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的朋友们的建议能让《译林》焕发新的生机。
石坚（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在四川大学和学校的收发室对《译林》做了一个调查。《译林》的读者主要是一些老读者，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从创刊号一直阅读到现在，一期未落。我了解到的校内校外的读者群一是知识分子，一是公务员，他们大多受过本科以上教育。《译林》今后要培养读者群，在高校，可以出短篇小说的口袋本，定价能让大学生接受。
秦明利（大连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关于培养新读者群的问题，从学校的角度考虑，杂志不妨拿出某一个栏目，让学生参与。现在各高校都在陆续设立翻译专业，《译林》可以与高校教学结合起来。外语专业现在是中国高校的第一大专业，学生有几十万。《译林》可以搞一些活动，像翻译竞赛等，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新的读者群。
刘世生（清华大学外语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林》虽然遇到挑战，但与其他文学刊物相比，发行量还是首屈一指的。我和爱人在大二时就非常喜爱《译林》。是《译林》成就了我们的一段姻缘。现在我女儿大了，她也在读。针对目前市场的变化，我有两点建议供参考。一是高端介入。现在的翻译太多，评论较弱，比例不是很恰当。评论要跟上翻译，中英文翻译评论可以共出，这样知识界会欢迎。二是进一步扩大市场。能否考虑出双语版本。
谭晶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林》创刊有27年了，中国社会在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译林》的内容如何适应当下读者的需求？现在各个文学杂志都在考虑这个问题。除了英语之外，其他语种的作品也应该加强。国家语委多次要求高校加大小语种的建设力度。另外，《译林》一直是长篇小说主打，现在能否考虑在题材方面做些调整，每期杂志有一两个热点文章，以吸引读者关注，带动杂志的热销。我比较关注日本的出版市场。他们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黄源深（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营销是非常重要的。营销要多元化，很多学外语的人都想做翻译家，可以搞《译林》杯大学生翻译竞赛，进一步提高《译林》的影响。
虞建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经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林》的特色是它的长篇小说，喜欢它的人是因为它的长篇小说，不喜欢它的人也是因为它的长篇小说。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出现了像手机文学那样短小的文本。如何适应变化的形势，又不失去自己的特色？像《达芬奇密码》就有大量的读者，说明长篇小说还是有市场的，还是有许多人在看。有的人喜欢读精短的，有的人喜欢长篇的。版式上能不能尝试变化，把短篇小说排在前面。
王守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尽管有困难和挑战，但《译林》的发展还是很好的。《译林》对国外当代文学的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写20世纪世界文学史时，《译林》给了很多的帮助。关于《译林》与高校的合作，一是可以与高校联合举办一些文学研讨会。《哈利·波特》、《指环王》和《纳尼尔传奇》等非常火，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的题目。二是翻译奖，这个事可以继续做下去，问题是怎样扩大参与度。营销很重要。现在高校在校生2300万，怎样想办法，让他们关心翻译，参与翻译，这里面大有可为。翻译竞赛定位不能太高端，也不能太低端。选材要恰当，不要太长，当然选文要有区分度。
王宁（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一，选题上确实要开发。抓住一个好的选题，做足文章，会带来很好的效益。二，关于营销。现在清华大学MBA、EMBA的毕业生非常抢手，他们当中许多人是营销的高手，非常受企业的欢迎。三，翻译奖问题。除戈宝权奖以外，能不能找一些企业赞助，开辟新的翻译奖。四，培养读者群。除了外语专业的学生，理工科的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喜欢外国文学。大学生是个很大的市场，此外，白领也是一个大市场。抓住白领市场后，会带来广告。五，电子出版物。国外一些刊物已经以电子刊物为主，以纸质刊物为辅。电子刊物也有很好的赢利模式。
