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高速变化之中，文学，或者我们习惯的“纯文学”几乎是唯一不变的事物。保持不变的纯文学和高速变化的时代之间的反差恰恰是一直紧紧地靠在时代的潮流之中的文学的最大的变化。纯文学一方面和自己的传统没有脱节，我们看看这些小说就知道它们的渊源和文脉之所在。另一方面，文学却在坚持自己的方向的同时，丢弃了这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究竟是纯文学放弃了时代，还是时代放弃了纯文学的确是一个困惑难解的谜题。
《芙蓉》的这些小说恰恰证明了文学的“纯度”。这些作品都是用想象和回忆编织的诗意的故事。《大鸟》里郎中和姚富成的怪异的关系，被敲诈的姚富成希望的谋杀变成了郎中的老婆真实的谋杀，强烈的宿命感和人性的诡异性所编织的似乎仍然是鲁迅的“国民性”的话语，却抽掉了其历史的具体性，将其变成了一种“人性”的抽象。这种抽象以一种平淡、安静的叙事将特殊性转化为一种普遍的人性。其中的表现相当细腻和微妙，可以看到鲁迅式的冷静和深刻，作者将这种人性表现得相当深入。与此相似，《》则很像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的风格，其中对于民俗的表现饶有兴味，而如水般清净的表达将一个山中的宁静的传统和外来者带来的震荡变成了一个传奇。这个传奇的精美和平和让人沉醉，也让人感到“唯美”的文学的力量。《一条紫色的围巾》的温婉的回忆也是有力的，它抒发了内在的情意，而这种情意看起来非常感伤，却仍然非常有力。《插图》则表现了城市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突起的波澜。孔介的生活由于一段生活秘史被改变和袭扰，这有一点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神韵，也有这种现实主义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深入剖析，作者试图回到现实主义对于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复杂的关系的考察，逼视其微妙的复杂性，特别是调用了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感伤”的调子，一点狄更斯式的感伤弥漫在小说之中，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而《满金》则将许多同名同姓的满金的不同的命运做了有趣的拼贴，这些满金的名字和他们的命运之间的脱节正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状态。而这似乎也应和了荒诞小说的风格，试图在荒诞中穿透现实。其中正包含着强烈的寓言性。这种“寓言性”当然是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传统的一个部分，也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另外的两篇小说《天光》和《最后的巴别塔》也具有这样的“寓言性”。《天光》的“民俗”展现，《最后的巴别塔》的传奇性，都是将“寓言”发扬光大之作。但这寓言已经变成了比现代性的民族寓言更抽象和更加指向人类命运的普遍性。这些作品都能延续和传达纯文学的传统，又和新的时代的文化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却也投射了。它们并不趋时，而是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我们看到文化的其他部分的变化已经非常大，而纯文学则仍然保持着八十年代以来的传统。这些小说几乎在无意间投射了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各种不同的路向，因而也投射“当下”的文化与纯文学间的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纯文学划定了自己的界限的同时也被时代划定了界限。纯文学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般作家的写作已经完全专业化了，而他的写作几乎明确地受到纯文学的话语的作用，但同时这种话语被限制在“纯文学”之内，与剧烈变化的当下并不发生关系。我们好像处于五四以来建立的文学制度的最高点上，但却也发现这一最高点与“当下”是脱节的。在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理想竟然仅仅在文化的边缘悄然无声地自我展现。这似乎也标明了一种文学的现实。就像有人高度赞赏的，纯文学的确并不趋时，因此也就完成了坚守，但却并没有人攻打这一被我们坚守的阵地。这坚守的好处是纯文学的延续性被保持了，写作仍然以高度自我的方式展现自身，但写作却高度地疏离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因此也就超越了时代的压力。文学不需要向时代发言而是在自己的传统内部延展，这的确是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时刻。五四以来，我们对于文学的“纯度”的追求一直是一个崇高的、却一直被悬置的理想，文学一直被动地对时代作出反应。“文学性”一直被时代的重压所冲击，现代中国许多严肃的问题显然是大众文化根本无法承载的，而现代性文化的高端的文学被迫将这些问题变成了自己的内在要求。从鲁迅开始，“遵将令”的命运一直是文学的内在的要求，文学不得不对苦难和悲情中的“中国”提出自己的无限的社会关切，文学被动地将“中国”的寓言性加以强化，直到九十年代的“后寓言”写作，“寓言”仍然是笼罩文学的中心。我们一直期望有完美的“纯文学”，无奈焦虑的时代永远牵动着文学提供见证。
