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专门的官员到各地采风，其中有不少诗歌都是褒贬政治得失的，周王朝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各地政事，以调整国政。比如《风》有人解释为“讽”，多有针砭时弊之作。而《雅》、《颂》则是传播朝廷之音的，让人民感受国君的品德魅力，以德化民。所以《诗经》还起到了类似今天文化部、宣传部、广电总局的作用，一方面宣传国家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百姓对国家政策的一种反馈和舆论监督。可见，“思无邪”还代表国家以礼乐的艺术方式，创造出健康的文化产品，净化社会人心，使建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综上，德的基本特征就是“思无邪”。
『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子说：“以政策法律来引导、以刑罚惩治来管理，老百姓只想着免于刑罚，没有廉耻之心。以道德品德来引导，以礼乐规范来管理，老百姓会耻于做坏事而严格自律。”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可法制有其弊端，只要能钻法律的空子，人们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其一。
其二，法律的出台，要对文字进行各种考量，使法律文本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民众的法律知识始终是有限的，比较起来，道德规范的传播更易于让普通民众理解其内涵。
其三，法律是事后的惩罚，事前起威慑作用，能部分阻止百姓向恶，而教人向善却是礼乐的强项。法律体系再完善，都不是治本的方法，取代不了道德约束的作用。
其四，法律规定越细、越繁杂，那些用以约束极少数“坏人”的条款，反而限制了大多数“好人”的权益和自由。
其五，法律越多，百姓就越难全部了解，人们对律师的依赖性越强。出于金钱、时间成本、各种风险考虑，能真正运用法律的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的民众反而就越少。打过官司的人都知道——累啊。好比用法律来追款，一诉、上诉要慢慢等，请律师、取证、调查要慢慢熬。律师们常说：“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意思是举证太难，谁会随时准备着与人打官司，事事保留证据呢？官司赢了对方还等着法院上门强制执行才付款，或者再来个“躲猫猫”，要是你追的金额只有几万块，中国原本警力就不足，能调配出几个人来负责你这事？所以还是孔子说得对，听讼的关键在于使国家“无讼”，这只能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实现。
当然，我们指出法律的不足，并非要否定国家的法制化方向，而是要说明法制与礼制不可偏废。
《论语》中的“礼”，不仅指社会道德规范，也包括了今天我们法律规定的某些内容。比如孝养父母，过去属于礼的范畴，今天写入法律了，缺少点人情味了，是不是就一定能杜绝不孝养父母的现象呢？看看报纸就有答案了。用法律规定的效果未必比用道德约束的效果好，但少了“有耻且格”的好处。
也许有人会叫嚣：“封建道德意识是压在人心上的大山，要打倒它！”可是细一想，教人为善怎么能算压制人性呢？难道允许“自由”杀人才有人性？那叫兽性！道德就是要约束恶人的兽性，使小人也容易管理。所以，有多重视法制，就需要有多重视道德，二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
“道之以德”，道，导也，指社会宣传工具的舆论导向。象杰可逊脔童的案子，法院判决他无罪，全世界有几个人相信？可他就能拍拍屁股昂头走出法院。司法腐败要是没有道德的谴责，则社会公平何在？
『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修学，三十岁能遵循礼法而有所立，四十岁就不再受外境迷惑，五十岁澈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六十岁能平等地对待大家的意见，七十岁时，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而又能不逾越道德的合礼范畴。”
上章讲“德”的好处，现在来看一章孔子的修学报告：
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出生于一个曾经辉煌而走入没落的贵族家庭，到他父亲叔梁纥（hé）的时候，境况并不理想。父亲死后，孔子与母亲受“大奶”排挤，一起迁居到另一地生活，用度拮据。孔子年轻时不为当时的权贵所接受，在一次参加季氏举行的宴会时，被阳货无情地拒之门外。但是孔子并没有自暴自弃，从小就有志于学。学的内容一般认为是古代典籍，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探究，因为若为糊口，乃生活所逼，不必“志”于学。
三十而立。现在说的“而立之年”指三十岁，乃成家立业之年。但在《论语》中“立”的含义是“立于礼”的意思。即在社会道德、礼制允许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我们看孔子年谱就知道，他三十岁时便成立私学，开始面向社会招生，报名费是腊肉十条。表明三十岁的孔子，已经是个学识渊博而且知礼达人的人。我们还应该看到，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与三十而立在逻辑上应该是一个转承，指他在道德、学问上有所成就，学有所得而且能学以致用。
