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保在巴贝尔施特拉斯的独家监狱一哥伦比亚一豪斯，或者像粗俗的叫法，“哥伦布的洞窟”。
当然，这与我们后来经历的相比仅仅是个开始，但确是这样开始的，我想用几句话来表达一下我个人的印象。我问我的一个同行：“请问，我到底是在警察机关里还是简直是强盗窝里？”过了两天之后，我得到了回答“您是在强盗窝里并要准备干任何事，您要经受的事情还多着呢。”
问：您刚才所说的是在个人感受的基础上认识到的吗？
答：我不仅仅是以个人感受为依据的，我从一个当时也在秘密国家警察工作的人那里听说很多事情，他提供的情况在我的证词中将起重要作用。这样，当时秘密国家警察召来一位最著名的刑事调查专家，某个叫阿图尔·奈比的刑事警察总监，他也许是旧普鲁士警察中最出色的一位刑事调查专家。他是旧普鲁士督察的反对派，并加入了纳粹党。结果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人在目睹了警察局发生的事情之后内心经历的转变。我想，在此说明奈比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派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他一直坚持反对派的立场，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后接受绞刑。
1933年8月奈比从现在的被告戈林那里接受了杀死格利戈里·施持拉塞的任务，要求造成一起车祸或者速捕他。这次委派使奈比震动很大，他不想执行这个委派并要求帝国办公室解释委派的理由。帝国办公室回答他说，元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任务。此后，奈比被请到戈林那里，他们严厉地询问他并责难他，最终戈林认为经过所有这些申斥之后还是提升他为好，以便让他保持沉默。
问：1934年6月30日发生了称为罗姆叛乱的事件。您朗简要地描述一下这次叛乱发生前的情况吗？
答：我应当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罗姆叛乱。6月30日只不过是戈林和希姆莱的叛乱。我能说明这阴暗的一章，因为我在内务部警务司研究了这一事件，希姆莱和戈林用无线电下达的命令都到了我的手里。最后一个命令的报文是“根据戈林指示，应立即销毁与6月30日有关的所有文件。”我当时擅自将这些文件放到我的保险柜里。我不知道文件保存下来多少，这取决于被告卡尔登布龙纳的本事。我还是相信能找到它们。我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声称，6月30日冲锋队没有开一枪。冲锋队没有参与这次叛乱，然而我并不想以此来为冲锋队的领导人开脱罪责。6月30日不该死的冲锋队领导人一个也没有死。但是6月30日的局势是一方是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而另一方则是以戈林和希姆莱为首的冲锋队。他们关心的是6月30日前几天冲锋队的领导人都放弃了休假。希特勒正是于6月30日邀请冲锋队领导人到维西小城开会。他们一下车就发现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就去了事件的现场。
所谓慕尼黑叛乱的过程是这样，慕尼黑的冲锋队基本没有参加叛乱，当他们从慕尼黑出发时．所谓叛国者们都已长眠不醒，不可能像希特勒和戈林说的那样，前一天晚上在慕尼黑似乎发生了一场叛乱……
午休时间一过，施李里茨就把这些报导还给安赫尔，并征得他的同意，明天或者下周读完吉泽维乌斯的供词．就回去干自己的工作。
一小时后有人给安赫尔打了个电话，他忙乱了一阵，说要出去两个钟头，然而这时施季里茨也没有去动文件夹，只是等到安赫尔回到档案空，他看完了最下一层搁板，并转而看第二格时，他才把这个文件夹放到桌上，因为现在他还对文件夹无动于衷就会对他不利。
翻开第一页，他既完全确信，文件夹是塞给他的，因为附纸上写着“文件是在搜查阿根廷公民奥古斯托。卡尼利亚时得到的，他涉嫌为俄国秘密机关工作。不得泄露。”
且慢，施季里茨对自己说，那么说，他们怀疑我是和怀疑缪勒出于同样的原因啦？
抑或我掉到怀疑的迷魂阵里啦7他们是应该全面考察我，这是他们的权力。我何必惊慌。我在此前所做的一切都体现了美国人的利益，难道不是吗？是的．毫无疑问，但是美国人掌握所有这些文件，这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何必大惊小怪呢？
可在这儿，那些对这份文件感兴趣的人直接提醒注意，又是为了什么？是要我搞一个副本？然后交给联络员？
他翻过附页，聚精会神地读起这份关子纳粹在阿根廷的据点的文件。
这材料当然是有力的一击，施季里茨想，但是为什么—定是俄国情报机关对之感兴趣？难道说美国机构对拉丁美洲的纳粹分子的命运不感兴趣？为什么这份材料这样不经意地，但又是明显地塞给我呢？
