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话里我并没有讲我非常难过之类的话，我什么安慰的话都没讲，只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今晚就可以回来。要不要我打电话告诉你的父母？”
她回答我：“是的，请通知他们。”
我再问她：“你没什么吧？”
她说了一句“我没事，请马上回来。”之后就挂上了电话。
詹娜丽坐在床上，望着我。我什么都没说，拿起电话又给维丽打长途，告诉她已发生的事情，叫她到时去机场接我。她还想就这件事再多谈一会儿，但我对她说现在我没时间谈了，还得收拾行李去赶飞机，等见面时再详细讲吧。挂上她的电话后，我又和接线生联系上，打通了潘父母家的电话。幸好接电话的是潘的父亲，我对他说了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夫妇将坐下一班飞机赶去纽约，还说他会打电话给阿迪的妻子。
我挂了电话后发现詹娜丽正在望着我，关切地研究着我的表情，她已经从我打电话时所说的内容得知发生的情况，但她什么也没说。我用拳头敲击着床，大叫：“不、不、不、不！”我既不知道自己在吼叫，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动作，接着我就失声痛哭，只觉得全身都有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而且似乎感到自己正在失去知觉，于是我从柜子里抓起一瓶威士忌喝起来。我记不清自己究竟喝了多少，恍恍惚惚中依稀知道詹娜丽给我穿好了衣服，陪我走出旅馆大厅，送我上了飞机。当时的我简直就像一具僵尸。这件事过了很久，我又回到洛杉矶时，詹娜丽才告诉我当时所发生的事：她不得不把我放进浴缸，以便我苏醒过来，然后给我穿好衣服，为我订好了机票，送我上了飞机，还把我托付给空姐和主要的机组人员，请他们照顾我。我一点也记不清这次的飞行情况，我只记得我突然就回到了纽约，维丽正在机场等我，一下子我的身体和理智全复原了。
我们开车到阿迪的家，我负责掌管一切和安排一切。阿迪生前就已和妻子商量好了，在他死后要按基督教的礼仪来安葬。好在我的身体还能挺得住，让我做足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到当地的教堂安排好他的葬礼。我不愿意让他孤零零地躺在太平间，于是安排当晚即为他守灵。葬礼在第二天举行，葬礼之后便立刻把他埋葬。我在为葬礼奔忙之时，已经意识到今后一切都不可能保持不变，我的生活将会改变，我周围的世界将会改变，我将丧失我的魔法！
为什么我哥哥的死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朴实无华的普通人，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还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在道德上能够和他相比的。
有时，他告诉我在工作中得和腐败以及行政压力做斗争，因为每当他在试验中发现了危险的添加剂，总有人利用权力压他，要他在报告中对此尽量轻描淡写。他从不向压力屈服，但他的工作也没有对那些自称清廉的贪官污吏构成任何威胁，因为他从不带感情色彩办事，而只是十分冷静地向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对富商们为了可观的利润而昧着良心坚持要毒害自己同胞的劣迹已不觉得吃惊，对自己能抵挡住腐败也不会欢欣鼓舞，他只是堂堂正正地以行动表明自己有义务为了正义而斗争。
他对自己的这种斗争到底会产生多大的作用从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可以攻击他。我记得他曾经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别的检验处正式化验的结果做出有利于厂家的报告，他的报告却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结论，到头来大行其道的仍是那些所谓正式的化验结果。他总是笑着向我讲述这些故事，他深深知道这个世界的腐败，也深深知道自己的道德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故此他对自己的美德从不感到自豪。
他只是绝不放弃正义而已，就像一个人不肯放弃自己的眼珠或大腿一样。他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是根据这条原则，如果他是亚当，他也一定会拒绝放弃一根肋骨的，至少在我看起来是这样。我知道他从未对妻子不忠，尽管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不过虽然他很少微笑，要是见到一个漂亮的少女时，也会流露出愉快的笑容。他喜欢一个人有才气，无论男女都一样，但他却从来不会像许多人那样被别人的才气所诱惑。他从不接受他人的金钱或好处，也从不要求别人对他的感情和命运给予宽容。他不轻易地评判任何人，至少不根据人的外表去评判他，他对生活的要求极其简朴。他说话不多，却喜欢倾听别人的谈话，静静地聆听是他的一个特殊爱好。
啊，上帝！想起来都让我痛心疾首的是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嫉妒他，至今也还嫉妒他：他从不在球赛中弄虚作假，从不偷商店里的东西，从不夸夸其谈，从不说谎，甚至对女孩子也一向真诚，所以他向来都是一个道德高尚、人见人爱的小孩。
