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向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象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的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象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
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几天以来,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升腾一种新的雄心壮志。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悠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300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它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首先是资金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有其它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公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哩。
他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别的公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原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当时俗称“夸富”会)。
这一天,原西县城一片热闹。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场。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部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在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象状元兼驸马。人们都新奇地想挤前去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夸富”大游行开始了。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满头大汗地跑个不停,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这些被召来的是全县最著名的乐人,唢呐上挽着红绸花,一个个都大显神通、腮帮子鼓得象拳头一般大。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价喧吼。四面八方鞭炮声聚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象些新娘子似的。“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都搁着一架“飞人牌”缝纫机——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喜”字。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它们跟在马匹后面,象乌龟般慢慢地爬蜒着。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
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
第二十八章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
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象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过罢春节不久,他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王满银倒也算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
不论怎样,这个逛鬼总还有点人味,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给他们带点外面的新鲜玩艺。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他,热爱他,盼望他回到他们身边。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想往——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呆几天。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更重要。
孩子们也渐渐明白,最苦的要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