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有包括鸡汤在内的很多家常药，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妈妈用来治疗伤风、喉痛和鼻塞的药，被称作“药膏”。感冒的第一个症状刚刚出现，在临睡觉时，妈妈就会说：“上床前先到炉子边来一下，我给你涂上些药膏。”
用药膏意味着妈妈将拿出一块“药布”。这块布放在一个抽屉里，每次给我们“敷”完药膏后，妈妈都会把它洗净，然后放进抽屉。其实那只是一块厚厚的法兰绒，是从破旧的法兰绒睡衣或被单上裁下来的，平铺在胸部上，左右能盖住两肩，下面到腰部。
准备好“药布”后，妈妈就开始给我们敷药。她取出一个常用的装有维克斯达姆膏的蓝色药瓶，然后把臭烘烘的药膏涂在我们的脖子和前胸上。涂好后，她把这块布拿到火炉上烤一会儿，使它受热变软。这块布烤到温度合适时，妈妈就把它系在我们的脖子上，再用别针别上。这块布围起来又暖和又舒服。在我的记忆里，我还能够感受到那个老火炉，听到当我站在火炉前烤火，妈妈为我擦上维克斯达姆膏时，从火炉里发出的噼啪爆响的声音。我们穿起温暖的法兰绒睡衣，把这块药布也穿在里面，然后蜷缩进被窝，妈妈再给我们搭上几条柔软的毯子。维克斯达姆膏的刺鼻气味确实使我们的鼻子通了气，不论是否能治好，我们的确感到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第二天早上，妈妈会坚持让我们洗净身上的维克斯达姆膏，我们不能带着它到外面去，因为这是一种浓烈的薄荷醇类药膏，遇到空气就会使人感觉到发冷。妈妈也许认为那样会使我们生病，但我当时却以为如果不把它洗净的话，我肯定会死，而且验尸官的报告上会写着“死因：维克斯达姆膏”。有时，如果我们鼻塞严重，妈妈会担心我们得了肺炎，她就把一滴维克斯达姆膏放进一壶热水中，在我们的头上盖上一块毛巾，让我们低下头吸进壶中的药气。第一台土蒸馏器就这样诞生了。
妈妈常讲起我哥哥在刚学会走路时使用维克斯达姆膏的情景。这个可爱的蓝色药瓶吸引了他，他就想办法把瓶盖打开了。妈妈发现他站在地板上，把大半瓶药膏都涂在了身上。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声音就像《星球大战》里的黑武士达斯维达得了重感冒一样。
他大张着嘴喘着，因为那强烈的药味呛得他出不来气。那是他最惨的一次经历，妈妈很快把他身上的药膏洗净了，然后小心地把药瓶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
我们都觉得维克斯达姆膏闻起来强烈刺鼻，但我们都已习惯了它。妈妈常告诉我们能用上这种好闻的药膏是多么幸运，因为她小时候感冒时要戴上一种阿魏胶药袋，就像项链一样戴在脖子上。妈妈说阿魏胶是一种树脂，闻起来像臭鼬味，有时还夹杂着硫磺、大蒜、松树油、樟脑的味道，还有的味没法说。她说孩子们晚上就戴着这个药袋睡觉，有的孩子还得把它挂在脖子上去上学，据说这样可以使孩子们不得病。这也许是真的，因为稍有点自尊心的病菌都不会接近他们。据妈妈说，戴上这种药袋后，周围连个活物都找不到，因为没有谁会愿意呆在戴着阿魏胶药袋人的风口下。
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妈妈也常给他们“敷药膏”——如果赶上他们在她那里得了感冒的话。我猜这些家常药会流传后世，因为我也给孩子们用维克斯达姆膏，而且他们都活蹦乱跳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维克斯达姆膏，还是因为鸡汤、那块温暖的药布，或是因为充裕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到舒服，可我们的确好了！
也许见到我的孩子们时，他们会先告诉你“小心妈妈”，因为在我的药柜里还有一瓶可爱的蓝色维克斯达姆膏，还有一块“药布”也在那。
孩子们说：“有的药比得病还可怕！”
（插图：夏丹）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５０年
周小进
在澳大利亚众多的文学奖中，迈尔斯·弗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Award）是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奖项，每年迈奖的评选和颁奖典礼都是澳大利亚文学界的大事。2001年，著名评论家海瑟廷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最闪亮的奖项》，通过该奖的历史解读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变迁，足见这个奖项在澳大利亚文学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澳大利亚著名民族主义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在1954年去世前留下遗嘱，将大部分遗产捐赠出来，设立一个年度文学奖，授予“描绘任何阶段的澳大利亚生活、文学价值很高的小说或剧本”。用于文学奖的资产由基金托管，每年由托管委员会聘请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委团，评阅出版商送来的作品，最终决定获奖作品。