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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68年后，林铭述又出新点子，提议我们一起来研究文革思潮。当年3月，我们在林家及音乐学院教室先后举行了四次讨论，参加者除我、郭、林之外还有方小早。世英又是十分投入，每次给我写信都要谈论这件事。在讨论时，他也非常认真。我们规定每人写一篇论文，他说他打算以对群众的态度为主线写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落实在群众，打倒走资派是为了教育群众，革命委员会就是让群众直接参与政权……”我们都不同意，认为应该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主线。他激烈地和我们争论，反复论证群众问题是最根本的，专政问题受群众问题的制约，说到末了大声宣布：“所以，老三篇是最高的，是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顶点，高到老三篇就没法再高了！”老三篇是毛泽东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当时许多人能全文背诵。后来，我们都写了论文初稿，他的主题正是群众，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林的是江青的文艺革命。我忘了方的主题，印象中他的观点算比较中性。这些稿子集中到世英手中，还没有来得及传阅，他就遇害了。
当时我们做的都是正面文章，指导动机都是力图理解文革的必然性，现在来看当然水平甚低。不过，世英的心态要比我们复杂。表面看来，他对文革怀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歌颂的调子比我们高许多。可是，这也许正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预感到文革所释放的那股盲目力量可能毁灭他和他的家庭，于是藉着用极端方式为它辩护来说服自己。在一次讨论时，他忽然显得心不在焉，眯眼望着窗外某处，沉默半晌，迸出了一句话：“郭沫若迟早也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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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永远的咒语 周国平
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他们无名无姓，微不足道，如今已像蚂蚁一样消失在无人知道的犄角旮旯里了。然而，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他们曾经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从文革初期起，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按照一种解释，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世英死后，周恩来来到郭家，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我相信这是重要动机之一，但我认为最深层的动机不在政治上，而在人性中。我第一次到农大找世英时的遭遇给我印象至深，那个怒气冲冲的男生是一个缩影，表明世英落入了一个多么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我常想，虽有文革的大背景，如果世英不是落在这伙狭隘的人手中，悲剧未必会发生。事实上，文革中一个个具体的悲剧都是由一只只具体的手促成的，大背景是它们得逞的条件，但不是赦免它们的理由。文革只是暴露了人性中的恶，恶的存在却不能用文革本身来解释和辩护。
世英多次对我谈到班上同学整他给他造成的苦恼。他死后，我烧毁了我的全部日记，但是，仿佛是要留下证据，在烧毁前我抄录了其中记载的他的这些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1967年5月2日，在向我报告郭民英的死讯后，他说：“我们班上的同学前一时期要整我。有一个女生特别恨我，她一直在外面，回来以后，班上对我的态度就变了。有什么理由呢？我在最艰苦的时候就支持造反派了。毛主席说，只有头脑是研究主体，其他一切都是研究对象，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有时候我想，你们怎么老这么看我呀。其实，这一切自己都得研究，靠自己改变这种状况，不靠自己，还靠别人？就看你有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所以，他们让我写检查，我原来准备写一个十万字的《十批判书》，让他们去读吧。现在我什么也不准备写了。我对他们说：‘怎么，我就是一辈子反革命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诉我，班上一些人故意找岔，在枝节问题上整他。
同年12月17日，林铭述从外地返京，我和他在郭家初次见面。原定这一天请他验收编好的鲁迅语录，我们正议论着，世英突然说：“我认为今天的任务是玩。去外面玩玩吧。”他不看我们，若有所思地望着别处，接着说：“我宣布退出这件事，以后你们两人去搞吧。”林铭述站起来，踱了几步，出屋去了。屋里静极了，世英看着我，说：“我们班上又要整我。星期四下午，突然发出通令，要我签字承认是叛国分子。我当然不能承认。又提四条，什么不许和外校同学来往，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多少天写一份检查，等等。我都签了，星期五我就跑回家来了。”我问他准备怎么办，他说：“明天回学校。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要斗，就让他们斗。打我，我也不抵抗。反正叛国分子我不能承认，以前都下过结论了。群众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合潮流的。不了解我的人，站在他们的地位上，也只能这么看我。我非常矛盾。”我说：“你不是说过要离开农大吗？”他说：“现在离开学校，就是死路一条。说实话，现在就这样死去，真不愿意。”我问：“他们会动武吗？”他说：“动武我倒不怕，就让他们打，孤立的味道才不好受，这是精神上的压力。鲁宾逊能在孤岛上活下去，是因为还抱着回大陆的希望。”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这个话题。他说：“我回去后真不知该怎么办。历史发展总是一个浪潮一个浪潮的，不会以每一个个人为线索……”停顿了一会儿，他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这只是一个浪潮，有涨潮，就总有退潮。”他说：“以后还有涨潮。”我说：“涨潮后还有退潮。”林铭述插话：“这是暂时的。”我赶紧附和：“对，是暂时的。”我们都想安慰他，但这安慰是多么苍白无力啊。离开他家时，他送我到院门口，对着我的背影说：“等候我的噩耗吧！”我回过头，看见了他的冷静的、闪烁的目光。
走在冬夜的街道上，徘徊在冷清清的车站旁，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这句不祥的话。设身处地想一想，二十岁时的过失如同咒语一样附在他的身上，这咒语只有到死时才能解除，他怎么能不绝望。我又想到他如此热情赞美的群众运动对他如此无情追杀，感到无比荒唐。我恨自己眼看着他濒临没顶之灾却无力拉住他，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他，我的心为个人的渺小而哭泣。
多年后，我读到他给林铭述的一封信，日期正是上述谈话的第二天，是他应林的要求在回学校的当天写的。他告诉林，回校后遇到的是意外的平静。他谈到自己深深的无奈心情：“说来好笑，几天来，存在主义的无能思想总在脑子里转，自己改造思想的积极的能动性没有什么意义了，老是跟在事情后面跑，去追寻它的必然性。”然而，他仍试图正确理解事情的必然性。林的母亲骂那伙整他的人是“反动路线”，这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名，他让林劝林母不要这样看，强调群众整他只是“革命大风暴中的小缺点”，“不是主流，也不是逆流，而是支流”。不过，他又表示，他既要相信群众，也要坚持真理，不能接受违背事实的罪名，因为不坚持真理就是最大的不相信群众。看来，他觉得自己已想明白要采取的态度，就是决不抵制，也决不违心认罪。抵制会使他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这是他不愿意的，实际上那伙人也必定会更凶狠地整他。违心认罪同样会给那伙人提供整他的理由：“我很清楚，只要胆怯心理占了上风，一下子就可以失去我的基本权利，而那又只是因为胆怯，就太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分析中，他忽略了一点：只要他不认罪，在那伙人看来就是抵制。他不得不忽略，因为他的真正处境是，认罪不认罪都逃不脱追杀，他已被逼入死角，无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加重了历史投在他身上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