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假如孙二娘的酒店再经营几年，再积累一些雄厚的资金，她手下的雇员也必然增加许多。以至于征地盖房，把酒店经营面积再扩大一些，盖一个十几层或者二十几层的“十字坡五星级宾馆”，再吸引一些外资进来，再享受一些地方性的优惠政策，地方上还能控制它吗？那时的孙二娘可能就有了几国的护照，出国考察还不得跟上厕所一样方便了。保不齐说，她还能在十字坡建立起一个超级人肉市场来呢。
别不相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孙二娘已经有了连锁店，再向外埠发展搞联营，强强联合，不是没有可能啊。
写到这里，谈歌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诗人的失踪现象
李少君
李少君：男，１９６７年生，作家。现为海南省《天涯》杂志主编。
在一个变异多端、复杂动荡的转型时代里，诗人的命运总是令人揪心。因为，在社会大幅度的猛烈的急剧变迁中，单纯而率直的诗人似乎适应能力是最差的。就像自然界的那些敏感而娇弱的小动物，在地震来临之前总是惶惶不安，四处乱窜。诗人也似乎具有这样先知先觉的预兆能力，总能预感出时代即将爆发的猛烈的震荡，因此比较常人，他们总是很早地最先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软弱。
因此，从诗人的命运中，常常能窥见时代的秘密与真相。有人说得好：诗人的命运里，浓缩了时代的隐私。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代诗歌史上那些最先逝去的诗人：海子，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季来临之前，在洪水般的混乱泛滥之前，将自己横卧在山海关前的铁轨上；昌耀，一个高原上的被视为生活的硬汉，最终忍受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一走了之；顾城，一个梦幻般的童话诗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试图躲避冷酷的现实与矛盾，但最终走向疯狂，走向毁灭；还有马桦，本是浪子班头，混迹于豪华都市，有一天突然顿悟，要去过一种实在而宁静的生活。马桦去了云南边地，在一座小学的课堂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风云不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永远地失踪了——这真的是一个暗喻：那些想寻找自己内心安宁的人，不得不从我们的世界里永远地失踪。
人们将这样的一些现象，概括为“诗人之死”。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之死更是被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一个突发性的重大事件。诗人的死亡宛如突然爆发闪耀的绚烂的烟花，瞬间即逝，却又提醒着人们什么，预示着什么。
与诗人们的死亡同时发生的，是诗人们大规模的失踪现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凌空蹈虚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大肆流行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诗人无疑是舞台上的主角。到处响彻诗人高亢洪亮的声音。诗歌界高潮迭起。朦胧诗、第三代人诗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等等等，无人不知。但一转眼，时风忽变。似乎仅仅一个夜晚，诗人们不见了，消失了，失踪了。代之而起的是商业大潮汹涌而来，时代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型搅拌机，将所有的人和物都搅进去了，然后冷酷地不动声色地将那些不适应者像废渣一样吐出来。这是技术时代里机械的逻辑。这是弱肉强食的物质时代的逻辑。而作为心灵的守护者的诗人，在这样的生活和世界里永远是弱者。
当然，诗人们的突然失踪有各种原因与各种情况。比如食指，无论是诗歌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还是诗歌低迷的九十年代，他都主要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除了那些不时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或仰慕他的年轻诗人，他大部分的时间据说是发愣，偶尔也写写诗。社会和时代似乎渐渐将他忘记了。除了偶尔将他请出来亮亮相，作为一种点缀与追忆。前年我在杭州“纪念诗会”上遇见他，他刚刚安稳下来，看上去像一个朴实的老人，但对当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他在餐桌上说出自己的疑虑，无人可以回答。诗会上，食指的诗歌朗诵得非常好，赢得了礼貌而热烈的掌声，但恰如那个诗会的名字“纪念”，一切仅仅是为了纪念。我呼吁颁发一个“纪念诗歌奖”给食指，获奖证书上签满所有与会诗人的名字，这一动议得到所有诗人认同。朗诵会一完，食指坐火车悄悄离去。他不参加其他的游玩活动，他是为诗歌而来的，与诗歌相关的活动一结束，他也就离去了。当地诗歌网站上的标题很准确，写着“食指来了，又走了”。还比如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被追认为朦胧诗第一人的多多，更算得上某种意义的自我失踪。本来，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大潮中，多多就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诗人。