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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之前，克雷格向伦道夫坦白了他和莲娜婚外情的细节，好让伦道夫有精神准备，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他也曾提过自己接到传票那天晚上，曾经很不负责地大谈他对死者的看法。但有些事情他还是没跟伦道夫说。不知道是因为仇恨，还是真的记性好，莲娜把克雷格那天晚上关于佩欣斯·斯坦霍普的言论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包括他如何恨这个女人，称她疑病症患者，贱货，说她死了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莲娜说完之后，连一向对官司结果表示乐观的伦道夫都颇受打击。那天，他和克雷格离开波士顿北区汉诺威大街法萨诺办公室的时候，伦道夫比以往更加沉默、严谨了。
“这案子她是帮不到我了，是吧？”克雷格问道，暗自祈祷自己的恐惧是不必要的。
“我希望你没有其他事情瞒着我，”伦道夫回答。“你的那番言论已经让这场官司变成逆水行舟了。你没有跟其他任何人说过类似的话吧？”
“没有。”
“感谢上帝！”
当时他们钻进伦道夫的车，克雷格自认非常讨厌伦道夫居高临下的态度。之后他逐渐意识到他其实是讨厌自己必须依赖律师。克雷格遇事一向是自己处理，单枪匹马面对任何困难，现在这一切都变了。他一个人应付不了了。他需要伦道夫。因此，在开庭前这八个月，他对辩护律师的印象时好时坏，受官司影响很大。
克雷格听到伦道夫颇为不满地哼了一声，原来是托尼借助无因回避条款剔除了一个衣着整洁的养老院主管。伦道夫纤长的手指不耐烦地敲打着黄色的记事本。似乎是为了报复，伦道夫随即剔除了那个穿着超大运动服的无家可归者。法庭又从备选陪审员中挑选了两名进行宣誓。筛选继续进行。
克雷格靠近律师，小声地问如果他想去洗手间，应该怎么办。他的焦虑已经影响到他过分敏感的膀胱了。伦道夫告诉他没问题，尽管自己去就是了。克雷格点点头，把椅子往后推。他穿过审判区和旁听席之间的分隔栏，感觉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看，觉得特别尴尬。他只跟亚历克西斯点了点头。其他人，他尽量避免目光接触。
男洗手间式样很旧，充满了陈年的尿骚味。几个没刮胡子的男人在水池边游荡，低声说着什么，看起来很可疑。克雷格迅速进了一个隔间，以免跟他们接触。洗手间臭气熏天，墙上满是涂鸦，马赛克地板年久失修，克雷格觉得这里跟他现在的生活很像。他现在肠胃不稳定，在接下来的庭审过程中，他恐怕要经常光顾这里，尽管这里的环境令人沮丧。
他扯了一截厕纸，擦了擦坐便器。他坐定之后，开始回想莲娜的证词。尽管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对案情发展最不利的证词，但如果单纯从情感的角度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要数托尼·法萨诺所请的专家以及他自己的证词。令克雷格沮丧的是，托尼毫不费力地在当地找到很多专家愿意出庭作证，队伍颇为可观，还全都是他认识和尊敬的人，这些人也都认识他。第一个作证的是当时在急诊室帮助他做人工呼吸的心脏科大夫，名叫玛德琳·玛蒂。第二个证人是威廉·塔道夫大夫，纽顿纪念医院心脏科主任。第三个，也是最让克雷格难过的是赫尔曼·布朗大夫，波士顿纪念医院心脏科主任兼哈佛医学院心脏病学系主任。三人都证实心脏病突发后头几分钟对病人能否存活至关重要。三人一致同意应立即将病人送往医院，这点是常识，此刻任何拖延都是不明智的。三人都认为既然病人已经出现心肌梗死症状，这时出门诊是不可取的。尽管如此，伦道夫还是让三人承认克雷格在看到病人之前，无法确定病情，做出诊断。伦道夫还让三人中的两人承认在没有确定病情之前，克雷格愿意出门诊，精神可嘉。两人这番证词均记录在案。
与克雷格不同，伦道夫对专家们的证词并不在意，处理起来十分冷静。克雷格之所以在意是因为这些医生都是受人尊敬的同行。克雷格觉得他们愿意做原告证人就是对他职业声誉的公开批评。特别是赫尔曼·布朗大夫。他是克雷格医学院的指导医师，也是他做住院医生期间的主治医生。克雷格作学生的时候，曾经多次受到布朗大夫的赞扬，因此现在他的批评和谴责对克雷格的伤害特别大。最糟糕的是，克雷格找不到当地同行愿意为他作证。
虽然专家的证词已经让克雷格非常苦恼，他自己的证词却更加使人不安。他自己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烦人最痛苦的经历。克雷格取证的过程被托尼·法萨诺拉成了两整天，像是参议员为了推迟议案表决故意发表冗长的演说。伦道夫事先估计到克雷格可能会有困难，还对他进行了专门的训练。他建议克雷格在听到问题后迟疑片刻再作答，以便他酌情提出反对。回答前要仔细考虑问题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回答时要从容不迫，原告方没问的不要主动回答。最重要的是，态度不能傲慢，不要与人争吵。伦道夫能提供的建议也只有这么多了，因为他此前从来没有与托尼·法萨诺交过手。托尼的专长是个人伤害案，这是他第一次经办治疗失当官司。
