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沙感到最恐惧的，是要和战友们“同睡一个铺、同如一座厕”，他真有点后悔不该当兵了。但既然自己是为了圆“女人梦”才选择当兵的，他暗下决心要渡过所有的难关，因此，对今后要遇到的困难，首先得有心理准备。
第二天傍晚，他们来到目的地，住进了后勤部第一招待所。
晚上，炼狱般的日子来临了。他的左右及头顶对面都是一个个生龙活虎的男人，他们特殊的呼吸、汗臭、呼噜、梦呓甚至冷不丁冒出的响屁，都让他感到难受和恶心……幸而劳动和训练很紧张，疲乏之极的他很快也进入了梦乡。
每天，他们早晨六点起床跑步，早餐后是艰苦的队列训练和体力劳动。农场总有干不完的农活，一口十数亩大的干涸鱼塘要翻一遍，把稀烂如浆的塘泥一担担挑上坎。这种工作很累，就是农村兵都声称吃不消，细皮嫩肉的克沙干起来更感到如啃生铁——然而，对他来说这不是最难的，他有洁癖，每天累得出了几身臭汗之后，他渴望能痛快淋漓洗个澡。但他哪有这福气啊！
晚饭后，战友们争先恐后在露天澡堂洗澡，那么多成熟的男性胴体放肆张扬着，让他不忍目睹。特别是他们回来换衣服时，那画面比生理卫生电影还要具体和“黄色”……
克沙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克沙终于明白，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来临了：我不像男人，这个男儿国能容纳我吗？
一夜间张克沙成了新兵连新闻人物，有人开始背地里叫他“阴阳生”或“假妹子”，渐渐地他还有了一个“未婚妻”的绰号。
没有人对他有什么恶意，大伙儿只是觉得好玩儿。
好比土鸡群里混入一只色彩鲜艳的锦鸡，这只锦鸡不但不会受到排挤，反而还会受到呵护和热捧。在这个“举目尽皆男人”的天地里，他们以关心、爱护克沙为己任，相处得十分愉快。
元旦，新兵连搞联欢，克沙“邻铺的他”余勇，硬把克沙拉上台对唱《天仙配》，克沙尖高的唱腔立时镇住了全场！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克沙的六哥和战友开车来教导队接他去看望在广州冬休的父母。按连队规定，新兵外出只能请两三小时的假，但李连长对他们的“未婚妻”仿佛特别关照，一批就是二十四小时。
新兵怕站岗，克沙却特别喜欢，因为他常失眠，与其在宿舍听战友的呼噜，还不如在营区巡逻有意思。
那时，他的父母已经转到总医院住院，爸爸在四内科，妈妈在一内科。有时，他还能在医院内遇上散步的爸爸妈妈及他们的警卫员。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妈妈领着一位青年来找张克沙。妈妈说：“他叫小林，来这里看望他治病的爸爸妈妈，要到你宿舍里借住几天。”
克沙打量着来人，长相尚可，瘦高，着四个口袋的军官服，脚穿圆口灯芯绒面料布鞋，一看就是高干子弟那种矜持的模样。克沙想：当兵才一年就把家里的干部军装弄来穿上，冒充军官，摆什么谱呀！心里便有了几分不高兴。妈妈走后，小林张口就把他们分部的领导骂了个遍，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更让克沙感觉不快。二人一同来到宿舍，克沙赶紧为小林收拾好一张空床。小林没有半句感激的话语，一屁股坐在铺上。
“我和小兵、豹子在一个地方当兵，他们听说我要来总医院，就提出要我来找你。”末了，他一头倒在铺上，把克沙费了好大功夫才叠好的背包砸扁，然后补上半句，“豹子他们经常跟我提起你呢。”
这后面半句话让克沙心里一惊，他真担心那些昔日的坏朋友，在小林面前用最恶毒的言语损他。于是，对骄傲的小林，他由惧怕又增加了几分谨慎。为了让这位“爷”回去后不再在豹子等人面前说他什么，克沙每天在小林没起床前，就已把早餐端来，午餐、晚餐也尽力弄好吃的让其大快朵颐。有时，他见小林的衣服脏了，也帮忙洗干净。
总之，他对小林以客相待，极尽照顾之能事。
人非草木，克沙的付出并没有白费，只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竟让小林步了小强的后尘——坠入了情网！
只想做女人
为了尽快找到改变性别的方法，张克沙开始学习外语，希望从外国书籍中了解到更详尽的资讯。他晚上去一所外语学校上课，因为害怕，常常有战友自愿充任“护花使者”，接进送出。
在部队的一年多，由于作息有规律、营养丰富，加之不常晒太阳，他觉得自己比以前更漂亮、更有女人味了。妈妈也说他的皮肤洁白如玉，这更让他高兴，觉得这是做女人的必备条件。
但是，在军队这样一个讲纪律重规范的严肃的环境里，一个男扮女装的怪人所招致的非议是可以想见的！往大点说，还是个政治影响的问题。
终于要离开部队了，张克沙虽然感到有一种未遂心愿的遗憾，但从此可以脱下军装，堂堂正正穿自己喜欢的女装，又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温馨。
他的头发越留越长，他去商店买女装衣裙、女式皮鞋、手袋，女性所有的物品他都悉数购齐。到他正式退伍的那一天，他已经拥有了一个百分之百的女性外表了。将军夫妇见了，表面没说什么，但旁人异样的目光，却让他们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这样，1982年4月，将军夫妇将克沙带回了长沙。
