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她显然很开心。
“那好吧，我真心祝福你，祝你大吉大利万事如意白头到老永结连理……”
我连珠炮似地吐出一大串无序的贺词。
赵琳琳却没有表示感谢，她用双手捂起了脸，那是一个痛苦的姿势。
不知不觉天阴了起来，吹过来一阵潮湿的风。
我决定结束这个无聊的约会，说：“我得回去了，走吧。”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可我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赵琳琳还坐在那里，她好像哭了。
我犹豫了片刻，心软了，不得不踅回来，蹲在她面前，握住她捂在脸上的手，湿热的泪水渗到我的手掌，鼻子一酸，也落下泪来。
正要宽慰她，琳琳却一下站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便把我一把揽进怀里，紧紧拥抱着。
发际荡漾着体香，还有泪水的温热。
我突然有了冲动，搬起她的脸想吻下去。她却躲开了，冷冷地说一声：“走吧，要下雨了。”
我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伴在她身边，默默无语地走过这段坑坑洼洼的小路。
在街口分手时，我们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简单地一挥手，道了声保重。
然后，赵琳琳走了。我看看表：九点二十。
下雨了。
我感觉浑身燥热，回到宿舍，更觉憋闷。外边的雨大起来，我的烦躁也升级了。干脆脱光了自己，冲进雨中，尽情地淋浴，雨水把泪水也激发出来，一起冲涮着我。
好在院里住的全是大老爷们。有人不停地喊：“王连杰，你疯了！”“会冻病的！”……
第二天上班，浑身难受，到医务室量了量体温，有点发烧，朱大夫打趣我：“昨晚干什么了？不老实了吧？”她的话不无暧昧。她劝我输液，我说怕打针，让她随便开几包冲剂，胡乱喝下去，又回到办公室练算盘子。
十分钟后有个电话打进来，是找我的。
是赵琳琳打的电话：“喂，连杰，我听你的声音不对啊，是不是感冒了？”她的声音很响亮，看来心情不错，我说没事，让苍蝇踢了一脚——希望她能听出我的隐喻。
“我给你的东西你看了吗？”她问。
“什么东西？没有啊，在哪儿？”她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
“真让我失望。难道你回去没掏衣兜啊。”
“没有，怎么回事？”我隐约有些明白，但仍然想听她说详细。
琳琳却没有再做说明，只是叮嘱一声：“你快回去找找看，别弄丢了。”然后收了线。
放下电话，跟师傅打了个招呼，我匆匆回到宿舍。
果然，一个厚厚的信封斜插在裤兜里。她真敢冒险，裤兜这么浅，丢了算谁的？
信封里是一迭钞票，我大体点了点，有五百块吧（在那时，绝对不是个小数）。另外，还有一封信。
这封信的厚度不亚于那迭钞票，我详细地看了一遍。她在信中条理清晰地给我解密：一是昨晚的话是哄我玩我，并不是真的，也就是说，并没有结婚这会事；二是她马上要去西安读书了，是他亲戚联系的，她觉得应该回到学校，有了这一次的社会体验，她相信自己会考上大学；三是，她爱我，但却一直无法达到情爱的高度，更谈不上肉体的接触了。她把一切归结为姐弟之情，当然，她特别说明一点：绝对比姐弟之情还要深……所以，她打工攒的钱“借”给我，让我省着点花。
失望，怅然，郁闷，这封信带给我的这是这些。至于那些钱，我没兴趣花，胡乱塞到铺下了事，以后还是找机会还了她罢。
这是一封无法回复的信件。赵琳琳留给我的，永远是一份期待，一份说不清理还乱的牵挂。
正文 六十二、我和秋生一个战壕
我渐渐适应了乡政府的生活节奏和规律，当然也适应了工作。头脑灵，活力强，加上一点点运气，不久，吴书记满心欢喜的通知我：政府办公室那边缺个人手，你去吧。
于是这般，我进了一级政府的要害部门——党政办公室。惊喜不已的姐为此还专门从县里赶来宴请我的领导们，中午的茅台酒喝了六瓶——人多，大大小小二十号干部都请到了。当然，这酒是用不着姐花钱的。
我接替了前任文书的工作，这可是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相当的轰动效应——全县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农业户口干文书的。
文书是嘛差事？不知道，也没人跟我讲，他们只嘱咐我一句话：“接好电话待好客人，瞪起眼来，好好为领导服务，不许出一点点差错。”这就是我的工作职责。当然，有时也跑跑县档案室核对个资料什么的，那完全是个美差，可以借机去城里饱饱眼福和口福。
办公室里只有我和年近六十的史秘书史老头俩人，老头自然是我的直接上司，他的权力说大就大说小也小，管得事很多，为公，他要负责平衡领导之间的工作，为私，他还要关注主要领导的生活。比如：给某领导挑水啦，割肉啦，浇花啦等等等等，多么光荣而坚巨的任务啊。
