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后排传来一个声音。有人拍拍杰克的肩膀。
“我们听不见证词了，”旁听者抱怨道。
“对不起，”杰克说。他转身问亚历克西斯，“要不我们到大厅里继续谈吧？”
亚历克西斯点点头，显然是很想休息一下。
他俩站起身，亚历克西斯把东西留在座位上，两人慢慢移动到中间过道上。杰克推开法庭沉重的大门，尽量不发出噪音。他俩在大厅里找了一张皮面长椅坐下来，不约而同地弓起背，胳膊肘放在膝盖上。
“我就搞不明白，”亚历克西斯小声嘀咕着。“这么多人来旁听这个该死的官司，能听出什么名堂来。”
“听过幸灾乐祸这个词吗？”杰克问。半小时前他还想到这个词，当初他听说克雷格官司缠身，就有点幸灾乐祸。
“你倒说说看，”亚历克西斯回答。
“是德语，表示以别人的困难或不幸为乐。”
“我不记得这个德语词了，”亚历克西斯说。“但这个意思我很清楚。幸灾乐祸这么普遍，应该有个英文词才对。小报不就以这个为卖点吗？其实我知道这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看克雷格受罪。他们一直觉得医生是成功人士，高不可攀。我跟他们计较什么。”
“你身体还好吧？”
“除了有点头疼，其他都还好。”
“孩子们怎么样？”
“显然很好。她们觉得是在度假，既不用上课，又可以在奶奶家玩。到现在，没人打我的手机。我的号码她们三个都记得，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早该知道了。”
“今天早晨我过得惊心动魄。”
“是吗？尸检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都盼着发生奇迹呢。”
杰克把今天早晨马萨诸塞州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一遍。听着听着，亚历克西斯的嘴越张越大，显然是又吃惊又害怕。
“那你没受伤吧，”最后杰克说到佛朗哥的车翻得头朝下，她关切地问。
“我很好，不过我租的那辆车可惨了。佛朗哥肯定伤得不轻，现在可能在医院里躺着呢，说不定还被捕了。还记得昨晚到咱家来的那个波士顿警察吗？我把事情的经过都跟他说了。我想当局肯定不赞成在马萨诸塞州高速公路上随便开枪。”
“天哪，”亚历克西斯同情地说。“没想到他们会对你下手，真对不起。我觉得我有责任。”
“别这么说！这都是我自己招来的，跟你没关系。发生了这么多事，倒是更让我下定决心做这个该死的尸检了。”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杰克说了他和哈罗德·兰利、沃尔特·斯特拉瑟以及珀西·加拉德特打交道的经过。
“天哪，”亚历克西斯说。“费了这么大周折，我希望尸检能有重大发现。”
“我也希望。”
“这下有可能要明天早晨才能坐飞机回纽约了。你能接受吗？”
“不接受也得接受啊，”杰克耸了耸肩。他不想讨论这个棘手的私人问题。
“新娘子劳丽也没意见？”
“我还没有跟她商量呢，”杰克回答。
“上帝啊！”亚历克西斯大吃一惊。“我可不想跟新嫂子一上来就把关系弄僵了。”
“还是回到刚才的庭审吧，”杰克想换个话题。“刚才你说到克雷格的证词还有更糟的？”
“他先是骂托尼是个撺掇病人家属打官司发财的卑鄙小人，然后又开始教训陪审团，说他们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像他救佩欣斯·斯坦霍普那样救过人，所以根本没有资格评判他的行为。”
杰克大吃一惊，一只手拍着前额说，“伦道夫就看着他这么胡闹？”
“伦道夫已经尽力了。他不停地提出反对，可无济于事。后来他又试图让法官宣布休庭，可法官问克雷格要不要休息，克雷格说不要，然后接着往下说。”
杰克摇摇头。“克雷格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不过……”
“不过什么？”亚历克西斯问。
“克雷格说得有道理。从某种程度来说，他说出了所有医生的心声。我敢说，任何一个打过治疗失当官司的医生都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们比较有头脑，没有说出来罢了。”
“哎，他确实不应该说出来。换了我是陪审员，本来是来履行公民义务的，遭到这种责难肯定气得够呛，也更愿意相信托尼对整个事件的解释。”
“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吗？”
“很多部分都很糟糕。托尼让克雷格承认，当晚出门诊时确实担心佩欣斯病情突变，这点跟莲娜的证词相符。另外他确实怀疑佩欣斯突发心脏病。他还让克雷格承认，从佩欣斯家开车去音乐厅比从纽顿纪念医院去要快。他很想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入场，可以向众人展示漂亮女友。更糟糕的是，他让克雷格承认在莲娜面前说过很多佩欣斯·斯坦霍普的坏话，包括说佩欣斯死了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天哪，”杰克摇摇头说。“这可不好！”
“确实不好。现在大家都认为克雷格是一个傲慢无情的医生，满脑子想得都是怎么才能按时带情人去音乐厅，根本不考虑病人的死活。伦道夫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杰克直起腰。“伦道夫交叉询问效果如何？”
