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说：“我会说的。”
我在他家房前的汽车道上停了车。“你不进来吃晚饭了吗？”阿迪问我，他站在敞开的车窗边，再次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不了。”我回答他。
我目送着他走进屋里去，看他边走边把仍在草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召唤过去，和他们一起走进屋子，然后我才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车开走。看到别人变得焦虑不安时，我就会努力把自己克制得更加冷静。
回到家，从维丽的脸部表情就可以看出她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孩子们已经上床，她把晚饭留在厨房的餐桌上。我吃完饭后，她走到炉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和颈部，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喝咖啡，等待着我谈到那个话题。我还没开口，她忽然又想起一件事，说：“潘要你打电话给她。”
我打电话给潘，她主要是因为把我弄得不愉快而表示歉意。我告诉她这没什么，顺便问她得知真相后心里的感觉是否好多了。她大笑着说：“天啊，我倒是情愿牵涉到他有女友的事。”潘的心情又开朗了，现在我们的位置反而倒过来了：今天早些时候是我同情她，在设法营救她这个濒于险境的人，而现在则是她来帮我渡过目前的情感险关了。她似乎觉得不公平，因此表示歉意，我告诉她别为我担心。
潘在进一步说下去的时候变得有点口吃起来：“墨林，关于你妈妈的事——你不是真的不愿意去见她吧？”
“阿迪相信我的话吗？”我问她。
“他说他早就估计到你会这样。”潘说，“本来，直到把你的态度软化之前，他是不准备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你的，都是因为我才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为了这，他很生我的气。”
我笑了，对她说：“你瞧，开始时，是你心里不好受，现在却轮到他心里难受了，还是让他难受好些，不过，他是真正受到伤害的一方。”
“那倒是，”潘说，“我也真心为你感到难过。”
“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轻松地说。潘表示理解，接着就挂了电话。
维丽在期待着我和她说这件事，所以一直都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
潘和阿迪都已经简要地把事情的概况告诉了她，也许阿迪还把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方法也向她说过了，因而她非常小心谨慎，可是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掌握问题的要害。她和潘都是好人，不过她们都不了解我们从前的处境。她们的父母都曾经阻止并反对她们嫁给我们这些家谱不详的孤儿，我能够想象出来在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流传中的类似的故事是如何耸人听闻的：如果家族成员中有疯子怎么办？有退化现象怎么办？有黑人的血缘怎么办？有犹太人的怎么办？有新教徒的怎么办？……现在倒好，有一个非常好的证据在人们根本不需要它的时候自己冒出来了！我可以估计到潘和维丽对阿迪的这份浪漫主义都不会太高兴的——何苦去把失去多年联系的母亲挖出来呢！
“你想不想让她到家里来见见孩子们？”维丽问我。
“不想！”我回答得十分绝对。
维丽面有难色，而且带着害怕的神情。我非常了解她是在担心将来要是她的孩子也这样对待她，该如何是好？
“但她毕竟是你的妈妈，她一定生活得很不幸。”维丽不无忧虑地说。
“你知不知道‘孤儿’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什么？”我问她，“你有没有查过字典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孩子，或是一个被遗弃的、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动物。你需要用哪个定义来解释呢？”
“算了吧，别说了！”维丽说着站起来，她看来被我吓坏了，干脆走开去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得安稳，然后回到我们的卧房。我听见她进了浴室以及铺床的声音。这大晚上，我和往日一样，看书和做笔记到深夜，上床时她已经睡熟了。
两个月后，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有一天，阿迪打电话告诉我，妈妈又一次失踪了。我们约好在市区碰头并吃顿饭，以便能单独聊聊，当着妻子的面我们无法谈论此事，好像让她们知道了会失去面子似的。阿迪显得很高兴，告诉我她留下了一张便条，还说她酗酒并总是要到酒吧去找男人，说她是个中年的放荡女人，但他还是喜欢她。他让她戒了酒，给她买新衣服，还为她租了一个有家具的套间，又给了她生活费，她也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认为遗弃我们不完全是她的过错。我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听这类故事。
“你还打算再度寻找她吗？”我问他。
阿迪那迷人而又悲凉的微笑又出现了，他说：“不了！你可知道，我实际上使她感到头痛，其实她并不喜欢我在她的身边。起初，当我找到她的时候，她还能扮演一下我希望她扮演的角色，我以为她会出于内疚而将功补过，让我照顾她的，实际上她根本就不喜欢这样的安排。有一天她居然对我频送秋波，我想她恐怕是在寻找刺激。”他笑了起来，“我要她到我家里来看看，但是她不愿意，不来也许是件好事。”
“潘对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我问他。
