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全数倒台，就改善废后的待遇旧情复燃，翻脸就显得太没有说服力了。只有绝不宽恕王皇后萧淑妃，才能进一步对顾命大臣们追魂索命，稳固自己好不容易才夺回的君权。如此一想，刚才催人泪下的场面在李治心里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李治和武皇后再一次达成了共识，随之而来的，却是王皇后萧淑妃的万劫不复：在武皇后的催促下，李治颁下了处死王萧二人的敕书。
自从李治走出小院，王皇后与萧淑妃就一心盼望着他的“处置”，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苦苦盼望来的，竟是这样一道催命符。人生至此，夫复何言？既然哀求也保全不了性命，那就在生命的尽头保有最后一丝尊严。王皇后照礼仪镇静地“拜谢”了丈夫的“恩赐”：“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份也！”而萧淑妃则不然，正如人所说：正常的女人无论怎么能够坦然面对自己和父母家属的悲惨，也无法接受亲生儿女的悲惨命运。想到三个儿女将要遭受变心丈夫和情敌的摧残，萧淑妃破口大骂：“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来世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
无论是镇静还是失态大骂，可怜的王皇后萧淑妃当然是死定了。然而对于她们是怎样死的，说法却不一。旧唐书说她们是被“缢杀”的，新唐书却说她们每人先被打了百杖，然后又“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然后“数日死，殊其尸。”这还不算完，身死之后，王氏被改姓蟒氏，萧氏被改姓枭氏，随后，二人的家族带着耻辱的姓氏被流放岭外。
若照新唐书的说法，武皇后的手段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并不仅仅止于赐死流放，而是过程的残忍。这似乎可以说是她多年积怨的一次大爆发：兄弟的轻辱、太宗朝的枯寂、尼庵的惶恐、女儿的死、在整个争夺后位过程中反反复复被揭的伤疤（事父子二人、出身非士族大家）……都发作了出来。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点，并不是王萧二人惨死的方式，而是别出心裁地要改掉她们出身的两个士族巨室的姓氏。很明显，情敌和政敌们攻击她的经历出身，她就要让对手们与他们引以为荣的骄傲之源——姓氏，彻底脱离。“我拥有不了的，就要让你们也得不到。”从肉体上消灭对手又算什么呢！
经过这一次改姓流配及其后陆续有来的折磨，王、萧、柳等曾经傲视同侪的清流大姓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仅以王皇后的母亲柳氏家族为例。在高宗永徽年间，柳氏家族以柳姡祝本庸偕惺槭〉某恕Ｈ欢谡庖淮瘟髋渲螅颖背岳淳统て凇俺溆谑肥希老嘀睾睢钡暮佣罩琢霞易澹宦渲劣诩竦夭剑淙晃湓蛱焖篮笏翘映錾欤堑拿乓裉厝ㄈ丛僖参薹ㄖ卣瘛Ｋ淙蝗杂小笆苛质⒆濉钡木捎笕嗽谑送旧先创哟酥荒芟笱俺Ｐ〉刂魅思页錾淼墓倮裟茄拥撞愕男±糇銎穑涂嗬湍妹マ撸捕嗍荒芑煸谄甙司偶兜男」僦吧洗蜃Ａ虾笕肆谠颂鞠ⅲ骸霸庵钗洌怨仕ズ摹Ｎ涫习埽滩荒苄恕！�
对于重视门阀胜于性命的士族来说，王皇后萧淑妃的惨死比之这样的流祸后人羞辱门第，似乎已经算不得最大的悲哀了。说到史书上对王萧二人惨死方式的记载，似乎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再怎样的怨毒报复都可以想象，她就算再怎么虐待王萧二人都可能发生，但史书上所记载的方式却有些蹊跷：用啥不行，非要在大唐后宫重演吕雉对戚懿式的的戏码？当时武皇后其实地位并未稳固，死敌都未挖除，高宗又甚是粘糊，儿子也未正位储君，她正是需要继续做姿态的时候，居然就会那么勇敢地直接让大家把自己等同于吕雉了？更仿佛是提前知道自己未来将和吕雉一样，在史书上单独占有一章本纪一样。
武皇后妒恨交加下，擅改旨意杖毙甚至侮辱她们惨死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截去手足丢入酒瓮的事情却有些奇怪。讲到这个，就忍不住想起吕雉和慈禧。吕雉是唯一一个能够证实做过此类事情的女人，因为她的成就是把儿子吓病了。但武则天和慈禧都不太说得过去。尤其慈禧是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因为传说被她截去手足装入酒瓮的丽妃，一直活得很不错，慈禧在做了太后之后，一直将丽妃封到皇贵太妃的名份，丽妃的女儿甚至是慈禧以嫡出公主的待遇出嫁的。似乎有些人总是喜欢让自己有成见的女性历史人物做同样的事情，这倒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心态。
另外说到萧淑妃咒武皇后为鼠自己为猫，以致于“由此宫中不畜猫”，并说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也显得矛盾重重。因为史书还记了另一件事，说老年的武则天闲来无事，以调教猫儿为乐，最后竟训得猫能与鹦鹉共处。武则天非常欢喜，将一对宠物带出来给百官看，显示自己的另类本领。结果在众官马屁声中忘了喂猫的时间，耐心早已在百官传观中消磨殆尽的猫儿饥火中烧，当场把鹦鹉抓来吃了。于是“太后甚惭”，猫鸟共舞就此草草收场。
