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被译成文字后，在盖的记事本里，“乌戈·策德拉格”这个名字出现了好几次。下面便是几个城市的名称，有人在这些地方最后看到过他。
“我受委托通知你，”盖对佩斯科夫斯基说道，“你要求加入联共（布）的申请，作为例外，在你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已经讨论过了。你已经被接受加入共产党。祝贺你。现在我同你就象同一个共产党员那样谈话。”
盖将军要进行的一次谈话，是一次特殊的谈话。
战线越来越接近法西斯匪徒的首都，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战士们就要返回故乡，同妻儿、母亲团聚。自天他们被迫面对死神，黑夜不得安歇，但这一切就要成为过去了。差不多３年来，全国日夜盼望的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可是，盖却必须对佩斯科夫斯基说，他的战斗还不能很快结束。
“我受委托转交给你的任务，是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而且要冒特殊的风险……因为，完成这项任务同一般对这样一个侦察员的安排是矛盾的，这种侦察员……‘已经暴露了身分’，我们俩在脑子里都闪出这个念头。如果不是现在这种时候，你经过别尔哥罗德侦察行动以后，一定会在后方把你十分牢靠地保护起来．但是，法西斯战线正在崩溃，法西斯匪徒逃向自己的老巢。指挥部相信你有经验和才能，相信你能进入另一个角色。从今天起，你的工作、你的目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做你的猎获对象是一个叫做乌戈·策德拉格的战犯。他曾经在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活动过……有很多人命．他手中有份特工名单……他既怕别人，也怕自己人。根据现有的情报，他企图潜逃到南美洲，那里有人等他。这是个聪明、诡计多端的敌人。你知道，他曾经搞掉过我们两个特工，而这两个人都不是新手。他常常兜圈子，出冷门，把线索搞乱。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个很危险的对手。我们没有权利让他溜掉。找到策德拉格，不要放过他。这是你和找为把法西斯匪徒的残渣余孽从我们的国土上清除干净，而对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对孩子们应尽的共同义务。这是给你准备的证件，化名托玛斯·施密特，波罗的海沿岸某地中学教师。对于现在的身分你应该知道些什么……要牢牢记住。”
……
一小时后，盖掏出烟盒，找到一枝香烟，递给佩斯科夫斯基：“这是‘卡菲别克’牌香烟，你的家乡巴库出产的。只是烟嘴是另一种。现在你说说，有什么话要转告妻子和母亲？”
“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些什么，就转告他们什么吧……维罗尼卡就要临产了……让她不要担心。请允许我……离这不远有一个叫里帕的叛徒。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希望准许我……”
“忘记这件事吧，” 将军不客气地说道，“把他交给我们吧。现在，现在要谈和谁取得联系，以及联系的方法。”
分手前，盖打开了水壶，把白兰地倒在壶盖里，递给佩斯科夫斯基，说了一句完全不象一个肃反工作者应该说的话：“好吧，上帝保佑你！”
……
当佩斯科夫斯基说到“这是今天对勇敢的第二次，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考验”这句话时，他侧目睨视，发现站在机枪旁的弗里德里希·奥默尔十分激动地转过身来。在奥默尔的眼中，闪着掩饰不住的憎恶的目光。他确实什么也没说，克制住了。但是，大家把第一瓶酒喝完后，他会怎样呢？
“不管怎么说，他从心底里反对我提的建议。出过一次‘风头’的人…习惯于引人注目。我必须小心谨慎。策德拉格先生对我的建议会有什么合法？”佩斯科夫斯基把目光移向策德拉格，可是他已经不见了，不知到哪里去了。很可能跑到那堆锌桶后面去了。佩斯科夫斯基不慌不忙地跟踪而去。可是他刚刚走了５步，策德拉格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手中的公文包已经不见了。
“噢，您又跟上我了，我的神奇的救命恩人。不过，我有什么值得须受您这般关怀的呢？您已经监视我３天了。现在既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想问您，为什么您不向美国人开枪？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在策德拉格的眼中，闪现出一种居心叵测的目光。
奥默尔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喝完了一瓶后，伸手拿第二瓶，表示他根本不把抓阄的建议放在眼里，他决不会举手去找美国人投降。
从大街上传来爆炸声。炮手班把自动炮拖进被砸碎的肉店橱窗里，向对面楼房的第二层开火。对面响起了一阵自动步枪声。美国人不打算费力去强攻，决定用大炮把楼房摧毁。
炮的口径不算大，佩斯科夫斯基还没见过这种炮，但是威力惊人！炮手班是在明处打，躲在对面房子里的敌人把他们班长打伤了。于是美国人改变了做法，不再留枪林弹雨显本事了。小钢炮把对面楼房的厚墙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美国人射击完后，等到了一个不大的间歇，于是便围坐成一个圆圈，让指挥员慢慢恢复知觉。
