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制“绿素酊”“文革”前曾在中山医学院化验，结论为能杀“一切”菌、消炎。
1966年（63岁）
5月13日，法国女作家奥克莱寄来3本法国草药书，梁宗岱极高兴，每天捧着看，说：“我以后不搞文学了，就看这种书。”“现在我才知道，学文学学错了，我应该学理工，在这种情况下，搞理工还少一点麻烦。”
5月，“文革”开始。一开始，就已预感到这是一场大灾难，对甘少苏说：“这次运动非同小可，刘少奇一定要遭大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们这些小虾子，也不能幸免。”不久，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外墙上，红卫兵给他戴上纸扎的牛头，胸前挂4个白兰地酒瓶，拉去游街。
7月28日，第一次被红卫兵抄家。所存罗曼·罗兰、瓦雷里等人的书信、签名照片、赠书及甘少苏的全部剧照等皆被烧毁，几十年的著作、手稿（包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浮士德》上卷、续译蒙田散文20余万字等）尽被付之一炬。家中古董、衣物尽被抄走。梁氏夫妇被赶到花园里目睹这一切。
秋，在强迫劳动的场地上，当众说：“江青不是好人，昨夜听到香港广播，我相信有事实根据，不冤枉她。”
抄家破坏最大的一次，4个红卫兵（李忠文带队）从下午7时至10时半，将能吃的全拿走，不能拿走的全部打烂或破坏……极尽破坏之能事。最后，梁宗岱连一条长裤都没留下，只剩下4条短裤，2件汗衫，甘少苏只好将自己的一条长裤改了给他穿。从此，处境极艰难。梁宗岱很坦然，能吃能睡，对甘少苏说，即使被打死也不自杀，并要甘少苏也保证不自杀，决不落个“畏罪自杀”的罪名。
1967年（64岁）
9月，新会中医院最后一次来梁家取药。梁氏夫妇坚持只要有人来取药，就不能让人空手而归。为制药，梁宗岱特别是甘少苏吃了不少苦。
1968年（65岁）
5月9日晚，在中山大学工人村饭堂批斗外语系主任戴馏龄，梁宗岱陪斗。散会出门时，被十几个大汉用软鞭、铁尺、自行车链条殴打，全身要害呈黑色，头被打破，深可见骨，流血不止，回家用自己研制的“绿素酊”医治。6天后痊愈。
5月15日晚，第二次被批斗。中山大学的“牛鬼蛇神”跪在台前，被因人施刑。对梁宗岱，是要弄瞎他的眼睛，因为他读书多，放毒就多。梁宗岱眼眉被踢破，额头被摔破，血流满面，头脸肿大。
5月23日晚，第三次被批斗，腰部要害处被打。回家后话都说不出来，差点气绝。
5月29日，第四次被批斗。在教室里，青年教师用扛桶（一说为抽屉）装满石头，两头扎着铁丝吊在其颈上踢着荡秋千，差点将其颈上大动脉锯断，致满颈流血。取下扛桶后，腰成九十度几乎伸不直。临出门时，又被人用长凳尽力一打，当时即神志不清，乱行乱爬。当时红卫兵说：试试他的药，打到他死去活来，几天后又可以出来劳动。
“文革”中，中山大学打人出名。梁宗岱是教师中被打得最严重的一个。本来极为健壮的他，身体渐渐亏虚。香港第二次风传他已不在人世，友好们再度为他举行“追悼会”，以至中美建交后，他女儿从美国回大陆，也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12月20日，到粤北砰石山上的砰石干校劳动。
1969年（66岁）
戴馏龄教授回忆，在粤北干校管制劳动中，曾被强迫游街示众，农民在一旁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事后梁宗岱对他说：“叫农民骂刘少奇，没良心，经济困难时期，是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救活农民的呀！”
在干校专干重活。粤北山上天寒地冻，穿得十分单薄，脚上生冻疮，并感染败血症。一次带病下山背米，经过一小独木桥时跌落山沟；在山下买两斤白糖从树上抓雪和着全吃下，才坚持回到山上干校。患急性黄疸肝炎，血尿3天。病情急剧恶化，瘦得皮包骨。从此开始全身收缩。
3月12日，病危。被8个年轻教师轮流抬下山，送回广州，至中山医学院附属一医院急诊室急救。高烧39℃，已不能开口服药，医生吩咐准备后事。幸甘少苏接站时随身带了五百毫升“绿素酊”，通宵用滴管给他滴服完。翌日晨，体温降至38℃，医生方同意收入病房。后靠“绿素酊”换敷、按摩、服用，约两个月后出院。在家休息数月。
9月，下放惠阳干校（英德农场）养猪，负责管理50多头猪，因种的椰菜不够喂猪，只好天天上山找野菜，曾跌伤两次，从此落下脚疾，行动不便。
11月3日，被宣布“解放”。夫妇俩总算互相扶持着走过了“文革”中最艰难恐怖的一段历程。此后甘少苏常从噩梦中惊醒，梁宗岱总安慰她：“我们这是从地狱的最底层往上走，只会一步步好起来的！”
是年冬起（一说1971年起），继续接待各种上门求医求药者，药品全部免费赠送。补发的工资和退回的1万元存款全花光在制药上，节衣缩食勉力为之。以罗曼·罗兰的话作为信条：“我活着是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所要做的——一个人。”
1970年（67岁）
10月，中山大学外语系合并到广州外语学院，梁宗岱随调至该院（一说为1969年9月）。校舍在白云山下，搬家过去。