“最确切的说法是企图弥补损失。他试图在原告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上为克雷格恢复名誉，从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到佩欣斯·斯坦霍普去世当晚的所有细节。你进来的时候，克雷格在说他到佩欣斯家看到的症状，和乔丹·斯坦霍普电话上告诉他的症状不符。伦道夫让克雷格告诉陪审团，他和乔丹通电话时并没有说佩欣斯·斯坦霍普突发心脏病，只说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了，这与乔丹证词中所说的不符。”
“你觉得陪审团对克雷格的证词反应如何？交叉询问和直接询问时的反应有区别吗？”
“他们比以往更加无动于衷，不过这有可能是我太悲观了。看过克雷格在直接询问时的表现，根本没法乐观。伦道夫前面的仗越来越不好打。今天早晨他告诉我，想让克雷格说说自己的经历，以便反击托尼对他的人身攻击。”
“也好，”杰克说。尽管他对伦道夫的安排并没有多大热情，可对亚历克西斯的同情心依旧没变，觉得说句安慰她的话也好。两人回到法庭原座位上，杰克不禁暗想，如果原告胜诉，对亚历克西斯和克雷格的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16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克雷格起，杰克一直不看好这段婚姻。克雷格和亚历克西斯是在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的时候认识的。两人订婚的时候曾经到杰克家做客。杰克觉得克雷格非常自我，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除了医学没有别的生活内容。现在杰克有机会深入他们的生活，发现虽然目前局势非常严峻，但他俩有很强的互补性。亚历克西斯从小就有点情绪化，喜欢依赖别人，与自恋的克雷格刚好取长补短。在杰克看来，两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补。
杰克在椅子上坐稳，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伦道夫笔直地站在讲台前，散发着一贯的贵族气质。克雷格坐在证人席上，身体微微前倾，肩膀有点塌。伦道夫的声音抑扬顿挫，口齿十分伶俐。相比之下，克雷格的声音显得有点平淡，像是吵过一架，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
杰克感觉到亚历克西斯的手在他的胳膊肘和腰间摸索着，然后往前移动，抓住了他的手。他回握了一下，两人相视而笑，但笑容转瞬即逝。
“博曼大夫，”伦道夫拉长声音说。“4岁时你得到一个玩具急诊箱，开始跟父母和哥哥玩打针游戏。从那时起，你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不过据我所知，你之所以会选定这个助人的职业，是因为童年的一次特殊经历。你能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法庭吗？”
克雷格清清嗓子。“那时候我15岁，上十年级，是校足球队的经理。其实我很想加入球队，但是人家不要我。这让我父亲很失望，因为我哥哥是明星队员。所以我只好当球队经理，其实就是负责给队员们送水。比赛暂停的时候，我就拿上水桶、勺子和纸杯冲进球场送水。有一次轮到我们队踢主场，有个队员受伤了，教练请求暂停。我照例拿上水桶冲进球场。等我跑近一点，发现受伤的队员是我一个朋友。于是我放下水桶，扔下等水喝的队员们，径直冲到朋友身边。眼前的景象让我很难受。他的腿伤很严重，穿着钉鞋的脚歪在一边，疼得直打滚。他那么痛苦，我却无能为力。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就决定，不光是想当医生，而是一定要当医生。”
“这段经历真让人伤心，”伦道夫说。“但也确实很感人。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同情心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激励你走上了艰辛的从医之路。博曼大夫，对你来说，成为医生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童年经历所激发的助人欲望必须足够强烈，才能促使你不断跨越障碍，走向成功。你的经历像荷拉修·阿尔杰的小说一样催人奋进。你愿意跟大家说说吗？”
证人席上的克雷格明显挺直了腰。
“反对，”托尼大喊着站起身。“该事实与本案无关。”
戴维森法官摘下老花镜。“请双方律师走近法官席。”
伦道夫和托尼顺从地走到法官席的右边集中。
“听着！”戴维森法官用老花镜指着托尼说。“你的原告直接质询部分是围绕克雷格的人品展开的。当时宾厄姆先生一再反对，我还是让你进行下去，因为你说这点与本案关系密切。我也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要一视同仁。陪审团有权听博曼先生陈述他从医的动机和过程。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还有，被告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想听你一再提出反对。”
“我明白，法官大人，”托尼说。
两人各自回到原位，即托尼回到原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