克雷格的取证过程在伦道夫州街50号的豪华办公室进行，窗外就是波士顿码头，景观极好。一开始托尼的态度还算不错，尽管不是很讨人喜欢，但至少没什么敌意，就是一副游乐场上杂耍艺人的腔调。他甚至还讲了几个与案子无关的笑话，也只把法庭书记员逗乐了。但很快杂耍艺人的嘴脸就收起来了，取而代之的是恶棍。他开始盯着克雷格工作和私生活中的细节穷追猛打，不停地攻击和指责，克雷格脆弱的防线开始瓦解。伦道夫适时提出反对，在重要关头甚至提出休息，但托尼终于把克雷格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尽管知道不应该发火，但克雷格确实生气了，非常生气。接下来，他违反了伦道夫所有的忠告，把他所有的建议都抛到了脑后。最糟糕的一幕发生在第二天午饭后。尽管伦道夫午饭时再次警告克雷格不要失去控制，克雷格也答应按他的建议去做。但很快，在托尼接二连三荒谬的指责下，克雷格又一次掉入了相同的圈套。
“等一下！”克雷格怒喝道。“你听我说。”
“请，”托尼回敬道。“我洗耳恭听。”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确实犯过一些错误。所有医生都一样。可在佩欣斯·斯坦霍普这件事上我没错！绝对没错！”
“是吗？”托尼傲慢地问道。“你所说的‘错误’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好，”伦道夫出来干预。
“我不需要什么该死的休息，”克雷格叫道。“我需要这个混蛋明白，哪怕就一秒钟，当医生是什么感觉：在第一线的战壕里，跟病人和疑病症患者打交道，是什么感觉。”
“可我们的目的不是教育法萨诺先生，”伦道夫说。“他相信什么，跟案子没关系。”
“所谓错误，就是做了蠢事，”克雷格不理伦道夫，上身前倾，把脸凑近托尼的脸，“比如说筋疲力尽的时候偷工减料，或者因为要处理突发事件，忘了吩咐患者做必要的检查。”
“或者不让无法呼吸的危重病人去医院，而非要出什么该死的门诊，好赶去听音乐会？”
男洗手间的门重重地关上了，克雷格这才回到现实中。他希望自己的小肠能平安无事地撑过今天上午。他站起身，穿上西装，出去洗手。他边洗边照镜子，被自己的形象吓了一跳。他现在的形象比去健身馆锻炼前糟糕得多，而且现在庭审刚刚开始，他觉得最近形象也不大可能有什么改变。一想到自己取证时灾难性的表现，他就觉得接下来的一星期将会很漫长，压力很大。那次挫折之后，他根本不需要伦道夫告诉他自己的表现有多么糟糕。伦道夫的态度倒是很和蔼，只是建议他庭审作证前需要更多训练。那天离开伦道夫办公室前，克雷格把他拉到一边，看着他的眼睛。“有些事我要告诉你，”他坚持要说。“就像我跟法萨诺说的那样，我犯过错误，尽管我真的已经竭尽全力做一个好医生。可在佩欣斯·斯坦霍普这件事上我没有错，没有失职。”
“我知道，”伦道夫说。“相信我，我能理解你的绝望和痛苦。我保证，无论如何，我将竭尽全力说服陪审团。”
克雷格回到法庭，重新落座。筛选过程已经结束，陪审团已经就坐。戴维森法官正在讲话，提醒陪审员关掉手机，并向他们解释下面将要进行的民事审判程序。他告诉陪审员，此案的决定权完全在他们手上，也就是说，将由他们来裁定所有事实。审判结束时，他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根据适当的法律条款付给他们相应的报酬。他再次感谢他们的服务。然后他从眼镜片上方看着托尼·法萨诺。
“原告准备好了吗？”戴维森法官问。刚才他告诉陪审员，庭审一开始将由原告方律师做开庭陈词。
“等一下，法官大人，”托尼说。他侧过身跟助手莱尔夫女士耳语了几句。她边听边点头，然后递给他一叠卡片。
趁这短暂的间隙，克雷格按照伦道夫建议的那样，开始吸引陪审员的注意力。他依次看着每个陪审员，试图进行目光交流。他一边这么做一边希望自己的表情不要泄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在他看来，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配决定他的命运。一个若无其事、肌肉发达的消防队员，身穿一尘不染的白色T恤。几个家庭主妇，经过刚才的阵仗，神情颇为激动。一名退休教师，金发已经褪色，看起来像大家心目中的外婆。一个超重的水管工助理，穿着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一只脚搭在陪审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