“他们自己要吃一梭子，”奥默尔说，“你们看，多么好的靶子！”
“然后怎么办呢？”佩斯科夫斯基问道。
“管它呢……好象我们还有什么‘然后’似的。我们有的都是老早已经过去的事了。”
“奥默尔先生，您应该记住，您不仅仅为您一个人负责。”
“我宁愿记住另一点。记住元首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有人允许您投降了吗？”在奥默尔那张颧骨突出的面显上红一块紫一块。
策德拉格象解劝似地走到奥默尔跟前，对他耳语了几句。奥默尔不吭声了，象是在思索刚刚听到的话，装作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样子，重又向窗外瞻望。
佩斯科夫斯基心里想：“……不，他并非装腔作势，也不是故作英雄姿态……他有信念。这就加倍危险。刚才，他亲眼看见拒不交枪的官兵被打死。他把他们当作英雄，想替他们报仇。策德拉格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他对他有多大权威？策德拉格不希望发生口角吗？可是，为什么当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说‘您在监视我’这样的话？这就是说，他怀疑我……打算搞掉我，又不想自己染指。奥默尔是真的平息下来了，还是装相？”
“不，当战争哪怕有十万分之一获胜的希望时，谁也没有准许我投降。现在，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职责是要我们采取措施，保住８条性命。”
“施密特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里，有不少象……”
“您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我想，您很清楚，您已经没有权利不把话说完。”
“我从来没有不把话说完的习惯，”
奥默尔镇静、高声地答道，完全是一副习惯于让人听他演讲的腔调。“情况迫使我对您说，我指的就是象您这种人，指的就是准备叛卖元首－－还有德国的那些人。”
“您过于激动了，您井不清楚自己说的话的含义。”
“嘣、嘣、嘣”太阳穴里沉默多时的小锤子又敲了起来。
“如果我清楚呢？您真的有本事忘掉刚才您听到的话吗？”
“不，我不打算……”
大家都装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就没听到这场口角的样子。十分清楚，非得火并不可了，这种话是不能原谅的。但是，谁对、谁错呢？很难评断。生活中，有时事情原本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却说不出孰是孰非来……两人都对，两人都不对，让上帝为他们明断吧！
奥默尔难道不对吗？难道不是条顿骑士团骑士的热血在他心中沸腾？德国人难道不是从小就记得这样的话：“我将永远无愧于我的人民，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没有赋予我别的权利！”如果照施密特的话去做，岂不是有这样的权利了？岂不是说，在一个德国成年男子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为了保全性命……可以忘掉一切？不，不应该这样，不能这样！让奥默尔开枪打死这个施密特吧！－－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施密特不象是个胆小鬼。他的话也自有其道理。难道人们没有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现在还甘愿一死，那不是太蠢了吗？……他们每个人多少次出生人死，谁知道飞机扔下的炸弹会掉在谁的头上，谁知道地雷躲在那里等着谁？现在去送死，那是大蠢了。施密特没让奥默尔开枪打美国人，就为了这个也应该好好感谢他。否则，大家肯定全完蛋，就象躲在离这不远的那栋楼房里的人一样，那些人大概也发誓不投降。可是，他们证明了什么呢？向谁证明呢？证明德国人会壮烈牺牲？难道这不是声言已为人所知的吗？证明相反的道理，如何光荣地、毫无愧色地保全生命，这倒还新鲜些。虽然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荣辱和有无愧色。军队已经瓦解，柏林不久就要陷落。还好，奥默尔没有开枪。不然８个人的性命全被断送。现在要死只死一个。生活中有时为雪耻必须付出代价，毫无办法。
蔡费德说了几句话，但对能不能起作用根本没抱任何希望：“也许，你们别逗趣了？我们干吗让敌人高兴，互相仇杀，浪费子弹呢？你们两个都有点儿火气。忘掉刚才说的话吧。奥默尔先生，您应当表示歉意……”
“顺便说一句，当我们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俄国人把凡是对胜利失去信心的同胞全部杀掉。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反对自己的国家。俄国人做得很对，所以他们现在才能兵临柏林城下，就象俄国话说的。他妈……”奥默尔破口大骂起来，他瞪着佩斯科夫斯基，清晰准确地说出了最后一个字。
佩斯科夫斯基慢慢地喝着最后几口酒。
他喝光了，放下瓶子，对蔡费德说道：“请您量好距离，下令吧。问问奥默尔先生有什么条件。”
奥默尔从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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