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只会缓和下来。他把这一情况归功于卡斯特尔医生新研制出来的血清，这种新的血清不久前确实获得某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卡斯特尔医生并不否认，不过他认为，事实上，人们对鼠疫不能作任何预测，因为在疫病史中可看到，疫情往往会意外地突然再度猖撅起来。很久以来，省里想安抚一下公众思想上的惶恐不安，但由于疫情严重，一直无法这样做，现在打算召集全体医生，要求他们向省里作一个有关疫情的报告。但就在这时候，里夏尔医生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这恰好发生在疫情稳定阶段。
在这个一定会令人吃惊，但毕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例子面前，省府一下子就变得悲观失望了，其不合逻辑的程度与先前采取乐观的态度时一样。至于卡斯特尔，他还是一丝不苟地在研制着他的血清。总而言之，城里所有公共场所都已改成医院或隔离所，只有省府没动，所以如此，不过是因为还有必要留下一个地方作为开会场所。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在这一段时期中，疫情相对稳定，因而里厄所建立的医疗组织还足够应付局面。工作得心力交瘁的医生和助手们不必再担忧还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须继续有规律地去做他们的日常工作，不过也可以说是超人的工作。已经出现的种种肺部受鼠疫感染的病症目前正在向全城的各个角落蔓延开去，就像风那样，在人们的肺里吹燃起一场火灾，而且火势烧得越来越旺。在大吐血的过程中，许多病人更快地被夺去了生命。随着这种新形式的鼠疫出现，现在感染的危险性更大了。在这一点上，说实在的，专家们的意见一直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为了安全起见，卫生防疫人员继续戴用消毒纱布口罩。不管怎么说，乍看起来，疫病似乎已蔓延开来。但是，因为淋巴腺鼠疫的病例正在减少，所以结算下来总数仍保持不变。
然而，由于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种想法，一种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流传出这样一句口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性的话是号召人们进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管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性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出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处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体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体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口，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道，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高原的边缘。体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高高的水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出人口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出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管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道，尽管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道高高的水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体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轮流看管体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管。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体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感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管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阴半晴，贡扎莱斯抬头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种既不下雨，又不炎热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擦松节油的味道，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色球场上颜色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水。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高低不平的马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子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子踢进阴沟洞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蒂向前吐出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蒂接住。在体育场附近，有一些孩子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三人终于走进了体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色帐篷。帐篷里有卧具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热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阳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部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部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口处，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
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干。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出奇。
“最初几天，他们到了这儿，彼此都合不来，吵吵闹闹，”朗贝尔说，“但是后来日子一长，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少了。”
根据塔鲁的记载，他了解这些人的心情。在开始时，他看到他们挤在帐篷里，闲着无聊，不是听苍蝇嗡嗡作响，就是在自己身上东挠西抓。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他们就大声地倾诉他们愤怒或者害怕的心情。但是，自从隔离营里的人数越来越多，大大超出了限额的时候起，愿听他们抱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他们只得默不作声，互相猜疑。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种猜疑的气氛，它从灰色而透亮的天空中压下来，笼罩着整个红色的隔离营。
是的，他们每人脸上都带有猜疑的神色。既然已把他们同旁人隔开了，那么这不会是平白无故的，因此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那种既害怕又在思索原因的人所特有的表情。塔鲁所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目光呆滞，一副团与他们原先所过的生活全面隔绝而感到痛苦的神态。由于他们总不能老是想到死的问题，所以他们干脆就什么也不想，他们等于是在度假。“但最不幸的是，”塔鲁写道，“他们都已被人遗忘，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过去认识他们的人因为在想别的事情而把他们忘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那些爱他们的人，也把他们忘了，因为这些人四出活动，千方百计想把他们弄出隔离营，已经搞得筋疲力尽。由于他们的亲人一心想到的是他们的离营问题，结果反而把他们本人给忘了，这也是正常的。弄到后来，人们发现，即使在最不幸的时候，也是谁都不能真正地想到谁了，因为，要真正地想到一个人，那就意味着要一分一秒也不停地想到这个人，不能被任何事分心，不论是家务事，是苍蝇飞来飞去，是吃饭，还是身上发痒。但是苍蝇飞和身上痒总是会有的。所以日子要打发得好也不是容易的事。而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
隔离营的主管人再次朝塔鲁他们三个人那边走过来并对他们说，有一位奥东先生要见他们。他先把贡扎莱斯领到他的办公室去，然后带着朗贝尔和塔鲁朝着看台的一个角落里走去。奥东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边，他看到他们来就站起来迎接。他还是同以前一样打扮，还戴着那条硬领子。塔鲁只发现他两鬓的头发比以前乱得多，都竖了起来，一只鞋的鞋带散开了。这位推事显得很疲倦，他讲话时目光从不正视对方。他说，他看到他们很高兴，并委托他们谢谢里厄医生替他办过的事。
其他的人都没有讲话。
“我希望……”推事过了一会说，“菲利普没有受到太多的痛苦。”
这是塔鲁第一次听到推事提到自己儿子的名字，因此他意识到事情起了变化。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阳光在两朵云彩中间斜照到看台上，给三张脸染上了一层金色。
塔鲁回答说：“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什么痛苦。”
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推事继续朝太阳落下去的方向眺望。
他们跑去向贡扎莱斯告别，他正在看一张轮班值勤表。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