现在他死了，他的这一生似乎过得很失败，也很悲惨，然而这却是值得我嫉妒的一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理解了人们——那些虔诚地相信上帝的人们——为什么要从上帝那里得到心灵的安慰，我也在安慰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的哥哥如今再也无法拒绝他应得的报酬了，凭着他的美德可以在天堂得到永恒的幸福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如此优秀的阿迪被夺去了生命，人品远远不如他的我反而活着！我不但活着，而且有名有利，享尽人间的欢乐。
骨灰、骨灰、骨灰！我失去父母、恋人和遭受各种挫折时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痛哭过，我还有良知为他的逝世感到悲痛。
有谁能告诉我世道为什么竟然是这样？为什么躺在棺材里的人不是我？难道不是我更该被魔鬼拖人地狱吗？我不忍心端详我哥哥的遗容，泪眼却固执地盯着他的脸久久不肯移开。我哥哥的面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刚毅，这么镇静和这么安详，唯一和生人不同的是，他的遗容灰白，仿佛是用大理石的粉末涂抹过似的。这时他的五个子女都穿着整齐的丧服跪在他的灵柩前方为他做最后的祈祷。我只觉得伤心欲绝，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只得转身走出了小礼拜堂。
奇怪的是这种悲痛没有持续我以为的那么久，在新鲜的空气中，我很快就想到了自己的生命还在延续，还将一如既往地活下去，而且还知道第二天我就能如常进食，知道过些日子我又将享受偷情的欢愉，和情人在海滩漫步，知道我还将继续写小说，干自己喜爱的事业。我要提防这些美好的东西从我的身边逝去，敌人伤害不了我，只有失去那些我最疼爱的人才会导致我的死亡。阿迪的核心力量是他既不怕他的敌人，也不怕那些他爱着的人，也许这样对他反而更糟。他得到报答是众口皆碑的美德，死去则是愚人之举。
数周后，我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故事，比如在他结婚后不久，为了给体弱的妻子治病，他到岳父母面前哭泣，求他们拿出点钱来做医疗费；当他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时，临死前一刻，他妻子试图对他实施嘴对嘴的复苏疗法，他却不安地躲开她。他生命中的这一最后举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生活的压力太大，他的美德太难保持？我也想起了佐顿，不知道他是否也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
赞美自杀的颂歌实质上是在谴责这个世界，而且把自杀的根源归罪于这个世界，但是自杀身亡的人又到底是否因为深信一死百了，什么烦恼都可以一笔勾销才选择此策？他们此举是否因为深信一切生物体最终必须死亡，所以死亡并不可怕？在这一点上，是否因为他们比任何痛失所爱仍苟延残喘的人更高瞻远瞩？
然而这一切都太玄乎，太恐怖了，我还得节哀应变，用自己的罪行来当挡箭牌，小心谨慎地提防着死神，在罪孽中长久地苟且偷生。
第四十五章
一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詹娜丽，感激她把我送上飞机。我在电话录音里听到用法国腔调伪装的声音，叫打电话的人留下口讯。
我才开口说话，她的真实声音马上就插了进来。
“你这一手打算防谁？”我好奇地问。
詹娜丽嘻嘻哈哈地说：“如果你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电话里变成那样，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酸溜溜的？”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我这是在骗你的朋友奥萨诺，他老是打电话来纠缠我。”她告诉我。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都不吃惊，只是很想呕吐——我一向都很喜欢奥萨诺，他也知道我对詹娜丽的感情，却竟然对我来这一手！然而这股怒火仅在我心头燃烧了一刹那就熄灭了，它显得那么无关紧要，根本不值得我把它当做一回事。
“也许他是想向你打听我的下落吧。”我说。
“才不是呢，”詹娜丽说，“我把你送上飞机后，就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事，他为你担心，我对他说你还挺得住。你真的没事吧？”
“真的没事。”
我很欣赏她不询问我到家之后那些情况。她知道我不想和她谈有关家中的任何事，我也很清楚她不会把我当时听到阿迪死讯后的表现以及晕倒后全靠她弄上飞机的事告诉奥萨诺。我设法对此事冷处理，于是问：“你为什么要躲开奥萨诺？我们三人在一起吃饭时，你不是很喜欢他做陪吗？我原以为你会为有机会再次和他见面而兴奋不已呢！”
她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电话里传来了她那完全变了样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平淡，词语也简单明了，仿佛正在拉紧一张弓，准备放出由语言组成的箭。
“那倒是真的，”她说，“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时，我的确很高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他这个人确实很风趣。”
我简直不敢相信听到的居然是这样一个答案，我不无醋意地问：“你和他上床了吗？”
她又停顿了一会儿。在她射出下一支箭时，我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