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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部没有拨码盘的电话响了。
将军听到电话铃声，习惯地战颤了一下，神情严肃起来。坐在对面的上校忽然感到，仅仅两年的功夫，奥夫钦尼科夫却变得苍老了许多。
“这么说，制造假象的说法已经排除了？还要再研究研究……我看，情报不会不一致。”
奥夫钦尼科夫放下听筒，高兴地说：“上校，看来，我们不白吃饭。上天有眼，我们不白吃饭。军事侦察机关抓到两个‘舌头’，正在审讯。根据初步情报判断，德寇进攻的日期和突击方向，也就是我们同志搞来的情报，已经得到证实。如果是这样……佩斯科夫斯基大尉……您记得，我们还怀疑过他呢！他干得真不错……总的说来，全组都……还是先不忙着说，再等等……”
盖在心里笑了：“奥夫钦尼科夫怎么说‘我们怀疑过他'？为什么说‘我们’？他也许还记得我们头一次的谈话。没什么…首长的小毛病，应该原谅。”
“将军同志，我们是一直信任佩斯科夫斯基的。”
在敌后所获得的情报，以战时最快的速度从游击队营地送往游击运动司令部，从司令部又转送“中央”。
后来，这个情报同目力侦察、仪器侦察、以及秘密侦察所获得的其他许多情报，同“舌头”的口供做了对比。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能够估计出德宏在奥尔洛夫一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发动进攻的时间，误差不超过１小时。
多年后，德国将军将会在回忆录中追述，类似的侦察行动，任何一个侦察机构都从来没有成功过。
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特殊的品格，鲜明的观点，他们都有一颗刚强的心。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为之服务、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沙根·姆纳查卡尼扬就是这样的人，纳季姆·鲁斯塔姆别科夫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那些已经为人熟知和暂时尚未被人知晓的成千上万的战友们，也都是这样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没有谁能比捷列扎村的那个自修艺术家说得更好。在肃反工作者阿尔谢尼·佩斯科夫斯基的墓碑上，他用油彩端端正正地写道：“为了祖国天长地久，纵使我们的生命短促。”
“叶夫格拉弗，我懂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是，我要等着你。需要多久，就等多久。亲爱的，你记住，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现在，你的一部分已经和我同在一身。我们一起等待着你，你明白吗，亲爱的！”
“我明白，维罗尼卡！上帝保佑你，这次不会太久。”
第四部 第一章 从四层楼上看盟军会师
1945年４月底的一天早上，在柏林西面的某个小城镇里，代号为“变幻”的两支队伍的残部来到一座半截倒塌的百货公司里避难。这座百货公司不久前还是中心广场的点缀。他们登上四楼——“日用百货品部”——构筑防栅，把轻机枪放到窗口。
他们一共８个人。有的相识已久，有的则初次见面。他们聚到一起是为了集中力量，必要时，进行最后一次战斗。
其中有３个人已经50开外，脸上满是刚刚经受过的遭遇所留下的痕迹，他们准备冷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有两个人只有16——17岁，他们神色惊慌，极不自然地挺着胸，两颊泛着红晕；其余３个人都十分镇静，虽然他们身穿便装，但很可能不久前都当过兵，早在战火还没烧到德国心脏之前，便已经嗅过火药味儿了。
在这３个人中，有一个名叫埃贝哈德·蔡费德。他身材高大，面孔窄长，脸色阴沉（他们刚刚相互认识，因为对能不能活着从这里出去没有把握，所以互相交换了自己亲人的地址）。他挑起指挥这个小组的担子。
“先生们，检查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好，谢谢，1、2、3……5个手榴弹，4枝手枪，两门火箭炮。每个人有多少发子弹？好。我本来以为要少得多。我们还有东西来迎接客人。现在…我看，咱们可以加点儿餐，评价一下百货公司负责人的预见性。”
最后上楼的几个人，从地下室搬上来一箱莱茵葡萄酒、一圈荷兰干酪和一些杂碎香肠。这是公司老板为自己准备的“应急之需”。蔡费德蹲到酒箱旁边，把细长的小折刀插进软木塞，又轻轻地转了转瓶子，十分灵巧地打开了瓶塞。