章祖德（译林出版社原社长，编审）：下一步杂志该怎么办，我认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定位和细化的关系。通俗文学的定位不能变，但怎么扩大我们的读者面，有些东西要细化。实际上，《译林》杂志已经做了，如现在出增刊，做长篇小说专辑。下一步要进一步细化，要照顾到比较多的受众面。二是保持特色和题材的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比如黑幕小说、惊险小说、推理小说等是我们的特色，现在的大部分读者就是冲着我们的特色来的。但是，题材还可以多样化，可以通过出增刊、文萃等形式来实现，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三是提高本身质量与加强营销的关系。以前杂志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包括与专家、学者交流，举办一些大型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扩大《译林》的知名度。现在不少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译林》这本杂志。我们宣传自己不够，这需要反省。就营销来说，2000年后，社里开始不断摸索，大家越来越体会到搞各种活动的重要性。另外，《译林》要更上一层楼，人力要加强，工作要细化，这样各位提出的好意见才能得到落实。还有，我们要戒浮躁，耐得住寂寞。我们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或者说，首先是做出版家，其次才做出版商。中国需要有这样一本杂志。我们不能因为一部分读者口味变了，就去完全迎合他们。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办刊宗旨，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市场有许多东西是不可预测的，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危机感。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人们难免有一种发展的焦虑。有了太多的焦虑，就会不停地改，读者就会有意见。我们不要完全跟着市场转。改革开放初期文学杂志的空前繁荣不会再出现了。《译林》发展到今天，有今天这样的成绩，还是值得骄傲的。光做长篇小说很不容易。能不能在大文化这方面做些文章。比如，现在外国人来中国旅游，他们写的游记在国外卖得很好，我们应该引进。
刘文飞（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俄文室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是俄语专业的。以前好像有读者说不喜欢除英语之外的长篇小说。今年第四期《译林》因为俄罗斯年出了个“俄罗斯文学专号”，我特地留意了它的销售情况。我本来担心它的零售会受影响，但事实上卖得很好，我家门口有个报刊亭，我去的时候，这期《译林》已经卖完了。我夫人在人大教俄语，她的学生中有四位买了《译林》。看来英语国家以外的作品未必没有读者。我注意到那四个购买《译林》的学生全是女生，《译林》的读者群中女性可能比男性多。这可以为杂志以后选材时做个参考。
郭宏安（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希望还是要把《译林》最根本的东西守住。一定要有所坚持。坚持什么呢？初衷不能改变。《译林》的重点是现当代文学，今后历史会给予它公正评价的。不能为一时外部的干扰而弄得魂不守舍。至于短篇，应该包括随笔一类的东西，随笔在国外是一种传统，有很强的生命力。几万字的小长篇也要加强。培养读者的同时，也要培养译者。现在翻译奖的声势太小。
王理行（译林出版社副编审）：我以前多次讲过，到现在也非常坚定自己的看法。文学读者的减少是不可抗拒的，外国文学读者的减少更是这样，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也在萎缩。《译林》凭着多年来的特色，保持到这种状态，已经很不容易。从《译林》的内容来讲，读者的口味在不断变化，办刊人对此要有深入了解。大多数读者是把《译林》作为一个有一定品位、有一定档次的杂志来看待的。变化是必须的，但要慎重，长篇小说的改变更要慎重。
程爱民（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译林》作为一个品牌，做出来后要保持，不要做太大的变化。各人的口味不一样，可以做一定的调整，但不要大动干戈。翻译要与外语学习结合起来。搞一个子刊，把好的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做成口袋本杂志。这样会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至于翻译竞赛，可以换一种操作模式，比如分赛区、委托高校举办等。
殷企平（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需要努力。一方面要保持杂志的特色，一方面要不断修补——我喜欢用修补这个词。春风化雨可能比疾风暴雨的方式要好一些。换一句话说，就是迈小步不停步。用热情去办，杂志一定会办好。与高校的合作包括研讨会、翻译竞赛，此外，能不能为外国文学的教学做些贡献。学生不爱看文学，其中一个原因，是教师在教学中缺乏有效的手段。有些教学是适得其反，扼杀了学生的文学兴趣。外国文学怎么教，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们是不是一起开研讨会、开论坛。这个问题解决的话，今后的读者群就会扩大。最大的营销还是口碑。好的东西必须是有吸引力的。我们的青年爱上了文学，《译林》就会有很大的生命力。另一就是门户网站的问题，《译林》可以和高校合作。
赵燮生（译林出版社编审）：《译林》创刊伊始就确立了它的宗旨，以刊登外国当代优秀通俗小说为主。20多年的事实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