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双车出动的，可事到临头，成了单车出动。情况很紧急，大部军车都还没回到营区，老张便奉命带着一个新兵单车上路了。
一路都很顺利。汽车过了沱沱河，向南进入唐古拉山区后，出了点问题，山里已经下雪了，路上有雪打滑，而防滑链又已磨断，不能再开。因为任务紧急，上路之前估计路上没雪，因此没有预备备用的防滑链。眼见天色已黑，风声呼吼着，像狼嗥。老张怕单车停在路边出现什么意外，谁也不清楚有什么无法预料的情况出现。老张便下车，步行去不远的道班工区，那里有人，兴许能找到防滑链。新兵在发动着的车里守着，老张把手枪留给了新兵，自己顺手操了条摇把就走了。看起来很近的距离，顶多十几公里，老张走得辛苦极了。雪越下越大，老张的身影在雪野里消失了……
老张一夜未回。第二天天亮后，新兵麻着胆子，将车冒险开到唐古拉山上的兵站，兵站派人下来，寻找失踪的老张。老张没找到，公路边雪地里扒出撕碎的大衣和军装，有一些血迹，一溜深深浅浅的兽迹，蜿蜒向唐古拉山深处。
李佳在格尔木的餐馆被汽车团的干部找到后，怎么也不相信老张被狼吃了，那么大个活人，还是当兵的，还有枪，咋就会被狼吃掉呢。
李佳昏了过去。苏醒过来的李佳，坚持要去老张殉职的现场看看，团里的领导再三解释，路上危险，要看也只有等到来年夏天才能去看。
李佳就没有坚持，领了一笔抚恤金，回陕西去了。
第二年夏初，跑青藏线的汽车兵们，发现唐古拉山里多了一家路边餐馆，连藏民都很少来的地方，还有人开餐馆，感觉很新鲜，便休息，下车去瞧瞧。那个不再是新兵的汽车兵，便认出了餐馆的主人是大了肚子的李佳。于是凡是汽车团的车，路过这里都会停下车，去餐馆就餐。
渐渐的，地方车司机在最终翻越唐古拉山之前，也在这个地方小憩一下，养精蓄锐闯难关。小地方的餐馆便多了几家，规模越来越大，有四川的，还有河南的。
就在这年夏天，李佳流产了，被过路车紧急送往格尔木。在唐古拉山开饭馆的人都以为，李佳不会再回来了，在这个地方流产，亏身体得很。并且李佳只做军人的生意，生意越来越差，怎么呆得下去？
就在那年冬天，汽车团出台了一条规定，禁止单车出动。这条规定很快适用到所有跑青藏线的军车，军车车队出动时，常常是几十台车上百台车跑。而地方司机也都改变了以前满不在乎跑单帮的习惯，尽量凑成车队跑。
风来了，风去了，日出了，日落了，就在大伙儿都快忘记的时候，李佳又回到了唐古拉山，继续开她的“陕西面馆”。这一开，就开到了我出现在唐古拉山的1997年。
17
8月2号早上八点，我向王志华交班后，去炊事班吃饭。操作手们这时已经开着机器上工地了，运输车也已经外出了，炊事班的兵们在帐篷里睡觉，见我去了，理都不理。我找不到吃的，想问问他们留的饭在哪儿，一看胡兵那黑胖的脸，想起头天晚上我踹了他一脚，李奎又和他打了一架，便没问，径直出门了。
我母亲说过，“东方不亮西方亮，除了星宿有月亮”。离了你这几个傻大黑粗的伙头军，我就没饭吃了吗？
一个人走在花红草绿的草场上，晨风轻柔，高处雪光闪耀。如果不是肚子饿，那真是一件心旷神怡的事情。
终于走到“陕西面馆”了，门还没开，也许李佳又外出了，小妹睡懒觉还没起床。好几次李佳外出，我都扑了空。
我刚想叫门，门却开了。小妹打了个呵欠，走了出来。看到我在门口站着，她愣了一下。
我笑笑。的确，我从没这么早来过。这时，从门里走出一个瘦男人来，边走边说，小妹儿，再回去睡一觉，反正老板娘都没起床嘛。四川口音。
我的笑容便僵在脸上。男人看见了我，说了声，哟，解放军啊。见我没反应，他径直走到一辆大卡车跟前，上车，启动，车子开走，向格尔木方向去了。
小妹迟疑着，要不要进去坐？
我慢慢地挪进门去。小妹，是谁呀？李佳的声音在屋里响起。
是，是陈台长来了。
李佳“啊”了一声，屋里一阵响动。小妹进去后，过一阵，李佳穿好衣服出来了。我看着她。她脸上红红的。
刚才，那是一个老乡，过路的。李佳说。
是的，老乡，四川人和陕西人，也是老乡，全中国人民都是老乡。老黄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我没吭声，盯着她。
他是来找我的。小妹低着头说。
还说什么，我很清楚，“陕西面馆”就两间睡房。
我的心痛得流血。我转过身去。
小兵，你听我说。李佳在身后说。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走出门，将门“咣当”一声摔上。小兵小兵——李佳追出来喊我。
我没理她。嘎曲河水喧哗着，奔腾着，我的泪水淌了满满一河。
18
下午，队长突然来电台车找我。我有点儿纳闷，队长不是跟车去施工现场了吗？
