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默尔从手枪里把弹夹抽了出来。
“我有３粒子弹，我想，足够了。我们站在墙角。拿枪的手下垂，数到‘３’时开枪。如果放完第一枪我们还都站在原地，那就放下手，再等数到‘３’。”
佩斯科夫斯基在枪里留了３发子弹，其余几发随手扔到背后。了弹碰到墙壁，在地板上滚了起来。
“如果我来挑选裁判员，您不会反对吧？就让蔡费德先生发口令吧。”
“同意、”奥默尔沙哑地答道。他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练习，疾速振臂射击。他瞄准在墙上想象出的一个点，连续扣扳机。按照关于决斗的古老的迷信传说，他把粒子弹捏在左手心里暧着，免得卡壳。
两个对手之间的距离是13米。５个旁观者都退到墙边，有的人颇不以为然地喝着剩下的几口酒，有的人往窗外张望，看那里的美国人。
佩斯科夫斯基心中想：“现在，阿什拉菲老师教的东西全都要用上了。几乎不瞄准地射击迅速移动的目标。你应该设想一下他手的动作：甩起手臂，刹那间天然不动。他为了不让我先下手，绝不会瞄得很准。就是说，有一瞬间，他的手是不动的。我必须抓住这个空当开枪。我能打死他，可是我不把他打死。我把他的枪打掉。”
佩斯科夫斯基按照老习惯，把应该做的以及站到规定地方后该如何动作，都预先在心里演习了几遍。他知道自己至少有七分把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裁判员命令道：“准备！”他打量了一下两个对手。“枪放下。左面的光线比右面的好，请你们抓阄。”他捡起一粒叶夫格拉弗扔掉的子弹，那双手藏在背后，问佩斯科夫斯基：“请猜！
“子弹在左手。”
“猜对了。奥默尔先生，您靠窗户站。请交换位置。”
交换位置时，叶夫格拉弗注意到，对手的面色惨白，前额上的赤红瘢痕不见了。“他神经衰弱，手会颤抖的。很可惜，打掉他手中的枪要困难些。”
二人分别向两个角落走开，转过身来，相互瞧了一眼，又看看伙伴们，看看裁判员，忽然侧耳倾听起来。
街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又听到一阵马达的轰鸣。佩斯科夫斯基朝窗外望去，苏联坦克部队正开进广场。走在队首的军用吉普车上坐着一个宽肩膀的、幸运的年轻军官。人们把鲜花塞到他手里。几个美国士兵——有白人，也有黑人——忽地把他抱起，连连抛到空中。年轻军官束手无策地叫着。
裁判员下令了：“请各就各位！准备！1、2、3！”
奥默尔一扬胳膊，就在这一刹那，好象有人扯了一根看不见的线，夺掉他手中的枪，把它抛到一边去了。
奥默尔抓住自己的手腕，惊讶地看着手掌，他本来以为会看到血，可是并没看到。
“这枝枪不能再用了，”蔡费德说道，“手怎么样？”
“手不听使唤，挨了一下。我控制不住手。”
佩斯科夫斯基走了过来：“奥默尔先生，您还想打死我吗？我并非自找决斗，也不想危害奥林匹克冠军。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如果……”
叶夫格拉弗一面说，一面睨视坐在箱子上的策德拉格。
策德拉格把手伸到怀里，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用一一块报纸挡着向他瞄准。
叶夫格拉弗霍地转身面对策德拉格，就在这一瞬，枪响了，叶夫格拉弗向旁边一闪，子弹擦着太阳穴呼啸而过。
叶夫格拉弗开枪了，几乎没有瞄准。策德拉格从箱子上咕咚一声倒了下来。
“先生们，这是怎么回事？！”蔡费德惊叫起来。
“我不喜欢有人朝我后脑勺开枪，”佩斯科夫斯基说道，同时，在心里向阿里弗·阿什拉菲老师遥致谢意。
当天，即1945年4月的一天，傍晚时分，他在箱子堆后面找到了那只鲨鱼皮做的公文包，然后，便悄悄地离开了百货公司。
……
基洛瓦巴德市人民教育局副局长玛尔塔·佩斯科夫斯卡娅乘火车抵达巴库。她疾步穿过车站广场，向电车站走去。她忽然觉得自己不能等车。不能站着没事干。她走过到处布满碎砖头儿的街心公园林荫道，来到电话局大街，然后拐到列宁大街。现在，她可以闭着眼睛走到岸边。海风把里海上空被海水浸泡过的空气吹进城里，不习惯的人吸了这种空气会觉得头昏，而玛尔塔却怎么也呼吸不够。20多年前，她同阿尔谢尼来到巴库。从那时起，她便永远记住了海风的甘美味道……这就是那座灰色大楼，它差不多占了整整半个居民区。阿尔谢尼从这儿进去接受委任，她等着他。那时还没有这条林荫路。大海退出了多远啊！……要走得稍微慢一点儿，让心儿不要跳得那样快。
“尊敬的玛尔塔·阿尔贝托芙娜，我们请您来。是想告诉您。叶夫格拉弗一切都好，他很健康，并且问候您。”玛尔塔刚一进门，将军便对她说了这几句话。他笑了，想让母亲立刻明白，一切都好。“我们恭喜您得了一个孙子。”
“叶夫格拉弗在哪儿？他什么时候回来？”