阿迪开心地大笑起来：“天啊，她竟然嫉妒我妈妈！当我告诉她这一切都已经结束时，你真该看看她脸上那种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弟弟，有句话我非得对你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倒显得无动于衷似的。”
“因为我压根儿就对此事毫无兴趣。”我回答他。
“是的，”阿迪说，“我知道。这没关系，而且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可能喜欢她。”
六个月后，阿迪的心脏病发作，还好，不太严重。不过他在医院里也躺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又全体了一个月。他住院期间，我天天都去探望他，而他却一直坚持说这只不过是消化不良，是个可住可不住院的慢性病。我专程跑到图书馆去寻找有关心脏病的书籍来看，从书中得知他的症状是心脏病人的普通状况，有时他们的自我感觉会是正确的。潘则是大惊小怪，阿迪出院后，她严格控制他的饮食，把家里的香烟全部扔掉，自己也戒了烟来促使阿迪戒烟。这是一件对于阿迪来说绝非容易的事，他居然也真的做到了，把多年的大烟瘾彻底戒掉。也许是因为这次心脏病发作的确使他感到震惊，所以他现在也学会照顾自己了。出院后，他遵照医嘱，坚持长距离散步，注意饮食，绝不再碰烟草。过了六个月，他的气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我和潘都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他终于彻底戒了烟，以前他曾经一天抽三包烟呢，就是这样抽使他患了心脏病的。”潘说。
我点点头，可是心里并不同意她的话，我一直认为是因为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设法找回了自己的母亲，结果却以更大的失败而告终，造成了他心灵的创伤才得了心脏病。
阿迪的病刚好，就轮到我碰上了麻烦——我丢掉了在文艺评论社的工作。不是出于我的过错，而是因为奥萨诺被解雇，我作为他的得力助手，也一起被解雇了。
奥萨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浪，他对全国最有权势的文学界颐指气使，对政界刚愎自用，对文化狂热者视而不见，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激进分子肆无忌惮；他有性丑闻，他在体育界赌博，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游说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出版一本为色情业辩护的非小说类的书，这本书不是为弥补它的社会价值，而是为了知识分子中的穷人反社会名流的乐趣而出版的。鉴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劣迹，出版商早就打算解雇他。他们之所以迟迟不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他当了编辑后，评论杂志的发行量足足增长了一倍。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确挣钱不少。我还为奥萨诺写了许多文章。他只需花15分钟对某个题目的看法大吹大擂一番——通常都是些离经叛道的观点，我就能模仿他的风格把文章炮制出来。这种根据他那15分钟的面授机宜，我不费吹灰之力写出来的文章，让他过目一遍，有时再加入几笔佳句，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然后我们把它平分。他稿费的一半都比我的稿费多一倍。
即使是这种行径也不至于使我丢掉饭碗，把我投入这一困境的是他的前妻文蒂。这种说法也许不够公平，准确地说应该是奥萨诺把我们都投入了困境，而文蒂则是那个把刀递给他的人。
奥萨诺又在好莱坞呆了四个星期，这段时间杂志社的事务基本上由我为他顶着，他去那里是为了完成电影脚本方面的工作。在这四周里，我们雇请了一个专职信使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两地，让他把我决定登载的评论文章送去给奥萨诺过目批准。终于，奥萨诺完成了好莱坞的事回到了纽约，他为所有的朋友开了一个派对，庆祝自己的凯旋归来以及在好莱坞赚到了大把的钱。
派对在他最后一位前妻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所居住的东区黄石公寓举行。奥萨诺自己住在乡间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他只能够住得起这样的公寓了，这次就是因为它太小，不能在那里举办派对。
我去参加这个派对是因为他坚持要我去。维丽不肯去，一是因为她不喜欢奥萨诺，二是因为她不愿意参加她家族以外的派对。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心照不宣地默定了一些协议，例如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互相不陪同出席彼此的社交活动。我的理由是我忙于写小说，还要赶着写出版社的约稿；她的理由是她必须照顾孩子，而且她从来不信任临时保姆。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尤其是对她更方便。我除了哥哥阿迪和杂志社，没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不管怎么说，奥萨诺的派对在纽约是个大事件。纽约的报社、书评杂志社的重要人物，那些仍然和奥萨诺保持友好关系的评论家都出席了。我当时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和奥萨诺的最后一位前妻聊天，突然看见文蒂走进来。我立刻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