赵瑞蕻说你两人都是温州人，我是“单头想”。我后来知道，杨苡是天津人。赵瑞蕻又说，这回某某人也“走”了。林斤澜说：“抽签一样。”又问赵瑞蕻：“吃药了吗？”赵瑞蕻说：“吃了*9菖*9菖药。”林斤澜说：“老年人感冒不是小病，一定要重视。”——２００１年初，林斤澜得感冒却不吃药，招来急性肺炎，同仁医院开出《病危通知书》。这是后话。
赵瑞蕻谈起马骅、唐湜、金江、洛雨，都很简略。林斤澜的插话也很简略。两人没有谈论各自的作品或对方的作品。大约半个来小时吧，大约林斤澜考虑赵瑞蕻的病吧，起身告辞。
这是永别了。他们再没有别的接触。赵瑞蕻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５日去世。乙卯，兔年，是他的本命年。
林斤澜偶写文论，但以小说、散文著名。赵瑞蕻是另一条道路，但两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严谨。比如赵瑞蕻重译《红与黑》，《译林》主编几次索稿，赵瑞蕻回答说还在逐字逐词推敲修改，在没有改得满意之前，宁不出版。林斤澜写好小说，总要放一段时间，有时论月，有时论年。有时发表了还要重写。
林斤澜对马骅有感恩般的尊敬，他称马骅为马大哥。他们同住温州百里坊，百里坊有两棵大榕树，百里坊口有一棵，马骅至今仍住在边上；往西，三百来米，是百里坊八仙楼口，这里也有一棵，边上是林斤澜的老屋。两棵树至今枝繁叶茂，青翠欲滴。我经常在这儿走过，总要想起他们。
林斤澜说：“马大哥是我人生的启蒙人，也是我文学道路的启蒙人。”口气好像是没有马大哥，就没有他今天的林斤澜。说起少年：“他比我大七岁，我们之间距离远。他是学生领袖之一，他们振臂高呼，应者云集。我虽与他接触少，感觉上他是大人，我是小孩，但他的感召力大，抗日，革命，进步，向上，都有非同一般的指引力。读书会上接触就多了，他重视我，也指导我。后来又办‘前哨剧团’，一起上台演出，文学也有，革命也有，对我影响就大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９年，林斤澜和马骅没有见面。林斤澜到平阳山门进粟裕任校长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后来到温台交界发展武装，后来到内地去，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习，１９４６年到台湾，在１９４７年“二·二八”运动中被捕，１９５０年到北京人艺，转而到北京文联创作组。先写剧本，后来改写小说，渐成文学名家、短篇小说大师。而马骅呢，转辗龙泉、金华、丽水等地抗日办报，先后主编过《暴风雨诗刊》《战地商人》。１９４０年１０月，马骅到江苏盐城，在新四军工作。他是温州第一届文联主席。他的创作多用笔名莫洛，主要在四十年代，又主要是散文诗（有的文史把他划入广义的九叶派。唐湜著《九叶诗人》一书，专有一章《九叶之友》，一篇论马骅，一篇论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书话名家姜德明两次到温，都拜访过他。他的主要作品有散文诗集《大爱的祝福》、《梦的摇篮》、《生命的歌没有年纪》、《闯入者之歌》；诗集《叛乱的法西斯》、《渡运河》、《我的歌朝人间飞翔》，还有散文集《生命树》等。文学的起步，马骅要早一个年代，因此，林斤澜对这位乡兄的尊敬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１９７９年之前，中国社会凶险，运动频繁。林斤澜说：“当时谁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不谈自己的人事关系，越少说越好，能不公开不公开，为了自己，也为了朋友。”１９７９年，社会安定，人心舒畅，回到阔别三十三年（１９４６年从重庆回温和谷叶定终身）的温州。灵犀两人，一见面就兄弟般的亲热。当时马骅已从杭州大学退休，被温州市教师进修学校聘请，一周对教师授课半天。林斤澜先生到教师进修学校里来，做了半天的讲座。我当时是民办教师，从乡下赶来，坐在中排。林斤澜掉了一个牙，那天鼻毛很长，声音朗润，笑声响亮。这次讲座是马骅请的。多年后林斤澜说：“马老叫我讲座，我还有什么法子呢。”
我到北京，每次遇见林斤澜，他似乎首先都要问“马老身体好吗？”让我捎带给温州亲友的赠书，看书的多少，但给马骅的似乎每回都有，题“老大哥马骅存念”。林斤澜夫人谷叶也感念他，还谈起他的夫人林绵（谷叶同龄人、女友），和另一个女友张古怀。林斤澜几次到温，我来接风，他都要首先吩咐：“叫马老一起吃饭。”每次见面，两人总要牵手摇上大半天，哈哈哈哈笑上一阵。马骅已经戒酒，与林斤澜一起吃饭，总要喝上两盅。１９９９年马骅得肺炎，温州第二人民医院诊疑癌症，我把这事报告林斤澜，林斤澜反复只有一个字：“哟……哟……”后来马骅的“癌症”被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排除了，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斤澜，林斤澜嗓子很亮：“哈哈，你看看这个事情……你看看这个事情……”
马骅说：“斤澜对我确实好。八十年代初，我和林绵要到北京，斤澜写信来，说一定要住在他家。他把定量供应的牛奶和鸡蛋给我们吃。他放下手头事情不做，和我一起去寻找我的战友、朋友、老熟人，如商白苇、谷超音等。我到长城去，他非要我多穿衣，说长城内外，天气不同，结果那天却很热很热。他得知我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时候，非常惊讶，说：‘去去去，我们到唐达成那里去！’唐达成少年在温州读过书，知道我，和斤澜关系很好，是作协党组书记。在他那里，当即填了表、盖了章。”
１９９１年，林斤澜约汪曾祺、邵燕祥、刘心武、姜德明、郑万隆、赵大年等采风永嘉，他们回京写了散文。林斤澜和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文照，结合温州作家写永嘉的散文，选编了一本以汪曾祺的散文《初识楠溪江》为书名的集子，交旅游出版社出版。集子的第一篇，便是马骅的《留给大箬岩的踪迹》。汪曾祺拿到书后不高兴，认为自己的散文比马骅的好，怎么会放在后面呢？林斤澜说：“你的文章不是做书名了吗？马骅是我的老大哥啊。”汪曾祺这才默然。
马骅今天的居室，已与三儿子对调，从六楼搬到二楼。马骅的居室，窗明几净，摆设井井有条，讲究字画的装点，花草的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