“玛尔塔·阿尔贝托芙娜，所以请您来，还要告诉您：又让您儿子……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让这个想法帮助您和维罗尼卡，给你们以新的力量吧……”
玛尔塔无力地坐到椅子上，用手帕捂住了眼睛。
“请您不要这样。战争就要结束，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不是对所有的人。您还应当知道，我和我的莫斯科同行都为您的儿子感到骄傲，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我们信任他。如果需要转告些什么……”
“谢谢，请转告他：我一切都好，他的儿子取名叫阿尔谢尼，长得很象爷爷。”
“他知道这个，”将军打断说，“他也知道维罗尼卡搬到您那儿住了。”
“告诉叶夫格拉弗……让他多保重。”
“请允许我把一切都转告给他，只是除了这最后一句话。”将军笑着说道，“不必对他说这个了。老实说，我们也同样十分关心这一点。”
……
科泰·坎杰拉基在布达佩斯附近负伤，现在已经康复出院，登程还乡。火车好象因为长途跋涉而劳顿不堪，走得非常缓慢，使尽了最后的力气。科泰立在窗口，呼吸着那熟悉的温暖的空气，心中想：“平静一些，什么事也没发生嘛！这就要看见姆塔齐明达山了。怎么搞的，这样的山你看到的还少吗？没什么特别的。怎么，简直胡闹，干吗流眼泪，这可不好。我怎么认不出你了，大尉，也许你把力量都留在医院里了，喂，把头抬高一些！”
坎杰拉基悄悄地擦掉泪水。科泰的衣袋里放着普里莫什·乔班的照片。他知道，一定会有这么一夭，他找到朋友的亲人，请他们来，尽力让卢布尔雅那和斯洛文尼亚的人们都知道，普里莫什在什么地方牺牲的，怎样牺牲的。如果生了儿子，科泰一定给他取这个珍贵的名字。
……
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员斯塔尼斯拉夫·潘捷列耶夫少校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因为安努什卡·费诺根诺娃给他生了个女儿。
在整个战争期间，潘捷列耶夫今晚头一次喝醉了。
他很晚才回到宿舍，在桌子上发现了维罗尼卡拍来的贺电。他躺到床上，把两手枕在脑后，久久不能入睡。
……
伊利亚·里帕和他那个被打散了的连的残部渡过切尔那亚河，他妄想在天黑前甩掉别的部队和自己连队的人。
他的命运差一点儿又有了转机，他也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了：德国人在卡车里让给他一个位子，还允许他带一只箱子。
可是，还没走20公里，车就停了下来，让一个没戴军帽的秃头将军搭车。将军身旁是一辆翻了个儿的“奥贝尔”。
他们对里帕说了声：“外格！”——再见。
他慌了手脚，大声哭诉起来。这时，德国人干净利落地把他抬起来，扔到车外，接着箱子也扔了下来。
将军神气地上了车，抖了抖上衣，没向任何人道谢，戴上单眼镜，把车上的人仔细地打量了一番，态度十分冷漠。
“他使我想起了一个人，”里帕想道，“他很象一个人。”
里帕没有料到，这就是他认识的那个于尔根·阿申巴赫的父亲。
自然，里帕也无法猜到，这位戴单眼镜的将军抢了他的位子，然而却使他整整多活了５天。
那天傍晚，一架苏联强击机从小树林后面钻出来，跟上了这辆卡车。
阿申巴赫张开双臂成十字架状飞出车子，一头栽到地上，慢慢摔下，便再也不动了。只有那只挂在脖子上的单眼镜象钟摆一样摆了一会儿，然后，连它也停了下来。
第二章 归来
春天某日，刚刚下过的一阵雨，把莱茵河畔一个整洁的机场冲刷得干干净净，一架客机直冲云端。飞机盘旋一周，掠过教堂上空，微微晃动着双翼，教堂好象躬身作答。飞机向西北飞去。挺直了身的教堂渐渐从地平线上隐没。
一位37岁左右的乘客，戴着一副宽边角制眼镜，紧贴着舷窗张望。直到小城市郊在远处变得模糊不清，他才靠在沙发背上。
他看了身材矮小、周身圆滚滚的电台记者一眼，想起他刚才差一点儿没从驶向飞机的“大众牌”汽车上摔下去。记者身上缠绕着各种无线电器材的背带，这些器材不住地摇晃着。他用了很长时间手忙脚乱地摆脱这些负担。他终于可以站起身来了，于是便从架子上拿下一个很大的带套子的仪器；把象巧克力冰棍儿的麦克风放到嘴边，说道：
“我从飞往波恩的座机上报道。从签署投降和结束战争决议书①到今天，已经整整10周年了。今天的德国人对战争有什么想法，他们把哪些计划同和平联系起来，我请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历史学教授乌利里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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