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高太后临朝听政，次年改元元。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汴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职，似乎要扬眉吐气了，可他并不因旧派的重用，而改变对于新法有其可行之处的评价。这位认死理的诗人，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不为主政的司马光所喜。元元年到元八年（1086—1093）期间，苏轼遭到新旧两党的夹击，并陷入于朔党、洛党、蜀党的无休止纷争中，处境艰难，日甚一日。于是，自动要求调离京城，跳出是非之地，知杭州，后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为地方长官。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来了一次反复辟斗争，对“元党人”进行报复迫害，苏轼大倒霉，又成当局整肃对象，一贬再贬，到广东惠州，到海南儋州，直到元符三年（1101），宋徽宗即位，大赦，才得以北归。不久，于归途中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
所以，从王安石行新法起，他的命运就卷进了政治斗争之中，每一次重新洗牌，因为他本不是一个转舵飘蓬、朝秦暮楚的投机者，更不是任人俯仰、阿从屈服的应声虫，他宁可“难以追陪新进”（《湖州谢上表》），一甩袖子开路，也要保持“挺挺大节”，做一个正直的人，而不肯“稍自韬”（《宋史本传》），自然要被一茬一茬的政敌谋算，而一败再败。
其实，变法之初，苏轼在政坛上，与王安石并不是旗鼓相当的。如果，王安石只是一位政治家，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日子也许好过一些。如果，王安石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也无妨的，只要在文学的量级上略胜苏轼一筹的话，大师的麻烦会有，也许不至于这样一路倒霉下去。
但王安石之所以十分在乎他，百倍提防他，想方设法压制他，用尽心机排斥他，我认为，是文人的嫉妒心理，使得这位权臣，不但将苏轼视为变法之敌，更视为文学之敌。一直到最后，他下台了，他的余党，他的精神上的徒子徒孙，还搞了一次文字狱，想借神宗的手，要砍掉他的脑袋。所以，文人相轻，只是斗斗嘴皮子的事情，而文人相嫉，就很难预料会演变到什么地步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双峰对峙的局面，是经常出现的。
由于人类最原始的感情——嫉妒在起作用，等量级的文人能够成为融和并辉的双子星座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凡势均力敌的两位文人，同时出现在一条地平线上，必然要参辰卯酉，互不相能，不是彼此作对，就是互为仇雠。
而其中的某一方，小人程度高一点者，必然要拉帮结伙几位在智商才华成就潜力各个方面低于自己的二流文人，为左膀右臂。然后，张龙赵虎们，又网罗联络若干位在智商才华成就潜力各个方面更逊的三流和四流文人，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学圈子。说实在的，“乌台诗案”中的打手舒、李定之流，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不过如时下文坛上那些立足未稳，探头探脑，乱抱粗腿，见神磕头的小玩闹而已。但别忘了，舒是一个擅长小令的词家，李定也是与作《梦溪笔谈》的沈括，经常唱和的诗友，也是冠盖斯文，骚人墨客之流，求名之心，争胜之意，对于名震海内外的苏轼，那由嫉而恨，由恨而整的感情，与王安石是一脉相承的。
别看这些蚊子小咬，臭虫跳蚤，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其骚扰的讨厌程度，也是挺令人头疼的。苏轼遭遇的这次“乌台诗案”，在中国文祸史上，是个异数，是件很不典型的案例。因为，历来文人的厄运，或关或杀，或流放或充军，都是先把皇帝老子惹火了，才有整肃文坛之举。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明清之际的文字狱，无一不是皇帝在起主导作用。也许，有人告密，有人出首；也许，有些流言蜚语，有些阶级斗争新动向；也许，皇帝老爷子觉得文人屁股翘得太高，对他不敬；于是，或小试牛刀，或大开杀戒，总之，是皇帝在玩知识分子。
这一次，却是这四位其实也一把胡子的“少年鸡”，加上那似乎不应是小人的沈括，联手起来，要除掉这位大师。他们急了，要是这棵大树长到顶天而立的地步，还有他们的活路吗？小文人要算计起大文人来，那绝对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将刀一直攮到心窝里，使其立即毙命的。
文字狱，文字狱，就是要从文字中找出罪证来送进牢狱。
舒，是行家，在列数苏轼罪状后，说：“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建议神宗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
李定，明确提出苏轼该杀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以上均引自《乌台诗案》）
沈括，也是一个很能出卖朋友的家伙，据《年谱》：“括先与先生同在馆阁，先生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先生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即签贴以进云：‘词皆讪怼。’后李定论先生诗置狱，实本于括云。”由此看来，受神宗之托的老朋友都靠不住，那么，苏轼出狱后“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觉悟，不和你们玩了，说明大师通过这次教训，对他身边小人的认识，可谓既深且透。
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元丞相脱脱著《宋史》，在《苏轼本传》里，有这样一句话，是抓住了这位诗人一生倒霉的本质的：“（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
在这种忌恶挤排的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人”，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那几位文人型的小人，对于东坡先生才能之大的嫉妒，声名之大的敌视，成就之大的反感，影响之大的抵触，以及他自谓的“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达到自由王国的快乐之大，简直到了切骨仇恨的程度，因此，从牙缝里蹦出来的，只有一个字：“杀！”
幸好，宋神宗赵顼，还算清醒，刀是举起来了，但没有落下来。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赵姓皇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而宋授欧阳修、范仲淹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司马光、王安石更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已成为豪门大户，贵族人家，对于文明的趋附识鉴，对于文化的感知呼应，对于文化人的亲和凝聚，是那些农民或流氓无产者为帝王者，所不具有的。因此，无论这几位卑贱小人如何蛊惑，如何煽动，如何上纲上线，如何夸大敌情，神宗就是不上轿，就是冷处理，就是要将这个人犯，处于他的特别保护之下。
要是换个皇帝试试，苏东坡早就没命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之一中，这位出狱的乐观主义者，如此写道：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吵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在中国文祸史上，乌台诗案，是惟一以喜剧收场的文字狱。如果，那些小人得手，如果，神宗真的被激怒，如果，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了苏东坡的话，这座壮丽的文学华厦真有坍了一角的感觉。
货殖两题
韩少功
＇作者简介＇韩少功：男，湖南长沙人，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集主要有《韩少功文库》（十卷）。首倡“寻根文学”，每一部重要作品在新时期文学中都有开创意义和独到的价值，至今仍吸引着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先人对经济事务并不鄙夷，亦非无知。早在公元前，“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司马迁语），其繁荣程度大概不在希腊和罗马之下。白圭、计然、朱公一类大实业家名声远播，连孔子的门徒子贡也很会做生意，商队有“结驷连骑”之盛，足与各国王侯“分庭抗礼”，事迹载于《史记》。墨子对于生产，管子对于流通，都留下过丰富知识和精深论述，可算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即“货殖”之学。只是这种经济学不那么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更不像现代某些经济学家夸耀的那样“不讲道德”，而有浓厚的人本色彩。其中有“本末”论：倡“本”富、容“末”富、斥“奸”富，是就经济的手段而言；又有“齐民”论：“齐”者，均也，同也，共同富裕也，是就经济目的而言。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一部农业技术书，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