至于为避王萧二人冤魂就避居洛阳，也靠不住。高宗年间，没事就往长安城以外跑的是李治本人，永徽年间去年最多的是宝鸡万年宫，显庆二年以后置洛阳为东都，称洛阳与长安是他的“东西二宅”，这才时常开始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武则天做为皇后只是随行，何况她为了紧跟高宗还不得不放任儿子留在长安监国，以至逐渐造成大权旁落母子反目。区区两个冤魂与权力又孰轻孰重？再往后她改李唐为武周，要换个京城当然也是无可厚非，似乎都与冤魂扯不上关系。何况洛阳宫城中武则天杀的冤魂也够多的了，哪有老年人不怕冤魂壮年人反倒怕成这样的道理。——因此，与其说她是因为两个冤魂而避开长安，还不如说她是因为太宗年间的过去而多少有些不喜欢长安。这个道理也放在李治身上也一样可以解释得通。
皇后和萧淑妃都灰飞烟灭了。接下来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
显应元年正月初六，王皇后的养子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梁州刺史，武皇后四岁的长子李弘成为大唐储君。当年李忠被册太子，长孙无忌出了大力，假如王皇后不被废、假如李忠能顺利继位，长孙无忌无疑将能在扶保太宗、扶保高宗之后，成为三度扶立皇帝的大功臣。这也是他竭力阻止有亲生儿子的武媚正位中宫的暗箱理由。然而这个美好的前景，至此彻底破灭。
二月十七日，在武媚册后时已经被追封为司空的武士彟又被再次追封为司徒、周国公。三月十七日，武皇后祀先蚕于北郊。四月十四日，高宗偕武皇后登安福门城楼，观玄奘迎御制并书慈恩寺碑文，这场典仪上的仪仗徒从之盛，是自魏晋以来佛事中从未有过的。
大慈恩寺位于长安宫城，是李治做太子时就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兴建的寺院。这道御制碑文则完整地记述了建寺的过程之盛。从表面看来，关于这道碑文入寺的整个过程都显得慈悲不已，一片祥和，事实上却已经显出了长孙家族的末路气象——除了碑文制成当天，由长孙无忌向衮衮诸公宣读了一趟之外，其它的出头露面机会都由新贵薛元超、李义府、许敬宗给占了去。当长孙无忌站在台上做一部读稿机，念着高宗感怀母恩的字句、回忆小外甥发愿建寺时的温驯听话，想到曾经的权倾朝野，体味现实中长孙家族的处境，这可真是绝顶的讽刺，长孙无忌又该有一种怎样的悲凉。长孙皇后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哥哥能远离权柄，使长孙家族能够绵延长远，如今看来，是将要成为泡影的了。高宗之所以还没有立即动手，只不过是因为长孙无忌入主中枢三十余年，枝繁叶茂，刨坑断根的工作需要时日而已。
而此时，站在安福门城楼上的武皇后腹中已经怀上了她的第三个儿子，这一切都显示着李治对武皇后的宠恋殊深。照常理推测，所有的人都认为，如今皇宠隆重的武皇后家族，将要取长孙氏而代之了。然而武皇后却并不着急。
九月十二日，武后制《外戚诫》献于高宗。彰显自己并不在乎提拔外戚的意思之余，话里话外似乎也敲打着长孙家族。同年，十一月初五，武皇后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三子李显。
这时候，高宗对新晋信臣的宠任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洛州女子淳于氏有美色，却是个杀夫疑犯，由于案情重大被送押大理寺。可是正所谓没有最猛，只有更猛，李义府居然毫不在乎淳于氏的光荣历史而看上了她，硬让大理寺丞毕正义直接送进自己府里纳之为妾。这事被大理卿段宝玄一本奏上朝廷，高宗稀奇之下命人调查。李义府怕事情闹大，为了封口硬是逼着堂堂四品官毕正义上吊自杀。这样一桩奇案，高宗居然在“知之”后，满不在乎地“不问”了。这样的枉法纵容，当然是因为李义府是个得力的助手，正所谓人有人路蛇有蛇道，敢于这样胆大妄为不按规矩出牌的也可算是非一般人材，难逢难遇。常言有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高宗就是这样一位欲成大事的人物。只要李义府还肯听指挥，一切都好商量。高宗是要留着他派大用场的。
就在同一年，拔除长孙无忌“同党”的行动开始一步步进行。看着这样的形势，大约是出于背水一战的决心，长孙无忌的姻亲韩瑗向高宗上书，为禇遂良喊冤了。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老臣派吃了一场又一场的大亏，却仍然没有弄明白高宗心头的大忌，还在絮絮叨叨他们“先朝老臣”、“扶立陛下”的功绩：“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 “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不用想了，原本是哪里跌倒的，还要继续在同一个地方摔下去。这样的对白听在高宗的耳朵里，后果可想而知。“上不纳。”韩瑗试探不果，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