1982年11月，克沙从一本杂志上看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病史研究室的阮芳赋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是讲中国近代史上一些由环境影响造成的同性恋问题。这是克沙在国内最早看到的有关同性恋问题的专业论文。在80年代初还相当保守的中国社会，谈论同性恋的问题已经很是惊世骇俗的了。他很感兴趣，就像漫漫长夜里忽然遇着光明，他满怀希望，连夜挑灯疾书，详述自己由小到大的经历，大胆倾诉渴盼成为女性的愿望。他求助阮先生，希望通过做手术尽快改变性别。
这封信引起了阮先生的高度重视，他当即回信，指出克沙所患为“性身份识别障碍”症，多为生活环境及人生遭际所成，患者表现出对与生俱来的自身性别的强烈的不认同感。阮先生分析说：变性手术在国外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在国内则尚无先例，从我国国情出发，真正要行此手术，可能还需相关管理部门的特别批准，因此决不是件简单的事。末了又安慰说，如果克沙条件允许，不妨先来北京检查一下自身的条件是否合适，再作结论不迟。并且介绍克沙找在整形外科方面颇有影响的北医三院整形外科的王大玫教授。
多年的企盼终于有了一线希望，克沙喜不自禁。
手 术
1982年12月中旬，张克沙到北京后先在离北医三院最近的二舅家安顿下来，然后再与阮先生通电话，约定第二天在北医三院见面。
傍晚，舅妈和表姐们下班回家。本来，大家很久没见克沙，彼此都很高兴，但见到克沙俨然一个大姑娘模样，都十分惊讶。特别是听说表弟是来北京做变性手术时，表姐们伸伸舌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作声了。剩下舅舅、舅妈对外甥的这个荒唐的想法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他是头脑发热，且不说变性手术能不能做、要不要特批，就是同意了但做不好怎么办。“就算做成功了你也是个假女人，你以为你就能像其他正常女人那样结婚生子过上好日子？”这话像刀子一般剜着他的心。他自己又何尝不担心社会能不能接受呀！但自小就认定自己是女孩而非男孩的他，视变性为人生惟一的追求与目标，他无法忍受以男人的方式和形象生活下去，甘愿冒最大的风险也绝不退缩。因此，任他们如何劝导，他却木人一个，不吭一声。
晚饭后，克沙给在国际关系学院当教授的大舅、大舅妈打电话。大舅曾留学日本，算是见过世面，对变性的事并未有太大的惊讶，而大舅妈是日本人，很开通，见识自然很多，她认为变性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只是中国人少见多怪罢了。这让克沙欣喜不已！在北京所有的亲戚当中，克沙总算找到了支持者。
与阮先生约定的时间很快到了，他顺利地找到了阮先生。阮先生仔细打量了克沙一番后说：“没见你前我一直为你的外形担忧，但现在不必了。从你外形上来看，不但已找不出任何男性的痕迹，没想到还相当漂亮，就连笑也十分女性化，很好，很好。我这就带你去见王大玫教授，她会尽力帮你的。”
阮先生的话让克沙听了十分受用，因为这预示着变性有了极大的可能。
王大玫教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六十来岁的老太太，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她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待了张克沙，仔细地询问了张克沙的心理状况，又为他做了初步的身体检查。
她热心地告诉克沙：“从你的身体情况来看，要做变性手术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这样的手术在国内还是史无前例，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国家的政策是否允许。”
克沙一听就着了急：“万一国家政策不允许，那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还过着男扮女装的生活，没有户口，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粮票，甚至为了讨生活有家难归！”他越说越激动。
王教授问他：“如果万一上面不批准你会怎样？”
张克沙不加考虑地说：“不行就从窗口跳下去！”
王教授此时已知道了他的决心有多坚定，安慰道：“你不要急，我会为你去了解一下卫生部的有关政策。你先回去，下个礼拜一，我会给你准确的答复。”
不久，精神科专家杨华渝医生为张克沙进行了身体检查，郑重出具了医学证明：“易性症，经内分泌治疗、心理治疗均无效，仍坚持做变性手术。建议转整形科进行治疗性转变性别手术。”石龙的陈厂长也寄来了“单位同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