他把文件夹往柜里一扔，以使安赫尔能看见，然后看了看表，请安赫尔允许他早走一会儿；肯普说得对，天要变，我的后脑勺也快裂开啦。
他叫出租车停在公司大楼旁，后面没有任何人跟踪，尽管从他接触阿根廷文件来看，应当有人跟踪。他叫司机拉他去普拉多博物馆，每当他需要彻底考虑什么的时侯，他就到这里来，没有什么能比大师的作品中蕴合的沸腾感情更能激发逻辑分析能力，这就像热与冷的对立，促使你感到自己蓄足了劲儿，准备着行动……
……施季里茨觉得，他是独自一人在博物馆里，参观者非常少；绘画旁很少有人；宁静；自己的迈步声好像是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啪哒作响。
施季里茨从埃尔·格雷柯的展厅走出来，在门框站住，转回身去端详。他想，埃尔·格雷柯总是用暗绿色的调子，把人画成低首垂眉的样子，并且你得承认这种姿态是十分自然的，远非每个天才都这样，而只是绘画哲学的创始人才会有这样的命运；在埃尔．格雷柯之前没有这样的东西；甚至圣像上也没有这样的画渤在他的画中可以学会思考，亦既学会勾画未来的蓝图，而不仅仅理解创造了他个人的时代。
他来到定廊，知道在去出口的路上可以在牟利罗和苏巴朗的画旁耽搁一会儿。在这个阴暗的走廊里步履并不作响；感到一种中世纪拱顶下压抑的沉静；当他还是小孩子与父亲在苏黎世的时候，他经常向往生活在狮心王理查的时代。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那些朗和他谈得来的孩子，而那是不多的）都向往生活在过去？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就要过时，这就像睹博一样；但所有的、孩子都向往生活在骑士竞技、马战、国王的火枪手的时代。只是不知为何年幼的孩子们常常忘记宗教裁判所，其实他们也不了解宗教裁判所，学校教这个内容时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何必贬毁梵蒂冈，信仰是永恒的，宗教裁判是个别的，是令人遗憾的局部，不要翻旧帐，心中没有神圣的东西就无法生活，宗教高于父母，尊重它吧！
他走进陈列牟利罗和苏巴朗的绘画的大厅里；传来铃声——工作人员正在提醒最后一些游客，参观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是，施季里茨并没有走向出口，而是急忙向后退并将身子贴在门框上，因为他看见了肯普，后者站在一个黑头发的高个女人身边，正很快地对她说着什么，但做出的样子却使看见他们的任何人都想不到他们是相识的。女人面向绘画端详看，而肯普装作欣赏另一幅油画的样子，他侧身对着女人，如果有人站在入口处观察他们，谁也不会看到他嘴唇在动；再说肯普根本不会想到施季里茨在观察他们；他完全确信，博物馆已经没有别人；他最好快点对她说完话。施季里茨想，这显然是交换情报。万—有人把我从这儿进出来让他发现，那我就没多长时间好活啦。这个女人是什么人？联络员？执行者？她不太可能是头目，太年轻啦。显然是联络员。她的穿着不是欧洲风格的，不像美国女人，不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加拿大人。最好快点走开。在情报工作中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饶恕那些尽管是无意的，成为接头的见证人的人。
肯普说完了，他向出口走去，女人转到大厅的另一面，在牟利罗的画旁站下；朗丁朗博物馆的指南手册，找到了对这位画家的说明；施季里茨耐心等待肯普走出博物馆，然后不慌不忙地在画旁走过，迅速地向女人读过的手册扫了一眼，——文字是英语。
他在书亭旁耽搁了一会儿，买了两张明信片；应当结肯普走开的时间；他等着女人下了楼梯，直到这时才慢慢走向十八世纪制作的沉重的大门，表面看起来推不动，实际上远非如此；装置是气动的，这庞然大物不仅对一只手，而且对一个手指头都很顺从。
为什么你不郑重地和我谈一谈呢，肯普？施季里茨想。你早就该跟我进行这次谈话啦。我全都懂，自制力，善于利用局纸使你的谈话看来十分自然，有必要描绘一下我的心理形象，假如还没有画完，还耍等待指示，如果那些下命令的人还活着。这我都明白，但你为什么迟迟不动，肯普，这是不合规则的，因为这妨碍我考虑各种可能。我怎么帮助你，啊？
他再一次看了看问广场走去的女人；机警地跟在她的后面，他一直跟到塞拉诺路；等她上了电梯，他就去察看居民表，第七号房间没有对应的姓名，是空的……
……第二天他搞清了，在七号住所住着一个操英语的人，他叫波尔．罗门，是个可爱的入，在经济部门工作，慷慨大方，最近彻底戒了酒……
那天，三点刚过一点儿，在秘密警察局工作的埃洛尼莫在过去的格兰——维亚的“佛罗里达”餐馆找到了罗门；波尔现在经常在这里约会克丽丝塔。“这里散发着往事的气众”有一天地对她说，“我在这里感到我们林肯营的人的存在，海明威，帮助西班牙人反对佛朗哥的俄国人，还有安德列。马尔罗。这里是清洁的，别看秘密警察经常在这里布哨：从长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