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多多的影响力仅限于诗歌界内部。这一则是由于多多本身比较低调，二则是由于多多的诗歌充满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呓语般的预言，切中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本质，但在当时的时代，人们反而看不明白。多多的诗显得比“朦胧诗”更“朦胧”。比如关于１９７０年代，他写道：“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回忆与思考》），还有：“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些诗句，隐晦地表达出某种强烈的情绪。这样的诗句，比起后来的一些仅限于简单的表面的控诉、揭露与斥责的诗歌来，显然更得现代派精髓，也更曲折地直面了那个荒诞而恐怖的时代的真正本质。也因此，这样的诗句也更能传递出真正的对于时代的切骨感受。现在读来，这些诗句仍然使我们感觉身临其境，或许，这就是诗歌的魅力，也是诗歌的生命力，它比它的时代活得更长。但在当时，口号般的诗歌更受欢迎。诗歌活动家比诗人更走红。因此，先是真正的诗人从自己的时代里失踪，接着，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纷纷出国，诗人们又从自己的土地上失踪了。一去十多年，等他们回来时，一切都变样了。多多也是，在荷兰居住了十五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也自我隔绝的生活。回来后，对于母土的变化一度显得迟钝，在离家乡仍然遥远的海口住下来后，就哪里都不想去了。他知道自己还在边缘。但他已安心于此了。诗人与诗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么风光、受关注了。诗人们再次在人们的视野里失踪。他们如今居住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还在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作。
没有出国的诗人们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差不多都失踪了。比如八十年代中期以狂飙猛进风靡一时的莽汉主义诗人李亚伟，是那个时代的强力诗人，他宣称：诗人“‘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他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当一位大诗人，每时每刻都在想。在评论界，李亚伟被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对抗性与批判性的反叛诗人，他的代表作《中文系》里，对体制的批判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即使现在在大学生中朗诵，也总能引起轰动。与其他的诗人相比，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特别的大气，意境高远旷阔，气度雄浑响亮，比如这样的诗句：“我曾经用光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驾着火车穿过针眼开过了无数后悔的车站”，“码头停泊在秋天／一行大雁被天空挤出去／回家途中／人被自己的想象挤到一边／整个下午只得孤零零／活在一片远景里”，还有：“山外的酒杯已经变小／我看到大雁裁减了天空／酒和瞌睡又连成一片／上面有人行驶着白帆”。但这样的诗人到了九十年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九十年代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泛滥的时代，只有像“他们”诗派那样软绵绵甜腻腻的又有点另类的但总体充满小资情调的诗歌大受欢迎，就像学者旷新年讽刺的，那是类似穿“吊带衫”似的小反抗，表面上是与传统保守对着干，骨子里反而是迎合当下甚至是主动引诱勾引。还有一类以“身体”命名的诗歌在九十年代声名赫赫，其原因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中，李亚伟这样的诗人就像动辄宣称“革命”者一样被敬而远之，这个时代崇尚的是温和的“改良”或“妥协”，即使在文化域场亦如此。这个时代喜欢的是眉来眼去的欲拒还迎或相互偷情，是毫无威胁与力量的貌似深刻的机智乖巧。技术与形式而不是精神气质压倒一切。李亚伟这样的诗人也因此落寞、孤独，倍受冷落，而且有趣的是，被认为具有某种“危险性”，比如一位学者就坦诚地跟我说：“莽汉”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媒体上会令人猜疑，字面上就似乎有些犯忌，会被政治正确者挑刺，于是媒体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让出现，这是知识人对于某种言论的自我检查与自我禁忌。而如果申办关于“莽汉”的学术研究课题，显然也不容易通过。怎么办？干脆绕过去。我要承认，这位学者说了实在话，九十年代里，到处是这样温柔得可怕的封杀。在这样的情势下，或许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变，诗人的心态也出现转变，李亚伟等诗人的心态本身已大不同于以前。我看过李亚伟写的一篇随笔《天上人间》，他说以前的梦想是当大诗人，指点江山，现在的想法倒是宁愿当一位在某个小地方或山中喝点酒、写点诗的小诗人，为自己内心世界的满足而写诗……从李亚伟的变化，我们其实多少可以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