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洗涤剂，要用下边的碱水。女人来到胖子面前，在胖子的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口，老公，我去后院小玲家打会儿麻将。女人抖了抖栗色的披肩头发，哼着歌走了。
胖子脸上泛着油亮的红光，有些羞涩地闷头连抽了几口烟，才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自言自语道，我还头回看到有人跑小胡同里找工作的呢。你小子够机灵的呀。
二
第一次出远门的田韶山当然不会像胖子说的那么机灵。田韶山到小石桥胡同是来找赵可为的。春节后不久，赵可为来信说，他现在不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了。而是去鼓楼附近的小石桥胡同的一家家常菜馆打工。老板说了，只要好好干不偷懒，不出三个月就可以提拔他为“水案”（相当于厨师的助手），表现好，再过半年当厨师。赵可为还劝田韶山，等过了春播时节来北京找他，他保证帮田韶山介绍份工作。去年，赵可为在北京的望京地区风吹日晒，盖了一年楼，可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才拿到一半的工钱。年都没过着，还提心吊胆憋了一肚子气。所以，今年赵可为重返北京就多了个心眼。他没有随大流回工地，而是通过朋友介绍，找了个干饭馆的活计。虽然，当饭馆的伙计挣得比在工地拿到的一半工钱还要少一些，但可免受不少皮肉之苦，况且，这份工作有前途，想想用不了一年就可以当上饭馆的厨师，到那时，脖子上搭条白毛巾，在炉火旁煎炒烹炸地掂着大勺，还是蛮神气的。
春播过后，田韶山闲得慌，就跟父母商量，也要到外面闯一闯。其实，田韶山的父母早就有心让他出去闯了，只是苦于这孩子生性老实，蔫蔫的，是那种一扁担压不出个屁的性格，人又长得瘦弱，不放心。在农村，田韶山都时常被同伴们欺负，这要是到了大城市，指不定得吃啥大亏呢。可如今，村子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小伙子几乎走光了，再不出去闯闯，这孩子往后恐怕更窝囊，更“熊”。前些年，村子里出去打工的大都是些三十来岁的壮小伙子，他们拖儿带女，生活负担重，不出去打工挣两钱，没有活路。渐渐地，他们的女人也开始张罗出去了，丈夫去哪儿打工，媳妇就跟到哪里，然后边带孩子边支个小摊。混得好的，还把孩子送进农民工子弟学校去念书，一家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成了城里人。也就是这两三年，不论姑娘小伙子，只要中学一毕业，就呼啦啦地卷起铺盖往城里涌，好像他们毕业之后顺理成章被分配到城里工作一样。城里人叫他们民工或农民工，他们不在乎，他们才没有闲工夫研究这些所谓的称呼呢。只有那些吃饱了撑的闲人——具体地说，是那些耍笔杆的人，才整天为他们的称谓争吵不休呢。他们到城里是来挣钱的，只要能多挣俩钱，甚至只要别老欠着拖着，别不认账，就知足了。
田韶山从老家辽宁省昌图县出来时，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裳，和一些必要的日常用品。父母好说歹说，才又塞了套薄被子，刚好塞满一条编织袋子。田韶山先坐大客到沈阳，又从沈阳连夜转车来到北京。火车到北京站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一路上，田韶山很饿，但看到火车上只有一条鸡腿的盒饭卖十五元，就忍了，只买一瓶娃哈哈充饥。他想，等到了赵可为的家常菜馆，吃一顿免费的午餐。赵可为在饭馆打工，到那里解决肚子问题应该不算啥问题。就是吃一顿大鱼大肉也说不定呢。田韶山这么想，是因为赵可为在信中的语气，给人感觉，他在老板面前挺吃香的。赵可为上学时就聪明、机灵，老师和长辈们都这么夸他。他们还说，如果赵可为好好学习，考大学没问题，考北大清华也说不定呢。不像田韶山只会死记硬背，脑瓜子一根筋。但赵可为偏偏不爱读书，上课时总像火燎腚似的，一会儿也安稳不下来，他把自己的聪明机灵劲儿，都用到了下河摸鱼、掏鸟窝上了。尽管如此，赵可为初中毕业还是考上了县二中。但赵可为却笑嘻嘻地说，上县一中还差不多，二中就算了。说完，第一个打点行囊像只鸟一样冲向了北京浓密的丛林。
田韶山按照赵可为在信中留下的行车路线，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小石桥胡同，又顺利地摸到了20号的门牌。可那家朝向街边的铝合金落地拉门紧闭着，也没有欢迎用餐之类的字样，甚至门顶处连块牌匾都没有，光秃秃的，像一户普通的住家。