这光荣的任务由史秘书安排，然后由我负责执行。也就是说这些杂碎活儿全是我的了，“年轻人，难得这样的好机会，锻炼锻炼嘛，听说你有一身好功夫，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顺便还可以给领导做做保镖什么的。”史秘书多次暗示我：“干活要分主次轻重，比方说，给领导家干的活儿，要快又好，公家的活儿，不在于你干的多少，在于你干的巧不巧……”云云。公家的活儿，史秘书最看好的是我每天两次的主动拖地和倒痰盂，这营生颇具挑战性：四层楼，全是水泥地面，从房间到楼梯，都要拖得一干二净，你想，容易吗？领导是个非常讲究卫生的人，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也许他的标准太高，对我拖地的效果很不满意。后来，通过他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了一个能够拖净地面的好法子：先用洗墩布拖一遍，然后再搞些木渣撒上去，用扫把扫起来，地面基本明如镜。领导就是领导，我不得不佩服。于是，每天到木匠铺扛木渣又成了我一项很光荣的任务。
感谢上帝，感谢命运，感谢他们赐予我这无上光荣和自豪的工作。
另外，我还要重点感谢史秘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指点，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他，请他吃饭？送他礼品？可我还没学会这一套，不会操作。再说，挣的钱小，不够我抽烟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时时处处保护史大爷的安全，不许任何人抵毁他，更不许欺负他——我想的就这么简单。
报答史秘书的机会很多。
1987年秋天到政府办结婚登记的人特别多，乌泱乌泱的，赶小集似的。
史秘书负责结婚登记。来登记的人多是卖来的外地媳妇，南方女子多，少数民族的不少，审验证件时很费劲，搞得本来识字就不多的史大爷愈发老眼昏花，常出点点纰漏，难免上火生气使性子。那天刚上班，门外就堵了一帮新人。这些人当中，有一张脸我很熟悉，那人是金刚头。这家伙也要娶媳妇了？太不公平了。我不愿意和他照面，尽量躲开，躲在里屋找事做。
一会儿外面乱起来，我听到高声的叫骂，是史秘书在发火，显然，他异常愤怒。与他争辩的是金刚头。
机会来了，我箭一般冲到外间。
我的愣头愣脑，还真起到了震慑作用，那一瞬间屋里的人都沉默了，包括史秘书，不过很快，他重新找回了威严，给我下达指令：“把这人给我轰出去！”怒指着金刚头。
我二话没说，扑上去薅住金刚头的衣领。那时，我心里虽然有点怯，但我却非常清楚这是我的地盘，料也无妨。
可我估计的太乐观了，这小子非常张狂，在我搂住他衣领的瞬间，他给我来了个“白猿出洞第三式”，使出的竟然是轻易不用的绝招。
屋里的人见事大了，发一声喊夺门而逃，转眼间像豆子一样洒到院里去了。
也许金刚头清楚这不是他的地盘，有点心虚，手里的劲儿一松，我捡着便宜，一脚飞起，很英雄地把他撂倒了。
派出所的小张跑步赶来，他倒不急着抓人，而是先问情况，史秘书指着金刚头怒不可遏地说：“这小子扰乱公务，他刚才一直在说我在给大伙办营业执照。”
小张没说什么，但我从他脸上读出一行字：这么点事儿啊。
不论事大事小，在这儿撒野，绝对不行。小张把金刚头反拧了胳膊押出去，临出门时，他小声问我：“谁先动的手？”我正想拍胸自夸，可转念一想不对，立马肯定地说：“他，是这家伙。”……
史秘书对我的壮举大加赞赏，跟领导汇报此事时，把我好一个夸张，领导非常高兴，连连冲我点头：“王秘书，好好干！”
此言一出，我受宠若惊。“秘书”俩字，可不是轻易就能叫的，何况出自领导之口。
事情也便由此产生了微妙变化，史秘书在以后的日子里，非常在意我的言行，经常在莫名其妙的时间和场合对我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明明知道他话里有话，可只能装作听不懂。
秋末，来了一批新干部，我接待了他们。给他们办理完报到手续，又逐个领他们认了自己的窝。他们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学生气很浓。
刚刚安顿完毕，领导就从城里回来了了。吉普车开进院里那一刻，我就一直在窗子里盯着，和领导一起下车的，是另一名新来的干部。认清他是谁时，我感觉非常吃惊，惶惑，好奇，不太相信他会出现在我面前。
他是秋生。
秋生中专毕业后，先是在县农业局实习了一段时间，赶上合同制干部招考，他便考上来了，分配到了南坡镇。
我实在不情愿给他拎包，可这由不得我。我强装笑脸，满腔热忱地奔出去，不仅积极主动帮他拿行李，而且还故做惊喜状对领导说：“啊呀，真是太意外了，他是我的同学，中学时最好的同学哎。”领导很感兴趣地笑了笑，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