蔡费德打开了８瓶，然后对一个仪表端庄、溜肩膀、手中总是拿青一只鲨鱼皮公文包的胖子说道：“策德拉格先生，我象对长者那样敬您一杯……请您当主人吧。”
“先生们，我唯一能做的……缅怀我们刚刚失去的几个人，这是我们的义务。他们为我们作出了效忠于祖国和元首的榜样。让我们大家起立，祭奠他们的英灵。”
全体起立，嘴对着酒瓶扬头喝了起来。
……
大约一小时前，法西斯卫戍部队同勇猛、无所顾忌地开进城的美军有过一场短促交锋。
在窗口放哨的是一个30几岁的人，脸上满是煤烟黑。他向两个不相识的人自我介绍是弗里德里希·奥默尔。他看见一辆停在广场中央的卡车，上面挂着用德文写的横幅：“请德军各位官兵先生把武器交到这里，再到拐角的学校去登记”。奥默尔放下望远镜说道：“给这群吓得屁滚尿流的家伙来一梭子才好呢；”一群群士兵正慢慢腾腾地从房屋、胡同里走出来，把步枪和自动步枪扔到车子上．站在汽车蹬子上的黑人下士班长，嘴里嚼着口香糖，十分得意地数着俘虏。
佩斯科夫斯基在慢慢地、费劲儿地回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见过这个奥默尔。他心里很窝火。“我难道老了？以前，我是很会记人面孔的……”他不住地看那个放哨的人，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战前的事，很可能是在慕尼黑。他没有引起我什么不愉快的回忆，也没有引起什么愉快的回忆。我们只、是碰过一面……但是，她记得他……等等，那是在剧院里，安内玛丽讲过他。这是迷恋安内玛丽的霍茨英格尔的朋友。对，对，这是弗里德里希·奥默尔，奥林匹克冠军，美茵河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儿子……就是那个奥默尔，只是变样了，好象不是过了5年，而是过了15年。”
……
弗里德里希·奥默尔认为，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不要胆怯，万一上天偿他一命，免得日后没脸见人。是的，他杀过人，同时也准备被人杀死…不过，他觉得，在战争只剩下几天、也许几个小时的时候丧命，这未免太不公道、太荒唐了。但是，还有另一种力量，一种高于天生就有的自卫力量，这就是准备至死效忠元首。
奥默尔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如果允许，我还想说一句话，”策德拉格说道，“这句话是对您说的，施密特先生（策德拉格转身对佩斯科夫斯基说），您冒生命危险救了我一命。那颗在您袖子上留下痕迹的子弹，本来是要落到我身上的……假如您不冲过来把我按倒在地……我不知道，上天还让我多活几个小时，但是我愿意说，只有品德高尚、勇于自我牺牲的人才会这样做…如果‘健康’和‘顺利’这些词此时此刻听起来不显得是一种侮辱的话，我本来会十分高兴这样祝愿您的。所以，请允许我象拥抱儿子那样拥抱您。”
策德拉格说着，便走到佩斯科夫斯基面前、用右手拥抱他，两眼紧盯着他的肩膀，略微停了一会儿。这时，他的左手仍然没放下那只公文包。
施密特显得非常不好意思。
“先生们。我们大家都准备接受自己的最后时刻，”他说，”不过，说这些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刚才在听策德拉格先生讲话时，我心里想，如果我们８个德国男子汉一命呜呼，即使打死几十个敌人，我们的孩子和亲人也不会感到快乐和幸福。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心，于德国还有用处。我想提议……这儿一共有15瓶酒，我们是8个人。剩下的7瓶我们来抓阄。谁没抓上，谁就会见美国人。这是今天对勇敢的第二次，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考验。我以为是这样。”
奥默尔转过脸来，轻蔑地瞥了施密特一眼。
两星期前，佩斯科夫斯基见到了盖将军。这次会面后，他只好放弃回国的念头，做长期打算。他本来觉得这个理想就要实现。
盖住在雷根斯施塔特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前一天，他同一名助手竭力不漏一字地收听在瑞士举行的一场象棋比赛广播。苏黎世选手向自己遥远的对手发出了４个马初次交锋的几步棋。棋本来下得很一般。可是下到第九步时，王所在的那半边棋盘上的象忽然出棋不凡，它象马那样一连跳过几个自己的步兵，直插敌后。这时，广播员念了３行４位数字。在农场里，这些数字同样十分仔细地被记录下来。
数字被译成文字后，在盖的记事本里，“乌戈·策德拉格”这个名字出现了好几次。下面便是几个城市的名称，有人在这些地方最后看到过他。
“我受委托通知你，”盖对佩斯科夫斯基说道，“你要求加入联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