田韶山怔在那里，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敲了敲窗玻璃，听里面没有回应，又暗暗加了点劲。这时，里面有人哑着嗓子问，谁呀？是一个女孩的声音。田韶山咳嗽了一声，我找赵可为。落地门拉开一条缝隙，一个女孩眼角还挂着一大坨眼屎，不耐烦地说，这么早来敲门。我们这里只洗头不剪头。田韶山近乎讨好似的说，我不剪头也不洗头。女孩这才警觉地打量着田韶山，那你想干什么？田韶山说，我找个人。女孩问，找谁？田韶山说，我找王蒙老北京家常菜馆的赵可为。女孩生气了，哗地把落地门拉到底，探出头，瘦瘦的胳膊指着门前的红蓝白相间的圆柱形玻璃罩说，你这人有病呀，睁开眼睛好好瞧瞧，这是饭馆吗？这是发廊，懂不懂。
田韶山解释说，赵可为说他在小石桥胡同20号的王蒙家常菜馆上班，是他让我来找他的。田韶山拿出赵可为写给他的信，想递给女孩。女孩把信扒拉到一边，看都没看，打了个哈欠。田韶山觉得女孩的口气很臭，有股臭鸡蛋的味道。女孩伸了个懒腰，说，我们这家发廊才兑下来不到一个月，以前这里是干啥的我不清楚。也许是个饭馆吧，但现在不是了。你要是累了想休息，我可以帮你按按摩，很便宜的，一个钟才三十块，怎么样？女孩的双手在空中挠了挠，还冲田韶山抛了个媚眼。
这时，一个睡眼惺忪、脸上长着雀斑的女孩也凑过来，乐乐，别跟他啰唆了，我还想再睡会儿呢。说完，哗的一声将落地门关上。差点挤了乐乐的手。乐乐生气地说，你丫能不能小点劲，跟个母老虎似的。雀斑女孩说，你愿意跟他胡扯到外面扯去，你看他那个样子，不是瞎耽误工夫嘛。
田韶山听到门里的两个女孩继续争吵着，声音越来越响，就后退了一步，怀着几分歉意地站在路中间。他看见胡同深处有两家挂着大红灯笼的饭馆，走过去一看，一家是重庆串串香，另一家叫成都小吃。并没有老北京家常菜馆的字样。可田韶山还是心有不甘地进去打听了一番。此时，正是饭馆上人的时侯，年轻的女服务员个个行色匆匆，仅仅摇摇头，便把田韶山打发了出去。
这下田韶山傻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千里迢迢赶到北京，赵可为却不知去向了。在这座人海茫茫的大都市，他除了赵可为不认识任何人，这该如何是好？田韶山继续无助地在胡同里茫然搜寻。直到走进这家光秃秃、没有任何招牌的露天小饭馆，才算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三
露天小饭馆有名字，只是写在里屋墙壁的营业执照上，没有挂出来，叫雪梅冷面店。雪梅是老板娘的名字，老板娘姓张。胖子，也就是老板也姓张，叫张国光。但无论老板娘还是小饭馆的常客，都管张国光叫胖子。当然，田韶山除外，他管张国光叫老板，管老板娘叫大姐。
田韶山曾问过胖子，既然叫冷面馆，怎么又卖上刀削面了呢？胖子憨笑着说，说来话长。当初我刚从东北过来的时侯，一门心思想开家冷面馆。冷面是咱东北的特色呀。可北京人和外地人都不认，说吃冷面胀肚不经饿，也没啥营养。后院有家煤场子，送煤的全是山西人，就干脆改卖刀削面了。冬天的时侯，这帮“老西子”说，大冷天的，你家还“雪梅”，想冻死我们啊。我和你大姐想想也是，就干脆把牌子摘下来，撇房顶上了。没敢扔，怕万一工商来检查找事。
小饭馆的屋里只能放得下一张长条桌和几把椅子，客人来吃饭基本上都坐外面。即使冬天也如此。人们端着碗，站在炉火旁，边烤火边吃面，还显得挺热闹。只有下雪天，大伙才全都挤到屋里，像冰天雪地中的企鹅一般，胸贴胸背靠背，边骂这鬼天气边小心翼翼地端着碗，生怕被谁刮了碰了，将宝贝似的刀削面撒到地上。
每天中午，是小饭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侯。一般要从十一点忙到一点半。一点半过后，偶尔也会有一两个骑着板车的人，脸上挂着花猫似的黑道道，上了台阶便喊，胖子，来碗刀削面，大碗的，多过两遍水。他妈的，老子都忙晕了。边说边自己到后厨去打水，洗脸洗手。有时，胖子懒得动，屁股在椅子黏半天才吱吱扭扭地站起身，脸上的表情也颇不情愿。来人便笑嘻嘻地去拽他，求求你，先别摆谱了，就当哥们儿求你了，还不成嘛。说完，还冲胖子直作揖，好像他是来白吃胖子的刀削面的。
胖子这才不慌不忙擎起桌子上的面团，慢悠悠地削起来。两点一过，把两个炉子封起来，这时，你就是求爷爷告奶奶，胖子也不伺候了。但胖子从来不跟人急，你唠叨烦了，他调头就走，回自己的出租屋去了。有人便在胖子身后破口大骂，胖子，你丫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开个破鸡巴面馆嘛。老子以后再也不来了，咱们煤场的人不来，你丫早就“黄铺”了，操！反正什么解恨骂什么。奇怪的是，这些人第二天屁颠颠地还来，只是时间上提前了。见了胖子跟昨天啥事都没发生一样，照样笑嘻嘻地一口一个胖子地叫。胖子也照常一脸憨厚地笑，面照常刷刷刷地削。
其实，胡同里口的成都小吃并不比胖子的刀削面贵到哪儿去，一碗鸡蛋汤，加一屉包子，才四块钱，量跟大碗刀削面差不多。与胖子的小饭馆相比，成都小吃完全可以用窗明几净来形容。但拉煤的人偏说吃不饱，说还是胖子的刀削面实惠。胖子笑着说，别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