自1957年第一届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颁发给怀特的《沃斯》以来，该奖已经历了50年48届（1973、1983、1988年未颁奖），共有34位作家获奖。《时代报》的斯特格说，50年来“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是传统、成就和文学价值这三者的综合体现”。威廉斯则说迈奖50年历史“波折横生，充满怪事、吵嚷、反对和斗争，足够写一部小说”。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奖金丰厚，资助了一大批澳大利亚作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很多年轻作家正是因为该奖的支持，才能够专心从事写作。迈奖50年内有个明显的商业化趋势，奖金也与年俱增。1957年怀特的奖金是500镑（当年男性平均年工资约为600镑），到2007年，奖金增加至42； 000澳元（2006年澳年平均工资约为52；000澳元）。1988年之前，该奖每年五六月间颁发，参赛的必须是在头年1月31日之前的一年内出版的作品，这样从作品出版到奖项颁布之间至少有一年半左右的间隔，有利于作品的接受、理解和评价。1988年，为了商业效应，迈奖将规定中的“出版年份”改为“颁奖年份”，即在颁奖年份前一年内出版的作品均可参加，比如要参加2007年评选，作品在2006年内出版即可，这样作品出版和获奖之间的时间间隔最少不过半年，有利于作品的推广和销售。1987年，主办方开始提前公布“短名单”，2005年开始提前公布“长名单”。同时，与奖项相关的各种活动、赞助、合作也逐渐增多。获奖的作家不仅能得到奖金，而且知名度、作品销售都会大幅度提高。
澳大利亚人口少，图书馆事业极其发达，所以作家生存比较艰难。2003年，出版人海沃德说：“在澳大利亚出版市场，一部优秀小说可能只卖出1000册。”据说全澳只有怀特和基尼利两人能以写作为生，其他作家都必须“打零工”。因此，迈奖的商业化行为也有助于扶持作家。不少后来成为主将的作家年轻时都获得过该奖的支持，伦道夫·斯托23岁以《归宿》获奖，基尼利32岁以《招来云雀和英雄》获奖，蒂姆·温顿24岁以《浅滩》获奖，他们后来都坚持写作，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1997年的得主大卫·福斯特原来在捕虾船上打工，得奖后才得以专心写作。
然而，也有人对文学奖项的商业化提出批评和质疑。文化名人麦奎因在2001年就呼吁大众对包括迈奖在内的各种奖项和资助予以抵制，因为奖金并不能真正解决作家生存问题，“卑躬屈膝参加一天的颁奖晚宴只会让剩下364个艰苦的日子更加难熬。”一些迈奖得主的作品后来淡出市场，并没有畅销（迈克尔·威廉斯统计，约一半作品现在已经淡出市场）。更糟糕的是，有些作家为了获奖，刻意迎合奖项的要求和评委的口味，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机构化的过程中被抹杀。麦奎因认为作家在追奖逐利的过程中变得非常“虚荣”。评委也把入选当作获取权力和荣耀的机会，并不是真的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面对60多本书，有几个人读到40页之后？”文学奖还让作家之间相互猜疑、竞争，而“我们要做的是团结起来，对抗这种鼓励作家自甘堕落、追逐名利的环境”。今年著名书评人罗斯玛丽·索伦森也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对迈奖提出质疑。她说有的获奖作品，如伊丽莎白·奥康纳的《爱尔兰人》，现在一般图书馆里根本找不到。出版人赫伍德措辞更加激烈：“评审团的决定是随机的，同一帮人换一天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很多人需要通过获奖，才能够让自己的作品留在书店里。而且如果你知道一个有经验的评审团都赞同一本书，你买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反对者指责迈奖注重商业、轻视文学价值，并非空穴来风。1995年的蒂米邓科事件之后，更多人开始怀疑迈奖评委对文学价值的评断。当年，年仅24岁的海伦·蒂米邓科以《签署文件的那只手》摘取迈奖桂冠。小说的主人公是二战时乌克兰的一位农民，独裁统治给他的村庄带来了巨大灾难，后来德国纳粹进入乌克兰，他便加入纳粹，对原来“迫害”过他的人——尤其是犹太人——进行迫害。他的故事后来便由移民澳洲的后代讲述出来。蒂米邓科自己是乌克兰农民的后裔，因此这部小说实际上是部自传体的家族史。但是，很多人认为这部小说质量低劣，有严重问题。拉特罗布大学的罗伯特·曼恩认为该书唯一的主题就是“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和复仇”，蒂米邓科试图为“大屠杀”翻案，“对死者毫无尊重”、“对历史无知”、“道德上不负责任”。
蒂米邓科获奖后不久，人们发现该小说有严重的抄袭痕迹，不少段落来自各种已发表作品和互联网材料，虽然没有展开独立调查，后来人们发现同一作者的专栏也有逐字逐句抄袭的现象，可以作为佐证。随后人们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发现：海伦·蒂米邓科并非作者真名，她其实叫海伦·达维尔，父母均是正统的英国移民，现住在布里斯班，绝不是作者本人所说的什么“从乌克兰移民澳洲的出租车司机”。如此说来，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