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半面中国旗，我爱啊；可是，果里为什么也爱呢？我们每天望着，仿佛在旗
上开了花。然而，花，毕竟要有谢落的一天——校役给我们看了一面新做的旗，一半是
苏联的，黄色的小斧头，镰刀，五角的小星星，在旗面上没有错放一点的位置；但是，
另半面却不是属于中国的了。那全新样的，在地图与万国旗中，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
校役悄悄地把旧的旗子扯落，升上新的旗子。
我们天天仍是希望把旧的旗子升起，那怕这是一年，一月，一天，……一刻也好。
可是，我们总失望。只有扑到储藏室的玻璃上，看看丢在墙角下的旧旗子。
不久，更有惊人的消息传来。我们学校的旗子快完全换新样的了。
我请两点钟假，到叔叔家去；回来晚了。苏多瓦正给我们的同学讲什么，她停下，
问我为什么回来这么迟，我说：
“这地方不安宁；叔叔把祖母送走。祖母留我吃了饺子。”
我说完，苏多瓦完全没有谴责我，真是意外的。她又继续她的问话——问每个苏联
学生将要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学生好像喊了一个口号——
“回祖国去！”
“果瓦列夫，你？”苏多瓦又问。
“回祖国去！”我说。
“怎么回去？”
“叔叔回来接我。”
苏多瓦从讲桌来，走近果里的身旁问：
“果里！”
“什么？”
“你呢？”
果里咕噜两声，说不出什么。他只是呆着，在呆望墙上悬着一张世界地图。在那地
图上，靠近海洋的一角，有他的祖国，仍涂着另一种颜色区分他祖国的边疆：但是他说：
“跟果里沙去吧！……”
苏多瓦做出孩子一样的讽刺，手指点着果里的头；果里的头渐渐地沉重下来。她立
刻又严肃地说：
“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将来在高丽的国土上插起你祖国的旗，那是高丽人
的责任，那是你的责任！”
为了明天的别离，苏联的同学分赠我与果里许多小物品，做纪念。
“果里呢？”同学们问。
我在院里寻到果里。只是他一个人，在树影下踱着小步子。月光浮在他的脸上，我
看见有泪珠。他不住地问着自己：
“到哪里去呢？”
最后，我告诉他——
“我们两个一同走吧！”
于是，我们送别苏联同学登了驶向祖国的专车后，便筹备起我们的行程。虽然，已
经知道南线车轨被破坏（这是叔叔必经的路），但是，我们仍倚在门前，望着邮差来。
那许多信，没有一封是叔叔的；都是从苏联来的。同学们告诉我们，当他们到莫斯科的
时候，有许多人欢迎他们；以后，又送他们进了学校。……
十几天了，叔叔的消息完全没有。而且守门人天天催着我们走，大门立刻要锁起来
的。守门人为了我们没有路费，在旅程上给我们个秘密的方法。
于是，坐过一天一夜的火车之后，我们又飘流在海洋上了。
虽然我们是藏在货舱里，被塞在麻袋的缝隙间，不住地有老鼠从我们头顶跑过，但
是，不停止的轮机似乎在告诉我们——
“向祖国去的孩子们！不要害怕，不要叫饿，让一刻你们应当忍受的！”
我是十分安心，果里却问：
“在岸上被检查了，下船也要检查吧？”
“检查怕什么！”
“你是不怕的。我呢？”
我们同是说着俄语，仿佛忘记了我们是异国的人。为了果里的安全，不应当再说俄
语，要说中国话了。所以我改用中国话说：
“从现在起，我们说中国话吧。”
“如果有人问是哪国人呢？”果里仍是说的俄语。
“说中国话，自然你要说是中国人啦。”
“说不好！”
我开始试验他了：
“你是哪国人？”
“中国人。”
是不像中国人。他说话的重音，放在“人”字上。其实，我和他说中国话，他明白；
不过，他说的太不中听。
“你装中国人，装我的弟弟。我说话，你一点不要说！”
然而，下船的时候，警察偏偏地问果里——
“你怎么不说话，你哑巴吗？”
终于果里被看出是高丽人。果里所说的魔鬼，这里也有的；于是果里又被魔鬼抓住
了去。他看我也被一只大手抓住衣领。他说：
“我是高丽人，他不是的。”
（录自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文学》第六卷第五号）
提示
舒群（1913－1989）满族，原名李书堂，笔名黑人，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成员。作品有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等。
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创作于1933年，是舒群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代表作。作品在抗日救亡中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影响，被视为左翼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
作品通过东北沦陷区三个不同国籍孩子悲欢离合的故事，特别是通过失去祖国的朝
鲜小孩果里的苦难遭遇，启迪人们认清失去祖国的危难，号召人们奋起斗争求得解放，
同时表现了三个不同国籍孩子的友谊，揭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一致性。作品