被派带学生到工厂“开门办学”，一学生恶作剧，故意将梁宗岱的眼镜从桌上丢落在地，在他弯腰去拣时，那学生从后一推，他猛地跌倒，左手骨折；待他想坐到椅上休息，那学生又突然将椅子抽开，他又跌了一跤。学院要该学生检讨，该学生竟说：过去这么多人打到他死，如今才打断手算什么？
1971年（68岁）
时，广州外语学院编写教材、编纂《法汉辞典》，须迎合“形势”，学院要梁宗岱修改文稿，被他拒绝，因此没有工作可干。虽饱经磨难，但性情不改。在号召批判十七年黑线时的小组会上发言说：“（十七年）不是黑线是红线。比起现在，十七年有哪样不好？我送刘少奇十六个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976年（73岁）
二女儿思清全家回国探亲。
10月，闻“四人帮”被捕，燃放烟花一小时以示庆祝。嘱留下一半烟花，等邓小平上台再放。不久，参加广东政协招待会，一气吃了许多茶点，大家感到惊奇，梁宗岱说：“我不是贪吃，是高兴，心情愉快，我要让大家看看，我尚能吃饭呀！”将制药赠药的事全交给甘少苏，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译上，只几个月即完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重译。
1977年（74岁）
3月2日，复信给卞之琳：“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学院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
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燃放所存另一半烟花一小时。
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恢复广东政协委员身份。
1978年（75岁）
4月，重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54首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冬，“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成立于广州，当选为理事。
因腿不方便，几次摔倒。
1979年（76岁）
10月20日下午，来广州的胡乔木约见梁宗岱夫妇，说：“你的著作不会过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让它们全部出版吧。”欲介绍梁宗岱为孙冶方和许立群治病，以引起专家和有关单位对绿素酊的重视。
不久，到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住北京市第四招待所。
10月30日，出席第四次文代会。
11月，当选为第四届中国文联理事。
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梁宗岱选集》，为“中国现代文选丛书”之一，壁华撰前言，分《诗歌论文选》《诗选》《译诗选》三辑。
写出长达一万二千字的自述《我学制药的经过》（初稿）。
1980年（77岁）
3月，身体开始不适，大小便失禁（一说大小便失禁在勉强译完《浮士德》之后）。但不去看病，仍坚持不停笔，直到在两个月时间里将年初开始重译的《浮士德》上部译完。欲休息10天接着译《浮士德》下部，以纪念歌德忌辰150周年，但因用脑过度，已力不从心，不能写字。
3月16日，住进中山医学院附属二医院，确诊为脑动脉硬化。仍念念不忘完成重译续译《浮士德》下卷和《蒙田试笔》、写《狱中记》和一部自传，等等。
病中，在加拿大行医的李惠民愿出15万港币买下绿素酊药方，在加拿大或香港生产，并保证承认梁宗岱的发明权。虽条件优厚，但为甘少苏拒绝，因梁宗岱的心愿是将药方无偿献给国家——只要国家能承认绿素酊的药效、批量生产，让民众受益。梁宗岱知道甘少苏的决定后，深赞其相知之深。他曾不止一次对甘少苏说：我的制药的影响，将来会比文学影响还要大。
将《浮士德》上部译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未能由该社出版（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78岁）
因医院维修，搬回家住。女儿思薇和丈夫（中国史专家）带孩子第二次从美国回来探亲。梁宗岱三个孩子在美国留学后都在那里谋职安家，沉樱也迁居美国。
到从化疗养院疗养，却得不到治疗，并不断催其转院。
10月，转院至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治疗9个月。
所译《歌德与贝多芬》（原译名《哥德与悲多汶》）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1982年（79岁）
7月28日，因医护人员态度不好，出院回家，自行服用绿素酊和草油精，请按摩医生按摩，约半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