四十不惑。不惑是不为外境所惑，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主张和人生价值观。这一点已经很少有人能做到了。我常听朋友说“人到中年万事休”，那意思是“三十即惑”啊。人立身善道，在遇到逆境、诱惑时，往往会内心动摇。孔子则不然，四十岁已能真正守死善道，绝对信得过了。
五十知天命。这是一个关键。各注解对天命的理解有所不同。《周易·系辞传》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说明道为阴阳之和变，道自性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说明天命指的是人的体性，即天赋之命、形而上的命体。《说文解字》说天从“一大”，这么说天命就是“一大命”，知天命即是知“大我”了。在佛家看来，知天命就是“明心见性”，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孔子在没有心性修行先师指导的情况下，能“五十而知天命”，是相当不容易的，可见孔子的确是天生的圣人。知天命以后的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却没有真正出仕，非常耐人寻味。
那么天命与生命不是一回事情吗？人难道有两条命？这个“我是谁”的问题，是一切宗教、哲学的重点所在，我们且多花些笔墨，稍加探讨。
儒家讲：“率性之谓道，道也者，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可见性与道是一。而孔子有言：“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是能通天、地、人的生命的本体。
佛家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地（有形物质属性）、火（温度）、水（湿度）、风（运动属性）的假合，不是真我。那个真我，就是能发起听、看、嗅、尝、触、思各种作用的功能，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与三世诸佛不一不异。器世间的万事万物，好比以金作器，而器器皆金，究其缘起都是这个性空之佛性，此外无物无心。
道家《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庄子》说“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可见道家的“道”也指人形而上的本体。
实际上基督教里的“上帝”，也是佛、道的意思。《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人类和宇宙万物，就如道家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如佛家的心物不二，万法唯心生。《圣经》记载，有人问耶稣：您是上帝的儿子，能否让上帝现身给我们见一见。耶稣说：你们怎么到现在还不肯相信呢？我便是与上帝一体的啊（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所以上帝的称谓与佛、道一样，是勉强给人形而上的功能一个称呼而已。世上颇有愚人，非要去考证“上帝”的存在，那怕是要等到驴年才有消息吧。
中国盘古开天辟地的古老传说，也如同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一样：在遥远的太古时代，宇宙漆黑一片，象一个鸡蛋。这时，伟大的英雄盘古辟开天地：阳气上升为天空，阴气下降成大地。盘古担心天地会重新合在一起，于是顶天立地，变化身体，天高一尺，他的身体高一尺，地深一丈，他的身体也长一丈（恰如佛家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周遍世界）。这时，盘古已耗尽全身力气，慢慢地躺在地上。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骨骼变成树木花草，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精髓变成珍珠玉石，汗水变成雨露。呼出的空气变成风云（恰如道家说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中国中医理论和道家思想中的“气”，有时也是道的概念，又作“炁”。《黄帝内经》指出，气是宇宙万物成长成形的动力。《周易·系辞传》说：“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韩康伯疏曰：“乾知太始者，以乾是天阳之气，万物皆始于气，故云知其太始也。”女娲造人以后，要对着泥人吹一口“气”，泥人才有生命力。所以，气也是指人和宇宙之所以发起各种功能的本体。《庄子》、《管子》曾专门谈到过气，指出气用以表达形而上道的内容。但气也可以是具体的，南怀瑾先生曾将“精气神”比作“能热光”，非常形象。气聚为精，精散为气，这个“气”则是相对精、神而表达的较为具体的心性特征。我们要了解气，便可从人的精神状态、气色和各个生理机能去观察。所以真正的气功，也是要参究生死和人的本来面目的。
其他代表道的名词还有很多，比如性、心、天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也能创造出个新名词来。朱熹弄了个“理”学，我们可以叫“狗不理”学，又香又好吃，一定更受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