今天文学终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度”，它的社会功能被像电视剧和流行书刊等等大众文化所取代。纯文学终于变成了一个安静的领域，让人在其中进行探索。它不再是社会的焦点，也不复承载它的巨大的使命。这正是一个“新世纪文化”的表征。这里有两个状况值得关注。首先，由于在这个“新世纪”，中国的世界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的增长点和资本流入的中心。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秩序的反抗者，而是新的世纪秩序的关键部分之一。对于“中国”的巨大焦虑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减轻。其次，新的世界秩序的话语已经确立。以日常生活的消费主义和欲望满足的话语为“低端”，以全球反恐，保卫自由市场为中心的“自然权利”的“绝对正义”的话语为“高端”的新世界秩序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中国也已经置身于这套话语之中，参与了这套话语的运作。于是，大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这套话语的需求，而并不需要纯文学探索一套自我确认的话语。纯文学原来承载的沉重的使命已经被悄然消解，纯文学似乎有了发展自己的独立性的客观的基础。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同时也越来越真正回归“自身”。这当然不是说文学有一种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身”，而是说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和要求有了根本的改变，而这改变恰恰是文学并不随时代而改变的新形态，大众文化开始变成塑造社会想象的关键，而文学反而变成了一种高级的、边缘的、人性的话语。
但无论如何，纯文学的努力仍然是具有高度价值的。从《芙蓉》发表的这些小说可以看到纯文学提供了一个另类的世界，它和当下的躁动保持距离的同时，将一种“美学”的价值凸显，将一种传统延续，这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开始超越现实的世界，却仍然为我们需要。
我的这篇文字仅仅是为了向这些作家致敬，他们仍然守护文学如一门古老的手艺，一种特殊的价值，我的“名次”的排列完全是随意的，是一种个人偏好的结果，它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我对于所有作家的感情。
排序如下：
《籇》
《大鸟》
《一条紫色的围巾》
《满金》
《插图》
《最后的巴别塔》
《天光》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方面有较多贡献。现在的研究集中于全球化和市场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现代性”的研究。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小说需要想象力
王一川
这里刊发的七篇小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涉及到想象、回忆、观照等生活景象。下面只是按我的阅读顺序，简要说说初步印象。
白天光的《满金》写了四个名字同叫满金的人：疯子满金、县长满金、手艺人满金和新生儿满金。疯子按理说该是非正常人，但他的连篇疯话却充满诗意，似乎胜过许多理性语言。那位县长兼小说家，则等于把地方权势者与小说家两角色统到一个人身上，究竟成什么形象了？吹牛或谎话县长？手艺人满金擅长做八裂糕，为了收藏嘎娅灯竟可以三百六十天里天天看望陈怨莲老人。婴儿满金则是“福镇新世纪第一幸运儿”，但体重只有2500克，显然先天不足。给我的印象，“满金”不过是一个名字，它试图代表那些生存在世的形形色色的俗人，正是他们组成了这个平常而丰富的生活世界。
萨娜的《天光》写一个名叫开列热图的贫穷村庄，当一个哑巴孕妇在这里艰难地产下奇特的瘤孩后，村民们就生活在不安的预感和恐惧中。新上任的族长莽格认定“浑身长着肉瘤的妖孩”是灾难的祸源，下令把他烧死。而这“妖孩”则在留下无情而恶毒的咒语后勇敢地赴死，让全屯人目睹一场熊熊烈火和天光。
赵光鸣的《大鸟》主要刻画了两个人物：姚富成和左郎中。姚富成自从左郎中趁治病之机摸过自己婆姨小雨的肚皮后，就一直怀恨在心。一次见左郎中暴打婆姨涂才娃，才娃一个人在门外嚎哭，就去安慰，于是，这两个同样对左郎中充满怨气的人就理直气壮地“干”到了一起，共七回。左郎中提出，要么与姚富成婆姨小雨睡七回，要么就给七千元钱。姚富成设计在左郎中跟自己去县城取钱时，把他推下水库大坝泄水闸淹死。没想到左郎中因为再次毒打婆姨时，被婆姨宰了。心情轻松的姚富成赶着驴车到县城，一不小心自己竟像大鸟一般飞下了水库大坝。
衣向东的《一条紫红色围巾》写沂蒙山老区一位名叫枣的军嫂，被花心丈夫抛弃后仍旧艰辛地赡养其老母的故事。叙述人“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