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钻出这个套子？
唯一的出路，就是跟佩兰脱离关系。
这念头一闪现，我就感到忧伤。我不是爱她的吗，怎么能跟她脱离关系呢？我对她的爱的确因为同情而起，但发展到后来，它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理由……这时候，那只银灰色的羊又蹦蹦跳跳地来到我面前。佩兰说，如果我想吃肉，还不是要把那只羊杀来吃。她错了。我舍不得杀那只羊，虽然父母和村里人都说，瘸了腿的羊，会越养越瘦的，杀掉吧。但不管大人还是小孩，谁说这话，我都像被激怒的狗，颈毛竖起来咬人。那只羊是自己吊死的，有天我把它拴在山坡上，就上学去了，放学回来，发现它滑下了山坡，棕绳挽在了脖子上。我抱着羊从下午哭到第二天，晚上觉也没睡。父母说把羊皮剥了，把肉背到街上去卖掉，我坚决不肯，用一铺草席把羊裹起来，埋了，像埋一个孩子……
要是没有我，佩兰怎么办？她过马路的时候，谁去扶她？（我已经很久没扶佩兰过马路了。）
还有狗狗呢！要是跟佩兰离了婚，也让狗狗将来和万丽君一样心理不健康？
风声更紧，吹得窗户啪啪啪响，我心里烦乱到了极点，拉开抽屉又关上，关上又拉开，最后，我提起电话，开始拨号。
我拨的是在市二中教书那个同学的号码，他跟我一个姓，叫黄海涛。电话接通后，我恢复一些理智了。我说海涛啊，我是黄开亮。哦，猴子呀……对不起对不起，黄大主任！不要这么油嘴滑舌的，想叫我猴子就叫吧，叫我猴子比叫什么都让我觉得亲切。哟，你咋这么开通了？你忘了在大学里我叫你猴子，你差点跟我打架？这是真的，当时别的同学叫我猴子，我还可以忍受，你黄海涛怎么也叫我猴子呢，你不也跟我一样是从大巴山区来的吗，你怎么能跟别的同学一道侮辱我呢？那次我把一个墨水瓶扬起来，差点就朝他脸上砸去。我说海涛，不要说笑话了，我想问你个事，几个月前我介绍了个学生到你们学校，我让她找你，不知道情况怎样？海涛很吃惊，没人找我啊。我说那是咋回事呢，她的档案也没来提。海涛说，现在的学生转学，要什么档案？只要成绩好，到哪所学校都是立即为学生建立一套虚假的新档案，未必你黄主任不知道？再说，她即使到我们学校，也不会找我啊，我一介布衣，找我也起不了作用的，亏你猴子想得出来。我想想也是，就说，我俩怕有半年没见面了吧？他说是啊，你现在有空吗？要是有空，我们到春江茶楼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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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在上班时间私自离开学校。
人在孤独寂寞的时候，只有老同学能够走进你的骨肉。那天，我把自己遇到的困境一股脑儿向海涛抖搂出来了。海涛认真地听我讲完，才点上烟说，猴子，你无非就是想拯救什么吧，你到底能拯救谁呢？你连—个本来可以不开除的学生也拯救不了，还能拯救谁？你对你们学校的教师不满意，那我又来说说我们学校的教师。当班主任的，不仅把自己的生日告诉学生，甚至把子女的生日也告诉学生，虽没明说，意思不就是让学生送礼吗？还公开向学生索要呢，比如张三的父亲是卖地板砖的，装修房子的时候就问张三要地板砖，李四的母亲是卖水果的，家里来了人或者自己想吃，就问李四要水果。你知道我们二中还办了一所小学，那里面有些老师，谁的父母有利用价值，就给孩子安排好位置，没有利用价值，不管个高个矮，都往最后一排撵！有个班主任还把学生家长的单位、职务问得一清二楚，且记录在案，问到一个女孩的时候，女孩说她爸在新州日报社，老师问在报社干啥？女孩说不知道，只知道他每天往印刷厂跑。老师想，这肯定是印刷工人无疑了，将女孩的位置由中间调到了最后。女孩个子矮，看不见黑板，就回去给她爸说，她爸去学校找班主任商量，班主任才知道他不是印刷工人，而是报社总编，他有个习惯，就是检查从机器里流出来的第一份报纸，把最后一道关。老师闻言，说，我最近正申请副高，需要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一篇论文，总编说，没问题，我们报不是有个教育专栏吗。老师当即把论文稿从抽屉里摸出来交给总编，总编拿回去，连夜为他作文字上的修改，没过两天就发出来了。他女儿自然也就坐上了好位置。
这些事情，我的确是第一次听说。
这当然有损教师形象，海涛说，但你不能就此证明所有的教师都如此，像你我，至少还有那么一点儿神圣性吧？大部分教师还是好的，否则，每年就输送不出那么多人才。停顿片刻，他说，当然，你们学校很多教师开家庭食店，捆绑着赚学生的钱，这实在是有些糟糕。你想解决这问题，我倒是有一条路指给你。
我洗耳恭听。
既然大家都认为你是靠岳父，何不干脆利索地靠上去！你处理不了的事，直接报告给你泰山大人，让他来出面。校长反正也是个和稀泥的人，尽早把他撬翻算了，只要你当了校长，手头握有实权，看他们还听不听你的！
