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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走出上海 周国平
1962年9月的一天,一趟列车从上海出发,开往北京。这是一趟为运送学生临时增加的列车,经常在途中停下,给别的列车让路,有时一停就一二个小时,因此慢得出奇,全程竟然走了两天三夜。车厢里拥挤闷热,列车又开开停停,使得人们很不耐烦,经常有人唉声叹气。然而,坐在靠窗座位上的一个少年始终很平静,在整个旅程中,他一声不吭,也睡得很少,多半时间侧着脸盯着车窗外。
我的确不觉得烦闷。我刚满十七岁,第一次离家远行,心中有惆怅,但更多的是兴奋。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出过上海,除了有一次乘短程车郊游,也从没有乘过火车。那次郊游是中学毕业前不久由班级组织的,去松江县境内的佘山。上海真可怜,见不到一座真正的山,号称最高峰的佘山也只有百多米高。我也真可怜,打生下来没有见过山,见了这座百多米高的山就激动不已。时值初夏,满坡青竹,我飞步登上筑有一个小型天主教堂的山顶,极目四望,顿觉天阔地圆,心旷神怡。环顾四围的地平线,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走出这个大圆圈,去攀登更高的山,见更大的世面。现在我真的走出了,列车载着我驶向陌生的世界。第一次乘长途列车,车窗外掠过的任何景物都使我感到新鲜,因而我的心情简直像是旅程越长越好似的。何况在前方等着我的是只在图片上见过的首都,是曾经遥不可及的最高学府,是罩在梦幻里的大学生活。我不知道未来将是怎样的,但我意识到了这次远行是一个转折点,我的童年岁月已经永远留在了身后。
从那一时段的照片上看,这个坐在沪京列车上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少年书生模样,他有一张未脱稚气的脸,面容有些消瘦,脸色有些苍白,戴着一副650度的眼镜。若干年后,一个喜欢我的女孩这样向我表白:“我觉得眼镜戴在你脸上再合适不过,好像你生来就戴着眼镜似的。”人群中偶尔闪现一张脸,斯文而又敏感,幼稚而又少年老成,我心中一动,仿佛看见了从前的我,在他身上藏着今天的我的全部密码。一个男孩在懵懂中生长,童年之皮一层层蜕下,逐渐长大成人了,这就是说,他的人格基本形成了。对于这业已形成的他的内在精神结构,他自己并不了解,但它大致决定了他一生做人处世的方式。与走过的路相比,前面的路要漫长得多,可是,一生走路的姿势正是在最初的一段路程上定型的。
后来的事实表明,我这第一次走出上海几乎是永久性的,此后仅是回去暂住,它不再是我的定居地。不过,我从未后悔。在大学第一个学期,我想家想得厉害,但不是怀恋上海这座城市。许多上海人强烈地留恋上海,相信全中国不可能有比上海更好的地方,在我身上完全没有这种上海情结。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从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当时我还缺乏对比,但我肯定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上海的某种缺陷。比如说,周围的乘客在用上海话热烈地交谈,我感到的不是亲切而是隔膜。尽管我讲了十七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讲普通话自如。每当我试图用上海话表达内心体验或哲学思辨时,我就会因为辞不达意而结巴。上海话是一种市井语言,只宜用来谈论衣食住行,不适于表达精神内容。所以,坐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我甚至为今后可以不必经常讲上海话而感到高兴。这当然不只是语言的问题。高级的精神活动需要一个相应的场,而上海缺乏这个场,语言仅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经过革命的扫荡,昔日十里洋场培育的商业精神没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便只好在日常生活领域施展本领,表现为细小的精明。上海人在物质生活上讲究实惠,善于在这方面使用和表现其聪明,并且以此自豪,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后来我还发现,即使在做学问上,上海人也多的是小聪明,有一股机灵劲,善于造噱头,出风头,但缺乏大气象。我说的是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征,当然,无论何地,都有超越地域局限性的大胸怀和大手笔。
深夜,列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很久,站上一根孤零零的灯柱,旁边一棵同样孤零零的小合欢树,在幽暗的灯光下,粉红色的花绒像低垂的长睫毛。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生也有长长的睫毛,睫毛后一对乌黑的瞳人。她一直在瞌睡,脑袋常常不由自主地靠到了我的身上。虽然这使我又热又累,但我不忍惊醒她,尽量保持不动的姿势。直到旅途结束,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后来我在校园里经常遇见她,知道她在中文系,还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我们仍然没有说一句话。我之所以铭记这位漂亮的旅伴,是因为她在文革中自杀了。
不过,当列车在第三天凌晨到达北京站时,没有人能知道五年后的变故。我的这位漂亮旅伴也和我一样,义无返顾地出了站,在站前林立的各个高校的横幅中找到北大的横幅,然后跳上了接新生的卡车。卡车驶过长安街,我为天安门不如想象中雄伟而略感意外。从市区驶入郊区,北京到处显得清爽、安静、肃穆,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气象恢弘的城市。到达学校后,新生被各系的老生领走,送往指定的宿舍。哲学系的宿舍在38楼,我的寝室是120室。房间里有四张双层床,四张简陋的书桌,住八个人,挤得满满的。我放下行李,打开铺盖卷,在属于我的床位上坐下。一路的奔波在这里停止,一路的梦想在这里结束,寒窗苦读的日子将在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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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周国平
然而,寒窗苦读的日子并没有开始。不论我对即将开始的生活怎样想象,我都不会想到,我在这里会遇见一个人,他不但改变了我在北大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
到校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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