队长这个人闲不住，整天往工地跑，年龄大了，一跑就要吸氧，弄得他住的房间里酒精味儿经久不息，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是贾平凹说的那种人，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呢。
有空吗，陈台长？他说。
首长请指示。
指示个屁，有空的话陪我钓鱼去！队长说。要不是上头有命令，去打打猎倒是满不错的，他娘的。
我笑了。老家伙根本不在乎保护不保护藏羚羊，他在乎的是上级的命令。在昆仑山那阵，老家伙扛着枪进草原深处打野鸭去了，最后迷了路，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路出来。他的枪便被收走了。收枪是师党委的集体决定，他不能不服从。
藏胞把鱼当成水神来敬，他们不吃鱼也不捕鱼。如果按照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我们是不应当去钓鱼的。可是老家伙不管，因为上级的命令里有不准打猎这一条，却没有不准钓鱼这一条。
我就拿了鱼钩，提着一个大桶，跟在胖大的队长屁股后面晃当晃当，往嘎曲河边去。
不出我所料，队长这老家伙也是个急性子，和李奎一个熊样，一条鱼都钓不上来。他气了，把钩往地上一扔，喘着气说，不钓了，不钓了，什么他*的鬼东西，比越南鬼子还狡猾。
我也不钓了，借坡下驴，问起队长当年在前线和越南人打仗的事儿。
一说起打仗的事儿，老家伙兴奋起来，满脸红光，滔滔不绝。有些连军史里不记载小说里不描写的事儿，都从他嘴里跑了出来，听得我目瞪口呆。我只剩下说“啊啊，是这样啊”。
老家伙每说完一段儿，总不忘记补充一句“我瞎说着玩的，别给我传出去啊”。
既然是瞎说着玩儿的，那不跟写小说一个样嘛，虚构的，怕别人知道干嘛。如果不能传出去，那么那些收拾越南鬼子的事情肯定是真事，当然不是瞎说着玩儿的。老家伙这是故意显摆呢。
我说，首长，您这嗓门儿大，您还保密，唐古拉山听见了，满山的花花草草听见了，河里的鱼也听见了，它们忙着把您的光辉事迹沿途宣传，所以没工夫来上您的钩啊。跟他斗智。
老家伙狠狠地拍了我一掌。你小子，拍马屁骂人两不误啊！
我哪敢，首长。
老家伙哈哈大笑，笑声震得河水一荡一荡的。
光听我说了，你也说说你的情况吧。队长笑完后，不说了，要我说。
我真没什么好说，就我这二十几年的浅薄的生命历程，与他三十年的军旅生涯相比，苍白而浅显，不值一提。我就说我多病的文盲母亲，脾气耿直当过兵的父亲，说我贫困的童年，饥饿的少年，以及之后辍学流浪的经历。我想起那些痛苦的经历，说着说着，一滴眼泪掉下来了。
好了好了，别难过了。队长拍拍我的肩膀说，人这一辈子啊，要经过许多事情，要遭遇许多痛苦，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嘛。
我抹掉眼泪，不说话。你父亲是哪年的兵？队长问。
五十年代中期。我说。父亲当年一直为没赶上抗美援朝耿耿于怀，为此他非常希望他的几个儿子将来能够去当兵打仗。只可惜，他的四个儿子当中只有我一个当了兵，并且还是和平年代的兵。父亲给我写信说，多当几年兵，没打过仗的兵不是好兵。
我说今年五年了，兵该当到头了，看来我是要辜负父亲的希望了。
谁说五年就当到头了，你们不是可以转志愿兵提干的嘛。队长说。
我说，哪有那么容易。事实如此，提干我根本没希望。超期服役的义务兵要转志愿兵，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首先得有名额，而我们连队同年的兵好几个，都有关系很硬的后台，只有我啥后台也没有。
我们后勤部是有名额没人，要不你到我们后勤部来？队长说。
我说又不懂后勤的专业，我行吗？
行，怎么不行？你电台工作干得这么好，我们后勤也准备设常设电台，你肯定行。队长说，回去后你来找我，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谢谢首长！谢什么谢，像你这样的兵，要技术有技术，要文化有文化，要脾气有脾气，部队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啊。队长说。哪像炊事班那帮兔崽子，又不会干活儿，又不会做人，成天就知道拍领导的马屁，看着就烦！
我呵呵地笑了。我踹了那个炊事班班长，队长也没拿我怎样，原来他也烦那帮鸟人。
不过说归说，你们电台的毕竟是外来户，要和队里的其他同志搞好关系，尤其是要和炊事班的搞好关系，不然大家以后不好相处。队长说。
我点了点头。我明白他所指为何。
李奎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