真实地再现了三十年代初东北人民的悲惨命运和民族矛盾，给被压迫人民指出了斗争方
向，达到了同期文学没有达到的时代高度。
作品在形象塑造和性格刻划上很有特色，能以多种技法深刻、具体、感人地揭示人
物性格特征，有层次地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同时，注意抓住人物思想性格的主导方面，
运用富有情趣的细节描写来突出人物形象。在结构上，作品也具有独创性。作品没有按
照时空顺序结构成篇，而是采用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跳跃性的选取若干片断，自成
剪接而成，使小说既谨严缜密又起伏多变。同时，第一人称的运用使人感到真实、自然，
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力量。
（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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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视界”
欧洲的天空不下雨
安顿
一
我常常想，人的命运就是在旦夕之间发生了迅疾的变化，一个很小的契机就会使一切都
不一样了。假如当年我甘心做一个等待的人、假如我不是那么羞于表达和害怕失望，假如我
相信我原本应该相信的那双充满问候和喜悦的眼睛以及那双眼睛所传达出的爱情……那么他
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将是另外一种状态了。
然而生活的公平和残酷都在于没有岁月可回头。
所以我所能做的只有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恳请身在异乡、曾经温存待我的人，恳请他原
谅我当年的幼稚和今天的无奈。
认识彭迪棣是在10年前，我18岁，是高中三年级学生。
那时候我的第一位的理想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大学的外国文学专业，然后顺利地出国留
学。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复习功课和学习英语上。每个星期日我到紫竹院的英语角练
习口语。到这里来的大多是大学生，不相识的人自由结合，彼此用英文交流。但是这种结合
通常是不固定的，所以无需自我介绍，甚至每周对话的人都不相同，真正的萍水相逢，擦肩
而过。就在这么多平凡的星期日之中的一个。穿着那时还不大有人穿的灰色西装的高大男孩
十分偶然地成了我的搭档，而且我们的合作变得非常固定。仿佛在等我似的，每个星期日都
是他先到，当我背着我的大帆布包穿过那片暗绿的竹林，就会看到他坐在迎面的第一条长椅
上，一双长眼睛里闪烁着问候和喜悦。
我们很自然地彼此通报了姓名和学校。他就在我做梦都盼望能考中的那所有湖水，有白
塔的大学读德语文学研究生。“你比我大六个年级呀！”我惊呼起来，他得意地笑出了声，
深秋的阳光斜照进他微微张开的嘴里。我想，这真是一个英俊的男孩。和彭在一起的时间从
来都过得很快“他的英文口语正宗得让人以为这才是他的母语。我们总是能发现许多共同之
处，然后再为这些一致欢呼。比如我们常常会发现原来各自都津津乐道的书竟是同一本，原
来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却在反反复复倾听同一首歌。他用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德语为我
背诵我最喜欢的作家海尔曼·黑塞的小说《彼得·卡门青》中的篇章，我捧着中文译本可以
一举就找到相应的段落，而这个游吟诗人一般的作家正是他的研究对象……我几乎天真地以
为，再过半年，我就会考进这所学校成为他的校友和同行。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给我讲解
怎样使用图书馆了。
冬天在不知不觉中渐深渐浓。一个好风好日的星期六中午，我和同学们一起像解放了一
样涌出校门。迎面，彭闪着他的流荡着问候和喜悦的眼睛靠在一面墙壁上对我微笑。或者就
是出于害羞和必须隐瞒的高兴吧，我走到他面前劈头就问：“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说话间就来接过我的书包。我迅速地一躲：“我自己来。”把书包背起
来的时候我顺势回头，果然有几个同班的女生在不远的地方一边看一边笑。彭像看穿了我的
心思似的：“要不我送你回家？”我只好点点头跟着他拐上一条小街。
在我和彭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说不出为什么，我总是会陷入沉默，我更喜欢听他说
话，说什么都行，说什么语言都行，我愿意在他的旁边静静地听着同时展开各式各样的联
想……过了很多年我有了一点经历之后才明白，一个自视很高的女人乐于倾听和注视一个精
彩的男人只有一个原因——她爱他，我很想问问他，从他的学校到我的学校几乎斜穿了北京
城，这么远的路，他走了多久；现在已经是正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