刚听到黄海涛的建议，我感到一身轻松，甚至有些兴奋，但我很快发现，他的建议一点也不适合我。让我把自己努力回避的东西捡起来当武器，实在做不到。这样一来，我不仅没轻松，反而比以前更加沉闷了。
佩兰果真续请了半年假。我们之间的裂痕太深，在家已没有多少话说了。之所以能够维持，是裂痕之下有一股涓涓细流。这股细流就是儿子。但佩兰做得很绝，只要有可能，就不让我抱儿子，不让我给儿子洗衣服，更不让我为他洗澡。狗狗像不是我的儿子，是她一个人的儿子。
我已经不想回那个家了。
可是，在单位上我就能待得住吗？我在课堂上已经找不到飞翔的感觉了，这种感觉和我的翅膀一起丢掉了，学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我了。坐在办公室里，我又常常听到张主任尖厉着嗓子在走廊上说话。政教处和教务处之间有一条回廊，但张主任的声音依然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他说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与我本人更是一点也不沾边，但我总觉得他的字字句句都是针对我来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胜利的昂扬。
我的脾气更坏了，与佩兰争吵的时候更多了。有一天，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黄开亮，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你只不过当了个教务主任，就要飞起来咬人了，你还想不想当校长？如果想，我就希望你暂时收敛些！
这明明白白是在拿她父亲的气势压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本来就没想当什么官！
我又有好几次想到离婚，只是一直不敢说出口。离婚这个词在夫妻之间是一盆水，一旦说出去就收不回来。
但是，要再这么过下去，我非爆炸不可。即便我不爆炸，离婚这个词迟早也会被我泼出去。
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与佩兰分居一段时间。
住的地方是找得到的。今年秋季，从大学分来了六个新教师，学校没住房，就在外面为他们租了房子。租房离校区有近二里地，那地方本是一所抗战时期修的陆军医院，名叫163医院，我们都简称它163，面积很大，里面古木森森；现在虽依旧是医院，只是军转民了，由于一批骨干医生老的老，死的死，新一代骨干前些年又流失到了重庆、成都等大城市，已经显得十分落寞了。空房子很多，他们就拿来出租，而且不租单间，要租就租一层楼。我们学校就租了一层楼，共有十间房，六个教师住了，还余下四间，闲着也是闲着的。
钥匙掌握在李校长手里。这天上午，我让李校长给我一把，说我的亲戚来了，需要住些日子。李校长把钥匙给了我，我掂量着那把小小的、泛着铜光的物件，心里像刀剜似的疼痛。我真的要跟佩兰分居吗？真的要离开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吗？……中午，我鼓足勇气对佩兰说，佩兰，我想去163住一段时间。我多么希望她问一问我为什么要去163，多么希望她能够阻拦我，哪怕大吵大闹，歇斯底里，我也会好受些——但她只说了四个字：随你的便。然后，她就搂着儿子，去厕所为他把尿了。
当天夜里，我就去新家。床是现成的，还有一张学生桌，一张方凳，这些东西都是学校总务处那次统一拉过来的，预备着再来教师。我只需带上床上用品就是了。
晚自习下课半小时后我才收拾东西。佩兰和儿子在另一间屋，他们两人都在笑。我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一是愤懑，更重要的是希望佩兰过来拦我。但他们一直在笑。我看不见他们，但我知道佩兰在用额头顶儿子的额头，肯定是佩兰的头发弄得儿子发痒，儿子就笑了。或许不是这样，儿子笑，是因为他想笑，在母亲的怀里，他感到快乐，至于有没有我这个父亲，是不关紧要的。
出门之前，我说，佩兰，我走了。
佩兰没回答我，佩兰拖长了声音说，我跟儿子顶牛牛啰。
我在儿子透不过气来的笑声中出了门。
出租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修的木楼，踩上去发出沉厚的回声，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岁月。我们在三楼，我要的是紧靠楼道口的一间，那六个教师都住在靠里的位置，与楼道口的这间隔着三间空房。我听到他们集中在一间屋子里说话，就悄悄地开了门，又轻轻地把门关上。到处都是灰尘，几只黑色的蜘蛛，在墙的四角布下了天罗地网。不打扫一下是没法住的。幸好盥洗室也在这一边，我用带来的盆子端了水进来，先扫下墙角的蛛网，再用抹布四处擦，包括地板，也弓着背擦干净了。做完这些，我抽了一支烟，才开始铺床。当我疲乏不堪地躺到床上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